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唐有壬（1893－1935）字壽田，湖南瀏陽人，為唐才常之子。
早期經歷
唐有壬（1894－1935），湖南瀏陽人，為“維新派”唐才常的次子。他天賦聰穎，多才多藝，少時就讀於湖南長沙高等實業學堂，所寫論文，才氣磅礴，大為其師歐陽鼒所讚賞，常把他的課藝，發給同班傳誦，以資觀摩。又從名琴師周姓學七弦琴，心領神會，頗能探其旨竅，所奏《高山流水》等名曲，雖未便許為高手，而指波弦雨，一曲彈來，亦足使人心恬意遠。報人羅敦偉就說過：“湖南瀏陽是出產古琴名手的地方，有壬雖不算名手，七弦琴的修養的確不壞，有時候我們閒著無事，他和某小姐搬出一對雌雄琴，兩個合奏一曲《空山憶故人》，我躺在沙發上一旁欣賞，仿佛萬籟俱寂一塵不染，空谷傳音，淒淒切切，的確是人間最幽靜的享受。”1913年，唐有壬以烈士遺裔，資送日本深造，畢業於東京慶應大學理財科。唐有壬的哥哥唐圭良，弟弟唐卜年，兄弟三人，皆留學日本。唐圭良習軍事，唐有壬、唐卜年習政經（政治、經濟）。
1919年歸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參加《現代評論》派，與顧孟余、王世傑等往還，撰寫了數十篇文章，涉及經濟、關稅、教育、國際關係等方面，成為此中健將。1927年秋，應張公權之聘，任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其後參加實際政治，則由於顧孟余之故，而受知於汪精衛；又由汪精衛之故，而受知於蔣介石。1934年2月，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當時中日外交形勢緊張，汪精衛自兼外交部長，外交部實際上的“部務”，是唐有壬一身擔當。說實在的，那時的外交部，如果能對付得日本的使領人員，也算是“公務”辦了一大半。唐有壬自恃是一個“日本通”，加上一批在搞特務工作的日本朋友，遠在他搞《現代評論》時，就常常寫些關於“日本問題”什麼，至於“中日提攜”什麼之類的文章；當然，這也是他蒙受汪精衛器識的一大因素。
漢奸歲月
在此期間，辦理對日外交，任何能手均難自脫於“親日”之嫌，唐有壬自不例外，被人視為親日分子。有次會議中，蔣介石出席，於討論華北撤兵問題時，蔣介石說：“你們都在責備行政院，而不知撤與不撤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許可權，非行政院所能作主。”這一番話，給行政院解脫不少。事後唐有壬語人，他從那一天起才鬆一口氣。羅敦偉在《五十年回憶錄》中為其狡辯說：“唐有壬，他是當日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長兼外交次長，其人絕頂聰明，才識卓絕，而且年富力強，勇於負責。對於日本的政治十分通達，非一般所謂日本通可能望其項背。支持中央的立場，真任勞任怨。我和他來往很多，我知到他內心的苦痛，但是他為著國家的前途，為著政府的決策，為著他良心上對國家的貢獻，他不得不作一個反派人物。不幸的是他卒至以身殉國，而且蒙親日派的罪名為愛國志士所刺殺，何人刺殺他，至今沒有人知道。可是說他為政治犧牲則毫無問題。”
唐有壬的老同事，原任中國銀行司庫，後應梅蘭芳之邀隨同去美作為劇團經理的黃子美，精諳相術，言必有中，人稱黃鐵口，曾於1935年11月初力勸唐有壬，急流勇退，並明白地指出當前環境對他太不利，其“山根”整個塌陷，更屬凶多吉少。唐有壬似亦有所預感，表示很想出洋，但因職務不易辭卸，不知如何是好。黃子美說：“環境也許可以改變，生成的相格卻無法改造，即使你辭得掉，至少還得患上一場大病哩！”又唐有壬遇害前剛於十二月改任交通部常務次長，因人在上海，故未到職。照說，他能離開外交部，擺脫一般抨擊，對他應是有利的。但萬萬沒想到就在12月25日下午五時他遇刺了。
遇刺經過
唐有壬住在上海法租界甘世東路，大門前有幾步石階，向內凹入，左右為房屋所掩，好似通天短徑一般，其對門及鄰居亦屬同樣格式。因此若有人站在門前，過路人非經側視，每易忽略。兇手為探明唐有壬的生活狀況及行動慣例，事先在其對門租下空屋，進行偵察工作。至於兇手是何方神聖，就如同羅敦偉所說：“何人刺殺他，至今沒有人知道。”但經過半個世紀之後，曾是“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負責人的陳有光終於道出整件暗殺的內幕，他在晚年發表的回憶文章說：“不出所料，下午六點鐘左右，唐由安寺路汪宅返回甘世路寓所。這時，隱蔽在唐寓隔壁汽車間（此房是‘鋤奸團’以重金租下以對付唐有壬的）的‘鋤奸團’成員劉鎮南、裘積玉見唐下了車，還未走到寓所的石階，便將唐槍擊致死。”
唐有壬遇刺時，蔣介石正在南京勵志社開會，接獲上海市長吳鐵城急電報告後，震悼異常，鏇指出所報行刺時間必定有誤。據蔣氏自言，他在五點時，突覺心頭跳動甚劇，預感不妙，有壬被刺，必在五點無疑。後經查明，果為五點，吳電所報時間失實。汪精衛雖於被刺（1935年11月1日）後對外聲稱已經出洋，其實此時仍留上海，住在醫院裡，聞此噩耗，愴痛亦深，乃將唐有壬生前所贈歐陽中鵠（歐陽予倩的祖父，唐才常的老師）寫給譚嗣同的手札及唐有壬來信印成一集，分贈友好，以資紀念。蔣氏則去上海親赴唐宅致唁，慰生吊死，更見隆重。於此可見唐有壬生前處於兩大之間，其個性依然存在，於蔣於汪，並不隨風而靡，故其死後，蔣汪同抱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