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21 年2 月在俄國波羅的海海軍要塞喀琅施塔得發生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武裝叛亂（俄羅斯史學界已對這次事件平反，不再稱其為叛亂）。組織者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白衛分子，並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利用蘇俄內戰期間由農村補充來的新水兵對餘糧收集制的不滿情緒，於1921年2 月28 日在喀琅施塔得煽起叛亂。提出建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企圖在蘇維埃的掩蓋下，恢復地主、資產階級政權。成立所謂“臨時革命委員會”，控制了該要塞的行政領導權以及兩艘主力艦和幾百門大炮，逮捕當地布爾什維克黨的幹部。俄共（布）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為平息叛亂採取了緊急措施。3 月2 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別戒嚴（當時正爆發彼得格勒工人罷工）。5 日重組第7 集團軍，由米·尼·圖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員，負責鎮壓叛亂。隨後召開的俄共（布）“十大”派出約300 名有軍事經驗的代表加強第7 團軍。經過激烈戰鬥，紅軍於3 月18 日晨占領了要塞，平定了叛亂。喀琅施塔得普通水兵被騙參加叛亂這一事實，反映了農民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不滿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動搖，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必須迅速制定新的經濟政策。
托洛茨基論喀琅施塔得叛亂
你關於1921年喀琅施塔得暴動的估價是根本不正確的。最好與最有犧牲精神的水兵早己完全從喀琅施塔得調走了，他們在前線與全國的地方蘇維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時留下來的是灰暗的一群，非常自負（‘我們是打喀琅施塔得來的’）卻無政治教育，也不準備為革命而犧牲的。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享有特權。暴動的目的是要獲得特權的糧食配給。水兵們擁有大炮與戰艦。俄國的乃至外國的一切反動派立即抓住了這個暴動。白俄僑民要求給暴動者以援助。這次暴動如果勝利，不管水兵們的頭腦中是如何想法，結果總只能帶來反革命的勝利。他們反映了落後農民對於工人敵視，反映了兵士或水兵對於‘市民’彼得堡的自大心情，又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紀律的仇恨。因此那個運動具有反革命性質。同時因為暴動者擁有要塞中的武器，他們是只能用武器來撲滅的。
----------------《致溫台林·湯馬斯的信》
（按：湯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選為德國共產黨的國會議員。1937年在美國，參加‘國際調查莫斯科審判委員會’，擔任委員。當時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問題，認為在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態度上，在蘇維埃政府鎮壓喀琅施塔得暴動問題上，以及在內戰中它對付烏克蘭獨立的馬黑諾率領的隊伍這個事件上，證明出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並無不同之處。這封信便是托氏的回答——中譯者。）
玩弄喀琅施塔得的革命威望，乃是這次道地江湖術士式運動的特點之一，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派，自由派，反動派企圖把事情說成這個樣子，仿佛在1921年初，布爾什維克派用武力對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而正是這些水兵曾經保證了十月革命之勝利的。接踵而來的全部虛假，就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誰如想弄明白這些謊話，首先應讀一下J·G·賴艾脫同志的文章（登載於1938年二月的《新國際》）。
這恰好便是喀琅施塔得提出的那個口號的意義。那個口號是：‘擁護沒有共產黨人的蘇維埃’。立即出來抓住這個口號的不僅有社會革命黨人，而且有自由資產階級。那個頗有遠見的資本家代表，這個米留可夫教授，懂得：如果蘇維埃脫離了布爾什維克派的領導，那么蘇維埃本身就會在短期內被摧毀的。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人統治俄國蘇維埃那個時期的經驗，以及更加清楚的，德國和奧地利蘇維埃受社會民主黨人統治的那一個時期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社會革命黨人與無政府主義派聯合控制的蘇維埃，只能起那由無產階級專政過渡到資本主義復辟去的橋樑作用。不管這些蘇維埃的參加者抱著怎樣的‘思想’卻總不能起別的作用。喀琅施塔得暴動因此具有反革命性質。
或者，將新經濟政策的法令通知一下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也許就足以安撫他們了吧？幻想！暴動者沒有一個意識分明的政綱，由於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然，他們也不能有這樣的政綱。他們自己並不清楚懂得他們的父兄所需要的首先是自由貿易。他們不滿，困惑，但是他們看不見出路。那些比較自覺的份子，亦即那些右派的份子，在幕後活動，則是要復辟資產階級制度。但他們不會大聲說出這句話。‘左翼’份子要求取消紀律，要求‘自由的蘇維埃’與比較好的配給。新經濟政策這個制度只能逐漸安撫農民，然後，再去安撫軍隊中與艦隊中那些不滿的人。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時間和經驗。
-----------------《對於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叫囂── 一條由痛罵者所組成的‘人民陣線’》
在我到烏拉爾去之前，曾經到過彼得格勒，向水兵共產黨員大會發表演說。大會的一般精神給了我一個非常不好的印象。這些水兵，花花公子式的，吃得好好的，徒有共產黨員的虛名，如果和當時的工人與紅軍兵士相比，他們給人以一種寄生者的印象。
在鎮壓中是否造成了任何不必要的受害者，我不知道。在這一方面（即不會濫殺無辜——中譯者），我比之於那些晚出的批評家們，對捷爾任斯基有更多的信任。因為缺乏材料，我現在不能（後天地）來確定究竟誰應該處罰與怎樣處罰。維多綏奇在這方面的結論——根據第三手材料而作的結論——在我看來並無價值。不過我願意承認：內戰不是一所人道主義的學校。理想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老是指控革命做出了許多‘過火行為’。但要點在於：‘過火行為’是從革命的本質面來，革命本身是歷史的一件‘過火行為’。誰如果不願見‘過火行為’那他就會在這個基礎上，排斥（在小小的文章中排斥）一般的革命。我不排斥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我為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一事負起全部責任。
------------------《再論喀琅施塔得的鎮壓》
十月革命的第一炮
喀琅施塔得叛亂的象徵意義大於其實際意義，這次事件在布爾什維克看來無疑是一場悲劇，而在其反對勢力看來則象徵著布爾什維克的失敗，這在於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十月革命中極為特殊的地位。
1917年俄國革命普遍得到了俄國水兵的大力支持。 事實上， 早在1905，俄國黑海艦隊戰列艦波特馬金號號的水手就發生過起義。 1906的維亞普里革命中，起義水兵控制了赫爾辛基附近的許多岸防工事和要塞，但是在仍然對沙皇政府效忠的波羅的海艦隊猛烈轟炸下， 起義被鎮壓。
而喀琅施塔得海軍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喀琅施塔得要塞位於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1917年2月，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水兵爆發起義，3月分布在其他基地的整個波羅的海艦隊水兵起義。11月7日，波羅的海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發出了十月革命開始的信號。而這發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戰艦，正是從喀琅施塔得基地開出的。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其中1/10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員，曾被蘇共領導人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和驕傲”，譽為“紅色海軍”。
面臨崩潰的國民經濟
內戰結束後，蘇俄迫切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然而蘇維埃中央卻採取了空想的態度，將戰爭時期遺留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作為發展戰略。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後，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製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特別是餘糧收集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徵收的不僅僅是餘糧，必需的口糧和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徵收，嚴重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
戰時共產主義無視俄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採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到1920年底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如餘糧收集制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有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等，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當時俄國社會能夠容納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的下降。
1920年，托洛茨基從烏拉爾地區考查，得出結果，戰時共產主義必須終止，必須用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必須恢復市場。考查歸來，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新經濟政策的雛形。然而，這一思想被否定。
接下來，蘇維埃開始掀起長時間的工會問題論戰，無視俄國社會的形勢發展。而此時，即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發農民起義，工人罷工。動亂再也無法制止。
叛亂爆發
同年，列寧格勒的城市工人由於食品不足而舉行罷工和示威，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水兵們同情工人，毅然出面組建臨時革命委員會，於1921年2月28日發動“叛亂”。他們在3月2日的集會上譴責共產黨血腥毀滅的三年。要求舉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選舉，要求言論自由，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貿易限制，手工業和小工業自由發展，不得限制農民蓄養牲畜，等等。
他們在呼籲書上說，十月革命是在權利和自由的口號下取得的，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一黨獨攬大權，把專政的機器凌駕在其它社會主義政黨頭上、凌駕到工農兵頭上，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一共兩萬六千水兵，其中兩千六百黨員，那種情況下有九百人退黨，就等著俄共(布)十大召開，等著列寧表態。
水兵的要求首先表達了對蘇維埃的嚴重不滿，其次宣布了對恢復農村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要求，包含著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表明這是一次農民性質的起義。
叛亂的緣由
引至《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 作 者：[俄]尤里·葉梅利亞諾夫 出 版：譯林出版社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內幕使人可作這樣的推測，水兵們鬧事是受人挑撥的。引起喀琅施塔得叛亂的糧食上的困難是人為地製造的，在暴亂前幾天，水兵開始提出完全正當的要求，而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報》上發表了《胡搞》一文，指責喀琅施塔得駐防軍進行反革命活動。許多人認為，這篇文章起了暴動的起爆器的作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動開始前的兩個星期，巴黎的三家報紙就作了預告。與此同時，以危言聳聽出名的季諾維也夫，這一次卻沒有敲警鐘。看來有人竭力想事先告訴全世界關於暴動的事，甚至趕在它的主要參加者下決心之前這樣做。
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喀琅施塔得叛亂是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挑動的，目的是為了把代表大會的注意力轉移到新的尖銳問題上，迫使托洛茨基離開莫斯科前去解決。應該說，從1917年10月列寧譴責他的“工賊行為”後，季諾維也夫已不被列為有影響的國務活動家。從1919年3月到1921年3月，他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工會問題爭論”的過程中，他起勁地捍衛列寧的綱領。他的努力得到了酬報：十大後季諾維也夫進入了政治局。到這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復了革命前他們在黨的領導集團中的地位。列寧患病期間，季諾維也夫曾代替列寧在黨代表大會上作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而加米涅夫則接替他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並不是偶然的。
在不排除季諾維也夫在挑起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上所起的作用的同時，不能只以此來解釋發生的事件。那個給伊里亞·布里坦寫信的人肯定地說，托洛茨基本人也害怕在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的搏鬥，意識到將會有很多代表跟著列寧走。也可能托洛茨基還沒有為依靠黨內會跟他走的那部分人奪取國家政權做好準備。由於這些原因，托洛茨基可能樂意進行幕後交易。在叛亂前，托洛茨基在美國認識的一些美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出現在喀琅施塔得，這會使人覺得托洛茨基可能插手了挑起叛亂的事，目的是為了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的冠冕堂皇的藉口離開代表大會，扔下自己的支持者。而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水兵和鎮壓他們的叛亂的紅軍戰士當中一些人卻為這些政治投機犧牲了生命。
引自《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列昂尼德·姆列欽 著
在喀琅施塔得叛亂期間，報刊上刊登了題為“新的白衛軍陰謀”的政府通告，其中說喀琅施塔得事件“無疑是由法國反間諜機關搞的”。然而這是謊言，是為了鎮壓而找的藉口。
當時的命令是這樣的：“要無情地鎮壓叛亂者，無需任何憐憫之心，槍殺他們，俘虜也包括在內。”未來的元帥留哈切夫斯基發出命令：“不遲於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氣彈向戰列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發起攻擊。”（1921年2月28日，“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的全體艦員大會引發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叛亂。叛亂雖然很快被平息，但是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對海軍長期的肅反和冷落。）不要以為,黨的最高層領導不知道事件的真實情況。當時負責調查喀琅施塔得形勢的是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的特派全權代表雅科夫·紹洛維奇·阿格拉諾夫。這是一個著名的“契卡”人員,列寧對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諾夫曾寫了一份秘密報告,其中說:“喀琅施塔得的運動是自發產生的，這是水手和工人民眾無組織的暴動。偵查的結果是沒有發現任何指揮人員中的反革命組織或者協約國的間諜在叛亂發生前進行了什麼工作。事件的整個過程說明沒有此種可能性……”
平息叛亂
面對這種形勢，列寧在派加里寧作為政府特使前往勸說水兵停止叛亂無效後，決定採取武力鎮壓措施。他說，“我要讓你們幾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並立即派後來成為蘇聯紅軍中最年輕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元帥屠哈切夫斯基率領8萬紅軍前往鎮壓。隨後陸海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戰。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琅施塔得。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樣，一個一個地擊斃。果然水兵沒有一個願意放下武器。圖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轟擊喀琅施塔得，最後在契卡（cheka——全俄肅反委員會）部隊趕赴現場後，水兵“叛亂”終於被徹底壓下去。
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堅決，使大約一萬紅軍被打死、致殘或失蹤。連托落茨基也驚呼從未見過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亂者。而喀琅施塔水兵隊伍約有26000人，沒有一個人投降。被俘的人，少數人經審判後被處決，大多數人未經審判就被處決或被送入契卡集中營。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激烈反抗行為也深深震撼了列寧。3月15日，他立即召開了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宣布停止執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努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撫慰人民不滿，保住蘇維埃政權。同時，派出約300 名有軍事經驗的代表加強第7 團軍。
經過激烈戰鬥，紅軍於3 月18 日晨占領了要塞，平定了叛亂。最後兩萬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蘭，處決兩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內控。二戰以後史達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捕捉回來，關到集中營里去。
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布的材料，海軍中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 的黨員宣布中立。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
久拖不決的新經濟政策終於得到實行，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徵收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稅，超過稅額的餘糧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1922年 ，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僱傭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 ，蘇維埃政權通過關於交換的法令，宣布實行產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 年11 月 ，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繫，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受到廣大人民 ，特別是農民的歡迎 ， 使1921 年的危機迅速得到克服 。
增補
1921年3月，托洛茨基親自擔任了鎮壓水兵叛亂的總指揮。正如他在紅軍中實行殘酷的“十一法”所招來的非議，對水兵的鎮壓使他一直遭受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指責，這些文章都帶有自我辯解的色彩。
隨著蘇聯解體，其官方檔案解禁，以及一直以來不斷出現的關於這次事件的回憶錄的出現，這次事件的話語權也就不可能再被壟斷，事件的真實面目將浮出水面。
關於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資料目前已彙編成《喀琅施塔得·1921》資料集
1939年IsaacDonLevine將WhittakerChambers介紹給華爾特-克里維茨基，華爾特問"蘇聯政府是不是法西斯政府?"Chambers回答,"你說對了，喀琅施塔得正是它轉變的一刻。"他接著說:“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們曾從艦上給他們支援，使得他們能奪得彼得格勒，他們的援手左右了一切……他們也是第一批認識到錯誤並試圖糾正它的共產主義者，當他們看到共產主義就是恐怖和暴政的代名詞時，他們發出呼喊要推翻這個政府並一度使它動搖。他們被戰爭委員托洛茨基和圖哈切夫斯基（他們自己也是之後死於非命者）帶領的共產軍隊血腥地毀滅了，活著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充當奴隸，這就是他們當初挽救的政權。”
克里維茨基表示通過毀滅水兵，以及為此採用的冷血手段，共產主義作出了從仁慈的社會主義主張變為邪惡的法西斯主義的選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