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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據文獻記載，唐圜丘初建於隋，唐代沿用了近300年，比北京天壇早一千多年，是全國保留下來的唯一一處早於清代的圜丘遺址。《舊唐書》記載說“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明德門是唐長安廓城南牆正門，其遺址曾發掘過，圜丘遺址在明德門遺址東950米處，約合唐代的二里，與文獻記載相符。唐圜丘遺址發掘面積4800平方米。圜丘遺址高出現代地面8米，發掘顯示，圜丘為4層圓壇，第一層（最底層）圓壇面徑約54米，第二層面徑約40米，第三層面徑約29米，第4層（頂層）面徑約20米，各層層高1．5—2．3米不等，每層圓壇都設有12個上台的階梯通道，稱為陛。12陛均勻地分布在圓壇四周，可能是反映天上十二個方位，唐代文獻是以十二辰稱呼陛的，即子陛、醜陛、寅陛、卯陛、辰陛、巳陛、午陛、未陛、申陛、酉陛、戌陛、亥陛，子、午、卯、酉陛又稱北、南、東、西陛，發掘表明，午陛（南陛）比其它十一陛要寬，應為皇帝登壇的階道。唐代圜丘的築造方式很特別：整個壇體沒有一磚一石。全部素土夯築，台壁和台面均用黃泥抹平，所有外露部分又都抹上了一層和有穀殼、秸稈的白灰面，白灰面厚0．4—1．1厘米，外觀潔白神聖、質樸大方，自唐高宗至昭宗近三百年間，唐代17位皇帝都親自在這個圜丘上進行過祭天活動，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禮儀建築，唐人採用如此簡單樸素的築造方式出乎我們的想像。
“天子祭天”的禮儀源於西周，而專門建壇應是西漢開始的，從文獻上看，漢代“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圜丘為八陛，北周“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可見北周的圜丘已變為12陛，隋唐圜丘12陛的制式應是繼承了北周的傳統。
在我國歷史上，祀天禮儀對維護皇權統治，增加民族凝聚力，維繫國泰民安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天壇比北京明清天壇早1000多年，北京天壇圜丘是清乾隆年間在明和清初圜丘的基礎上改建的。中國社科院文物專家安家瑤指出，和北京的天壇相比，西安的唐天壇更具有價值，北京天壇只有5．4米高，西安天壇高8米，北京天壇只在四面有台階，西安天壇12面都有台階，更符合周禮禮治。
唐天壇，即隋唐圜丘。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西安市南郊陝西師範大學南側。始建於隋代，是唐代皇帝祭天之處。1999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瑤研究員主持發掘出土，整體較為完好。圜丘為四層圓壇白灰抹面。每層圓壇都設有十二陛(即上台的階道)，均勻地分布在圓壇四周，呈十二辰分布。午陛(即南階)比其餘十一陛寬，是皇帝登壇的階道。自唐高祖到昭宗近300年間，17位皇帝包括武則天都親自在這個圜丘上進行過祭天活動。唐以後圜丘廢棄，壇體保留至今。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禮儀建築，比北京天壇早1000多年。
唐天壇自發掘出土後，一直未能公開展示。天壇遺址處於城中村包圍之中，村民的自建房緊貼圜丘，不可能不對遺址產生不良影響。去年某媒體曾經披露，天壇遺址周圍被生活垃圾擁塞，文保環境相對惡劣。訊息見報後，相關部門對遺址進行了清理整頓，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西安是我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座古都，尤以盛唐文明享譽天下。近年來，西安確立了唐皇城復原規劃，並以“走進歷史，感受人文”、體現盛唐文化作為城市建設發展的主線，成就了一批如大雁塔景區、大唐芙蓉園等全國知名的唐文化體驗區。目前又在緊鑼密鼓地實施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的建設保護工程，可以說，凸現盛唐文明，是西安未來成就城市歷史文化特色、成為全球華人精神祠堂的正確道路。
唐天壇，是唐王朝近三百年里的皇家祭天之處，其象徵意義和歷史地位非同一般。今天，當我們翻閱《新、舊唐書》及其它一些文獻資料時，關於皇帝南郊祭天的相關記載非常之多。由於封建王朝祭祀昊天上帝的行為屬於最高規格的禮儀活動，因此天壇在皇家禮制建築中的地位相應也極其重要。
當前，在西安大舉塑造以盛唐文化為主軸的城市建設大潮中，絕不能再讓唐天壇這樣默默無聞地隱匿於市井宅肆之中了，筆者強烈呼籲政府有關部門，在全面推進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儘早將唐天壇周圍城中村的拆遷工作提上日程表，還唐天壇這一神聖建築的本來面目，還西安人民和全球華人一個追古懷遠、感知人文的好去處。
天壇周邊拆遷後，可以將北至陝師大，南至曲江會展中心，西至長安路，東至翠華路以西區域闢為天壇遺址公園，廣植樹木花草，形成城市綠島，進一步提升電視塔、長延堡板塊的價值。城中村拆遷改造和公園建設可效仿曲江模式，在非遺址核心區吸引投資商開發地產。此區域毗鄰會展中心和曲江新區，發展潛力巨大。
若能儘早辦好這件事，天壇遺址保護展示、城中村拆遷改造和安置、會展中心、電視塔周邊地產板塊的精品化發展等等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一舉多得，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