概述
比較詩學是一門年輕而又極具生命力的學科。它始於清末的王國維，30年代得到初步的發展，80年代得以復興。在世紀之交，正是由於其學術視野上的多元性以及多層次的文化內涵，正吸附著大批海內外學者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著，並且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學研究的種種方法和觀點被廣泛運用到比較詩學的研究上，既豐富了比較詩學的研究方法，又更加貼近詩學的"人學"本質。
發展史
率先提出"美學的沉思"，並且把美學的研究引入比較文學的是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學派。以美學的視點對比較文學進行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它擺脫了法國學派以考據為主要手段、以國際間文學相互影響的具體史實為對象的舊模式，將比較文學重新界定為超越語言界限的文學研究，這是從影響研究到平行研究乃至跨學科研究的重大轉變。比較文學發展到比較詩學的必然性，內在地決定了美學的研究方法也必須靈活運用於比較詩學研究的領域，"美學的沉思"在新的時代、新的領域中產生了全新的意義和理念。其一，仍需繼承美國學派所倡導的美學的研究方法，對處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學理論進行全方位的比較研究，導出符合審美規律的共同的"文心"，該"文心"能夠概括和反映文學的普遍規律。與此同時，"求同"也是為了"見異"，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突現出中國文論的民族特色，給傳統文論注入新鮮血液，促使傳統文論向現代文論轉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體系。其二，"美學的沉思"不能在"詩藝層"止步，而應跨越文學規律的表層，縱深到"生存論"之領域，向人性之本回歸。20世紀美學的研究，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兩股思潮的影響下曲折地前進，特別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文主義思潮明顯占了上風。戰火中的硝煙、殘存的廢墟、動盪的社會環境以及生命無償的流逝，使飽受戰爭之苦的人們在重建新生活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頹廢、無奈、壓抑、變態等消極的心態占據著人類整個心靈殿堂，什麼是人、人為什麼要存在、人如何存在等一系列有關人類生存的問題始終縈繞於人們的頭腦之中，以關懷生存為己任的哲學思潮如存在主義驟然興起。到20世紀80年代，人文主義再次復興。面對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以及它帶來的巨大生產力，人們明顯感到人本身對技術、對物質力量的強烈依附性，人之本性在物慾的擠壓下，日益變形和分裂，潛藏於人之本質力量中的理性因素得到空前的加強，人文精神迅速滑落至谷底，社會生產出無數渺小的人。美學、文學等帶有藝術特質的感性學科，自覺地承擔起醫治人性裂變的重任，紛紛從形而上層轉向對人之生存、人之價值的關懷上，使人們能夠重新"詩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讓人裂解的心靈在詩的撫慰下得到完全癒合，最終走向審美解放之路，還人以自由的本質。
文學是人學，文論就必然帶有關懷人的生命與價值的深層意蘊。美學與文學相似，它的研究是以人與現實的審美關係為出發點，以研究人的審美意識、美感經驗的高級產品——藝術為主要對象的學科。通過美學的研究，我們更能全面的認識人心靈世界的複雜性、豐富性，更能充分展示人對真善美的終極追求。美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是不衝突的，他們不僅都以生存論為基礎，而且從本質上講，都是生存論的一種特殊類型。因此，在文學研究領域引入"美學的沉思"這一理念，符合了文學研究和美學研究的共同利益，是一種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的作法。比較詩學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主潮，堅持"美學的沉思"是當然之舉，然而又具有其顯著的特色——跨文化的視野。因而，以世界多元文化為背景，透視人們各具特色的生存狀態，在比較中尋找出共同的"人心"，總結出人類生存中的基本規律，這難道不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嗎？
所以，在比較詩學的研究中，"美學的沉思"顯現出二維結構：以多元的世界文化為背景，在詩藝層上開展中西詩學的比較研究，尋找共通的文學規律，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體系；以多元的世界文化為背景，在深層次進行人之生存問題的對比研究，使文化的價值在人的生存狀態中得到凝固和升華，還詩學以"人學"的本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