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華南師範大學教師]

唐昊
華南師範大學教師,多次在嶺南，北京等地方進行面對社會熱門時間與民眾展開話題。最新的三聚氰胺事件中，他又以客觀的，民生的態度進行了評價。

會議的內容大體是這樣的。

唐昊：廣東的奶粉為什麼在檢測上是合格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企業做的好，主要是因為我們很少生產奶粉。事實上奶粉這個行業是不賺錢的。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這種結構性問題並不是說通過一個事件的刺激，針對某一個具有針對性的問題就可以解決，結構性是一個什麼問題，一個關係到整個產業發展的戰略以及政治體制配套的問題。

唐昊

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段時間內針對某一個領域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在聽了正反兩方面後，我有這個印象。但是問題在於說，並不是我們對於這樣的問題，認為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解決起來很難，需要全面解決，我們索性就什麼都不做，事實上我們還是有很多應事的。三鹿奶粉事件我們不應該看成了事件，三鹿本身的問題，企業本身的問題，甚至是三聚氰氨參加到食品當中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是永遠也無法得到解決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思路，事實上奶品，奶業裡面還有很多東西沒有揭示出來的，我一向很少喝純牛奶，是喝優酪乳，因為抗生素問題。我們以三聚氰氨為支點，揭示更大問題的存在，這個工作遠遠沒有得到真正的進行。

主持人：唐昊教授，您是法學院的副教授，是否可以從法律的角度來為我們解讀下該事件？

　唐昊：在這個問題之外，我想談一下，事件的呈現和中間的因果關係就不談，想談直接的問題，法律方面是一個制度方面的核心問題。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大家對於問題本身的關注會忽視，關於公民本身一個自救問題，一個號稱有一千多道檢測的企業，它都是靠不住的，政府的監管部門，從全國質管局，最終都沒有檢出三聚氰氨，這是技術問題，但是政府監管很難到位的情況下，這個結果顯然發生，這個社會本身有沒有自救能力，有沒有發現問題的能力，如果說所有的食品安全也好，身體健康也好，這些包括從經濟到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好，完全依賴於政府監管，這個社會甚至了自我發展的能力。有媒體能夠把事件呈現在公眾面前，並且這種呈現沒有受到太大的，在傳播上達到了最大的效果。這樣的進步遠遠還不夠，公民社會成長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足以發現問題的程度，但是這個社會還沒有成長到足以解決問題的地步，我們可以把很多問題揭示出來，從華南虎到三鹿奶粉，我們都可以揭示出來，但是如何解決。解決這個事件，我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樣本，這就是公民本身的自救能力問題，這個自救能力不能培養，當我們關注下一個焦點的時候，還有誰會關注華南虎，當我們關注下一個焦點的時候，三鹿奶粉的事件可能又會被淡忘。這樣的事件正在慢慢的淡化出我們的關注的焦點。包括我們在這裡這么長的時間後，事件出現一個月後，我們才召開今天的論壇。雖然這是全國第一家召開。食品按照的問題會不斷的惡化下去，這是一個情況。我們要討論一下，為什麼會淡下去，有我們自身認識的問題，也有思維方式的問題，但是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在這個事件之後，我們需要對政府部門給予一個正面的評價，儘管質檢部門備受衝擊，或者有關人員負責任，那么所做的貢獻可以簡單的回顧，首先是追查責任，進行調查的最後，相關的責任官員是有落馬的，並且調查還沒有結束。奶粉的患兒給予全程的檢查，費用全包，這些都是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但是這樣的一種解決可能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後果，一方面這樣的介入，政府對問題的介入可能是遠遠不夠的，包括對相關責任人的追查可能是遠遠不夠的。另一方面政府對這事件的介入，可能對公民的全面，制約了公民的自救能力。對於媒體出格的報導，對於整個事件不規範，問題的追究形式，包括限制，很多記者都會說，媒體的環境不好。那么這一點對於公民社會的問題，了解事件的能力事實上已經造成了損害。如果是再一個公民社會比較成熟的，社會有自救能力的，三聚氰氨奶粉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情景，首先就是整個新聞媒體就會落峰而漲，但是我覺得國內的媒體做的遠遠不夠，另外大規模的集體訴訟發生，奶業協會本身進行改革新的標準的出台，等等這些情況制約了社會本身的自救能力，社會的自救能力無法培養出來的話，類似的事情還是會發生。對於公民這種通過訴訟獲得巨額賠償的渠道進行堵塞的，公民不能從這個事件中獲得進步的力量。
主持人：通過這個事件我們可以得到很多啟發，請唐教授為我們談下對於此事件您自己得到的啟發？

唐昊：關於奶粉事件，很多的記者和協會的朋友，都談大一點，就是關於產量的問題，廣東只能生產液態奶，奶粉可能由於中間環節或者由於上游的成本過高。對於奶粉來講，我們的供給國內消費者的場頻和供給奧運會、香港和出口的產品，質量有很大的不同，在國外的產品質量，會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這意味著整個奶製品的行業有利潤空間可圖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可以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無非是損害消費者的成本，損害消費者的成本更低。損害消費者的成品在國內會更低？就是上游企業不會與下游產業進行討價討價。事實上在這種層面是受到阻塞的，上游產業與下游產業表面看起來是經濟問題，實際上可能是制度環節的問題。所以我們談到經濟體制改革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的滯後導致發展緩慢的問題。在這種狀況之下，對於政府來講，對於企業來講，對消費者，對公民社會來講，需要做的工作可能要很多，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事件的本身淡出公眾。事實上對於公民社會本身來將，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媒體，這是公眾意見凝結的平台，同時也是形成公民社會精神力量的一個最重要的平台，在這裡，我想對整個產業鏈進行繼續的報導，披露更多的細節，可能是公眾認識的必經階段，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把責任歸於企業。對於整個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講，需要更多的論壇，把這樣的討論引向深入，包括我們珠江論壇以法學角度，可能會說出很多公眾平常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來得及思考的領域，這個也在無形中擴展了公民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推動企業和政府負上各自的責任，包括企業本身對於食品的社會責任，食品安全是社會對於企業的底線性的要求，這一點應該成為一個全面警醒的時機。

主持人：很多時候監管部門會談到，檢測三聚氰氨的成本過高。是否這樣的理由也成為了造成此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唐昊：的監管部門經常說到，檢測三聚氰氨的成本過高，但是我們對於這樣的成本不支付的，可能社會也好，企業也好，還有政府本身的公信力會付出更大的成本。使我們公民本身的自救能力進一步的提高，因為事件倒退十年前的話，可能這些事件都是出現的，或者很快就被消解，引起不了我們大規模的討論，我們從無認識能力，到現在的認識能力，應該說是一種進步，所以下一步應該繼續進步。這個需要努力的民眾是公眾本身包括在座的每一個公民，我們不能說把事件停留在三聚氰氨的事件，伊利說買一送一了，我們就買了兩箱牛奶回來，我們不能從這個層面參與事件，我們應該做更多的功夫。由公民推動社會進步，這是國家最常規的途徑，我們回想歷史的事件，美國也好，西方國家也好。也就是說，在進步的運動，僅僅數十年的時間，如果公民社會的能力被培養出來了，我們解決問題的時間可能僅僅是一代人的時間，這是我的看法。

是的，對於我們這一帶更注重與創新的年輕人來說，已經很難以客觀的手法看到社會的本質。

讓我們來接近唐昊，聽他講講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