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夷館
歷史起源
《四夷館考 二卷》圖冊明代南京的國子監，是明朝初年全國的最高學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設立的。國子監除了本國的學生外，還有高麗（朝鮮半島）、日本、琉球（沖繩群島）和暹羅（泰國）等地留學生。明成祖朱棣奪得皇位後，遷都北京，把全部學生也帶了去京，在北京另建了一座國子監，南京的國子監便漸衰弱。明成祖雖把南京的國子監遷往北京，卻在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開辦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四夷館。
據《明史·職官三》卷記載：“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萬曆中，又增設暹羅（泰國）。”
四夷館在教學上，同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些相似，緬甸館和暹羅館都是聘洋人執教。緬甸館的外教雲清等六人執教緬文一直到老死。四夷館所教學生學習的外文，都是執教的老師把本國的詩歌和民間故事譯成漢字向學生教授，等學生熟記後再與外文對照最後才教學生學讀外文。比如學緬文的學生先學由雲清譯的一首緬甸詩歌：江岸秋風好送行，陽光陰雨幾時晴。馬蹄別入千山外，沙路雲開見日生。此詩朗朗上口，學生容易學背。背熟後與原文對照，再學讀原文時就容易多了。
用途
明朝為培養外交翻譯人員，設立四夷館，專門負責四夷往來文書的翻譯，並在此教習諸蕃語言文字。四夷館韃靼館是教習蒙古語言文字，培養與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務中的翻譯人材。
關於四夷館，西方學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學者本田實信；我國學者和希格等均認為是“翻譯處”或“翻譯局”。“四夷館是一所學習、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化的學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漢字“館”的含義為學校，所以‘四夷館’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亞洲研究院’”。“四夷館”是主管翻譯事務、兼培養“習譯”人材的“譯學”機構。四夷館置譯字生，教習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字，是為了培養了解諸夷歷史地理、夷情的翻譯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儲備翻譯人材，應急之用。
四夷館的研究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的《關於明四夷館》一文，就明朝設定四夷館的年代、設定原因、具體位置、四夷館的教師、生徒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田坂興道的《最近關於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紹了我國學者向達、羅振玉、西方學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學者山崎忠等六位學者有關“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論文目錄。
我國學者向達的《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瀛涯瑣志之二》一文，探討了王宗載《四夷館考》的編撰時間、內容、王宗載的生平等問題。張文德的《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一文，在向達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四夷館考》的資料來源和史料價值。
四夷館及韃靼館的設立與演變
明代，中原與周邊民族、國家間朝貢、貿易往來，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為了培養翻譯人材，明朝專門設定了四夷館。四夷館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材而官方設立的專門機構。主要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並教習周邊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
韃靼館是四夷館中負責翻譯明朝與蒙古的往來文書，兼培養通蒙漢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的機構。
四夷館在永樂五年初設時，分為八館，後增設兩館，計為十館。對此《大明會典》記載：“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增設暹羅館”。這一史料，清楚地記載了設定四夷館的年代及增設各館情況。
關於設定四夷館的具體位置問題，《明實錄》記載：“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神田喜一郎依據《燕都遊覽志》“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的記載和《大明一統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館隸焉”的記載，認為設立四夷館的場所應鄰接翰林院。並指出“長安左門外”和“玉河橋之西”是指同一地點。
四夷館設定之初屬翰林院。《明史》職官志記載“遂改隸太常”。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依據《大明會典》“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的記載，認為“弘治七年開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四夷館是事實。四夷館改屬太常寺是決不可能的問題，應該是《明史》職官志之誤”。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清代繼續明朝傳統，改“四夷館”為“四譯館”。《清史稿》記載：“順治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寺漢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設回回、緬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譯館入禮部，更名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一人攝之。”
劉迎勝師認為“四夷館改為四譯館是在順治元年”。清朝設館之初，八館中並無女真館和韃靼館。裁撤女真館是因為滿族人早已棄用女真字，但不設立韃靼館的原因尚不清楚。這也許與清初有不少滿人懂蒙古語有關。的人張文德認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書將女真館、韃靼館有關內容刪除，是與清朝的文字獄有關”。筆者認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書未記載女真、韃靼兩館之事，與當時設立八館時，未設女真、韃靼二館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