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和平共處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В.И.列寧首先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係方面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思想。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已經論證，由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28卷,第75頁）。全世界向社會主義過渡將經歷整整一個歷史時期，因此這兩種社會制度將在長時間內同時存在。這樣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包括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問題。
和平共處無產階級在武裝奪取政權,打敗國內外敵人以後,為了贏得和平的國際環境，鞏固自己的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通過談判和其他方式解決爭端，建立、發展外交和經濟合作等關係，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所以蘇俄從1922年熱那亞會議起就開始同歐亞一些國家談判，推行和平共處政策。當時蘇俄已經爭得同資本主義列強共處的條件，本身沒有什麼“障礙”，而這些強國經過同蘇俄一番武力較量之後，為了本身的利益，也被迫逐漸接受和平共處，在貿易上和外交上同蘇維埃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因而爭取和平共處的實現也是可能的。
社會主義國家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有原則的基本方針。列寧當時已經提出一切國家平等、自主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它是針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並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指導下提出來的。在被壓迫、被侵略國家和壓迫、侵略國家之間談不上和平共處；它也不意味著放棄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
30年代在歐洲和遠東形成兩個戰爭策源地以後，為了制止戰爭,維護和平,蘇聯作出了爭取建立集體安全的重大決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反對共同敵人──法西斯侵略集團，蘇聯與美、英、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結成了反法西斯聯盟。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不僅在平時可以和平共處，而且在戰時還可以相互合作。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貫徹並在某些方面發展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思想。毛澤東主席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上的講話》中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畫。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爭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1954年 4月中、印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針對戰後仍存在的以強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壓貧等舊國際關係，把列寧首倡的和平共處的政策思想加以高度概括，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同年 6月，中印、中緬總理的聯合聲明重申五項原則，並確認五項原則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1955年 4月，周恩來總理在有29國參加的亞非會議上提出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應“求大同存小異”的主張，在與會各國共同努力之下，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實際上是上述五項原則的引伸和具體化。
中印、中緬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的產物，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這些原則經受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它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並在實際上已被國際上公認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它不僅適用於指導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指導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歷史充分證明，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如果能夠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可以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友好的關係；如果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侵犯他國領土和主權，干涉他國內政，損人利己，那么，即使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也可能引起尖銳對抗，甚至發生衝突。國際關係發展歷史證明，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只有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才能維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只有世界各國在相互關係中都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局勢才能得到緩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維護。
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會上通過的亞非會議宣言寫入周恩來總理最早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原則：指各國應相互尊重國家固有的對內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獨立權，互相尊重國家的領土主權，不損害它國領土的完整性。
互不侵犯原則：各國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藉口進行侵略，不得以違反國際法的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侵犯他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得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是指國家間在相互關係中不應為實現本國利益而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手段干預他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
平等互利原則：是指各國應當彼此尊重，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不以損害他國利益的方法謀求任何特權和攫取本國的片面利益。
和平共處原則：是指各國應和平地同時存在，和平地交往合作並以和平方法解決彼此之間的各種國際爭端。
意義與作用
和平共處全面總結概括了當代國際間關係與交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其本身五個原則相互聯繫，以“相互尊重主權”為出發點，引申出各項原則；又以“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原則作為總目標，以其他原則為保障，從而形成了完善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體系，相互補充發展，具備了比單一原則更豐富全面的內容。
2．和平共處的意義在於：
（1）它具有國際強行法性質，對國際事務具有普遍約束指導作用
（2）它推動了國際法的發展，完善了國際法原則體系
（3）它為國與國交往合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行為準則
（4）它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基本準則
（5）它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武裝軍事干涉內政行動的重要理論依據和有效手段。
人類與和平共處
1961年7月，周恩來總理與訪華的金日成首相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上籤字後互換文本。
和平共處和平共處的概念是：彼此不發生軍事衝突而共存。但在21世紀要實現人類的和平共處這一目標是有困難的。因為當今世界上還存在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會
制度，所以，在這些不同的基礎上是少不了要發生利益衝突的，而這樣的利益衝突之結果便是軍事衝突。比如，美國發動的中東戰爭，幌子是維護和平，可是木頭都看得出來，美國的目的就是一種變相的利益掠奪.可是他要掠奪什麼呢?石油,這個不可再生又是世界少不得的能源.是的，美國並沒有明目張胆地去搶了人家的石油而不給錢，可是，經他這么一折騰，石油價格波動了，美國獲利了，於是他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變成了最大獲利者。
拋開這中東不談。美國為了維護其戰略利益，總是百般阻撓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發展。就台灣，陳水扁可能做夢都想美國是在真正的支持他，事實上呢，他錯了，美國的目的是利用台灣來遏制中國大陸的發展，這就好比在你家裡安了個內賊，於是你的很大精力便被這個內賊牽引了，又如何能夠遠行?----美國的這一戰略，是很毒的.而美國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是鞏固和維護自己的霸權。而這個霸權就更嚇人了，原因是光是霸權也就罷了，關鍵是已經形成了一個霸權主義。
而根據國際關係發展歷史證明，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而在21世紀這短短的一百年里，要讓美國消除這個霸權主義更是不現實的。
鄧小平在《和平共處原則具有強大生命力》中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式.只有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才能維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只有世界各國在相互關係中都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局勢才能得到緩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維護。"這裡的緩和和維護更是深刻地道出了和平共處的實質：表面上可是和平共處了，可內心的弦卻是繃著的。
所以，二十一世紀人類實現和平共處還需要繼續努力。
和平共處的嘗試
和平共處蘇聯對德國和平共處的嘗試
1935～1937年蘇聯對德政策除了採取集體安全政策之外，還嘗試著與德國和平共處，建立正常的政治關係，當時獨特的國際環境和蘇聯領導人矛盾的心理為後者的實行提供了條件。蘇聯對德國和平共處的嘗試最終失敗了，但這種嘗試干擾和削弱了蘇聯長期追求集體安全的努力，而且為以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拉開了序幕。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建立法西斯獨裁之後，德蘇關係迅速惡化，面對德國的威脅，傳統觀點認為，蘇聯奉行的是集體安全政策，希望通過聯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制止和挫敗法西斯侵略，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同時保衛蘇聯本國的安全。其實在蘇聯追求集體安全的同時，亦在不懈地努力與德國和平共處即追求自身安全。蘇聯對德和平共處的嘗試對以後蘇德關係的發展乃至整個國際形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希特勒上台之際，德國正受1929年世界性大危機的衝擊。這次危機對德國的打擊十分嚴重，希特勒雖仇恨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蘇聯，但為了恢復面臨崩潰的經濟，他也不願失去蘇聯這一巨大市場和原料產地。在希特勒授權下，德國經濟部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加強與蘇聯的經濟聯繫。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卡迪拉克被派往柏林，與德國進行貿易談判。1935年4月，雙方達成兩國間第一次貿易條約。德國貸款20億馬克給蘇聯，蘇聯5年之後償還，利息為2％。6月，施切特又提出進一步密切兩國經濟往來，準備向蘇聯提供一筆價值為100億馬克的貸款使蘇聯能夠購買德國的商品。作為交換，蘇聯向德國提供石油和其它原料，而且還暗示，隨著兩國經貿關係的擴大，兩國政治關係有望改善。據當時蘇聯駐德大使參贊，與德進行經濟談判的另一位代表謝爾蓋·貝松諾夫向莫斯科作的匯報：“在施切特看來，與蘇聯恢復友好關係是我國繁榮的保證。……施切特重申，……與蘇聯恢復友好關係是由希特勒批准而正在執行著。”
對於施切特的建議，卡迪拉克認為蘇聯應該接受這筆貸款，而李維諾夫則表示反對。他認為這是“德國用來破壞蘇法關係的計謀。”於是，卡迪拉克被通知不要討論新貸款。但是，在7月15日與施切特的會談中，卡迪拉克卻表示蘇聯政府願意接受新的貸款，不過有關談判要推遲至第一批貸款用完為止。此外，卡迪拉克明確表示希望能藉機改善兩國政治關係。對此，施切特的態度很冷淡。
卡迪拉克為何忽然提出改善兩國的政治關係？是按照政治局的命令行事，還是有自己的動機，這已無據可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卡迪拉克的來歷不小。據當時蘇聯駐柏林大使的新聞秘書哥奈金回憶：“卡迪拉克明顯地給我們一個印象，他從史達林個人那裡得到秘密的指示，並在與德國的經濟會談中享有特別權力。貿易代表們和外交工作人員都清楚，卡迪拉克很接近史達林……他不顧李維諾夫和他同事的反對，積極試圖在蘇聯和希特勒政府之間建立橋樑。”
卡迪拉克又憑什麼認為德國有與蘇聯發展政治關係的可能性呢？這反映了蘇聯國內對德政治形勢的一種分析。當時蘇聯部分高層領導人存有這樣的想法，由於德國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農作物減產，通貨膨脹，嚴重的食品短缺等問題已經促使納粹統治集團的分裂。包括軍界、工業界和政府高層的部分人開始反對希特勒採取的反蘇政策。受這一形勢的鼓舞，蘇聯希望通過擴大兩國經貿交流，藉助這部分反希特勒的勢力最終促使德國放棄反蘇政策。卡迪拉克無疑是這一政策的執行者。
施切特的冷淡態度並未使蘇聯灰心。1935年11月底，蘇聯駐德大使雅各布·蘇雷茲帶著政治局的新指示回到了柏林。任務有兩個：一是展開外交主動，試探德國國內是否存在反希特勒的反對派；二是蘇雷茲以駐德大使的身份，繼續尋求改善兩國政治關係的可能性。為此，蘇雷茲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會見了包括戈培爾、羅森伯格、伯魯姆伯格等主要納粹分子。經過廣泛接觸，蘇雷茲得出結論：“所有我接觸的德國官員都加強了我以前的想法，希特勒所制定的反對我們的計畫將保持不變。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不能指望任何重大的改變。……他們認為在目前，要軟化他們的反蘇政系，對我們來說唯一可以採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德國的急需與他們建立正常經濟聯繫，更確切地說是獲得我們的原料。”鑒於這一形勢，蘇雷茲認為“加強經濟聯繫對德蘇兩國都有利。……毫無疑問，經濟聯繫加強必將加強我們在德國的基礎。當目前的德國領導人由於以後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而被迫改變政策時將會使蘇聯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
李維諾夫接到蘇雷茲的報告十分不滿。他立即向史達林遞交了一份觀點完全相反的報告，強調蘇雷茲所期待的德國反蘇政策的轉變是不可期待的。李維諾夫還指出，他不反對與德國有經貿交往，因為停止經貿關係將會導致與德國斷交，這對我們是不利的。但他更指出：“在最近的將來，在改善兩國關係沒有希望的背景下，我認為把蘇聯的經濟政策完全被德國牽著走是錯誤的。”因此，李維諾夫提出把與德國的貸款金額限制在10～20億馬克是適當的。另外他還要求蘇聯的新聞機構展開反擊，駁斥德國輿論界對蘇聯的惡意攻擊。史達林似乎沒有支持李維諾夫，因為蘇雷茲回到柏林後，又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12月2日，蘇雷茲和貝松諾夫與德國外交部東方司主管羅丁格爾（Roediger）進行了會談。蘇雷茲詢問德方如何才能建立類似《拉巴洛條約》的事宜，貝松諾夫甚至提出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
對於蘇聯的主動，羅丁格爾一再表示自己是拉巴洛政策的忠誠支持者。但是蘇聯所有的建議還是被拒絕了。事後，貝松諾夫在向莫斯科提交的報告中肯定了德國內部存在希特勒的反對派。他們出於不同的原因對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特別感興趣，而且對於蘇聯不反對兩國關係正常化感到欣慰，這有助於他們在將來奪取政權。蘇雷茲同意這一結論。12月13日，他寫信給李維諾夫：“蘇德關係正常化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正成為德國高層領導議論的話題……德官方的反蘇政策正遭受批評。這些批評不僅來自國防軍、施切特和外交部而且還來自納粹黨本身的某些部門。對此，李維諾夫不以為然。他在19日給蘇雷茲的回信中說：“不管怎樣，我總有疑問……國防軍、工業家和希特勒身邊的一些人反對希特勒沒有什麼大驚小怪……這沒有絲毫新意。”
當蘇雷茲忙於與德國接觸時，卡迪拉克繼續與德方進行貿易談判。顯然他受到高層的指示，不顧李維諾夫的反對，表示蘇聯願意接受德國更多的貸款，大約50億馬克。蘇聯的態度十分積極。談判中德國曾要求蘇聯用黃金和其它硬通貨抵賠債務並禁止向蘇聯出口軍事設備，雙方吵得相當激烈，但最終雙方還是成功地達成妥協，眼看就要簽訂新的貸款協定。然而在1936年3月，德國突然出兵占領萊茵非軍事區，公然違背《凡爾賽和約》的領土條款，蘇聯斷然中止了與德國的經貿談判。
新貸款協定的破產，表明李維諾夫所倡導的集體安全政策取得暫時的勝利。但卡迪拉克和蘇雷茲三番五次不顧李維諾夫的反對，積極探求與德國改善關係，至少表明蘇聯最高決策層在考慮對德政策是猶疑不定，左右搖擺，有時甚至彼此矛盾。
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著力強調要與德國和解：“……儘管我們不追求貸款……我們沒有拒絕，現在也沒考慮要拒絕貿易建議。與其他國家發展經濟和貿易關係而不考慮這些國家暫時是處於哪派政治力量統治，這是符合蘇聯政府一貫政策的，我們認為這也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後來，莫洛托夫在回答記者詢問與德國恢復關係的可能性時，他這樣回答：“在德國公眾中，某些人對蘇聯有敵對態度，特別是德國領導人不斷重複反蘇的演講，但是公眾的主要傾向（能夠決定對蘇政策）認為改善蘇德關係是可能的。”與莫活托夫不同，史達林在接受美國記者羅伊·哈沃德採訪時，不時地提到蘇德間的對抗：“在我看來，存在兩個戰爭危險中心：一個是在遠東日本地區……；第二個危險地區是在德國……。到目前為止，遠東戰爭危險中心一直是最活躍的。然而，有可能從遠東轉移到歐洲。這種跡象從希特勒接受法國報刊採訪時表現出來。在那次採訪中，他努力去談和平，但是他的和平主義充滿了對法國和蘇聯的威脅。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新東西。”
蘇聯對德政策的搖擺，為德國提供了可乘之機。蘇德貿易談判雖由於德國占領萊茵非軍事區中斷，但德國人仍不斷提出要擴大蘇德貿易。施切特多次詢問卡迪拉克，什麼時候就貸款問題重開談判，但強調在貿易談判中可以不提阻礙雙方經貿發展的政治問題。蘇聯卻不這么認為。5月4日，卡迪拉克在宴請德國高級官員時明確提出，蘇聯認為施切特提出的進一步密切蘇德經濟關係是可行的，同時強調政治問題也肯定能用同種辦法解決。
為了加快與蘇聯重開談判，1936年5月，赫爾曼·戈林被任命為一個新的原料和商品交換部門的負責人，參加與卡迪拉克的經貿會談。5月13日，在他與卡迪拉克的會談中表示，他的任務就是要使蘇德關係更加密切，不僅是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也是如此。戈林認為加強政治關係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和擴大雙方的貿易關係……。戈林的講話被蘇聯看作是德國高層領導人有意改善兩國政治關係的暗示。於是卡迪拉克立即飛回莫斯科尋求指示。8月9日李維諾夫突然寫信給卡迪拉克，讓他轉告德國方面，如果德國允許蘇聯進口他們的軍用設備，蘇聯會重新考慮接受貸款的有關問題。
國際形勢的變化是蘇聯政府改變態度的根本原因。起初國際形勢對李維諾夫有利。4月，法國的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6月4日又組成了以社會黨人勃魯姆為總理的第一屆人民政府。這一變化增加了蘇聯對實現集體安全的信心，使蘇聯單方面改善對德關係變得不那么迫切。於是，政治局一拖就是幾個月沒有答覆德國的主動提議。可是到了1936年8月，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領導人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11月，德意法西斯國家建立反共產國際協定，共同用武力干涉西班牙內戰。這一系列事件使蘇德關係驟然緊張起來。面對德國國內愈演愈烈的反蘇宣傳，駐德大使蘇雷茲建議停止對德出口石油和其它各種原材料，並發布外交照會給予反擊，但蘇聯最終採取了克制的態度。因為當時蘇聯正從軍事和財政各方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國。這一舉動顯然違犯了國際上剛剛達成不久的不干涉條約，蘇聯與英法的關係緊張起來，此時蘇聯不願對德國採取強硬態度刺激希特勒，以免蘇德斷交，否則蘇聯將處於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處境，這對蘇聯的安全是極為不利的。
蘇聯的忍讓使德國更加有恃無恐，繼續引誘蘇聯簽訂新的貿易協定。整個1936年秋天，卡迪拉克與戈林、施切特圍繞新的貿易協定討價還價。蘇方要求德國撤消對蘇進口軍事和技術物資的禁令。施切特則希望蘇聯停止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援助，停止對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支持，停止包圍德國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如果蘇聯能做到這些，德國願意與蘇聯就政治問題進行談判。1937年1月8日，李維諾夫草擬了一份“口頭答覆”，經政治局批准，由卡迪拉克轉告施切特：“蘇聯政府不會反對現在與德國政府進行改善兩國關係的談判以維護和平。蘇聯政府也不拒絕派遣官方代表進行談判。如果德方堅持，蘇聯政府也同意保守秘密，不把我們最近或將來的會談公之於眾。”這一答覆是自1935年春天以來蘇聯對德國提出的第一個正式的政治提案。這表明蘇聯高級領導人認為改善蘇德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1月27日，蘇雷茲給克里斯廷斯基的信中寫道：“德國很可能在這一階段刪去對蘇政策中的不和諧音，原因在於德國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尚未做好戰爭準備。這迫使德國與其它國家包括蘇聯在內尋求妥協。”
蘇聯的答覆中之所以表示談判可以秘密進行，主要是考慮到法、捷兩國。蘇聯不想因自身與德國談判而影響與法、捷兩國的同盟關係。為了確保這一點，李維諾夫考慮到卡迪拉克缺乏外交經驗，建議蘇雷茲也參加對德國的會談。施切特表示可以接受這一答覆，但表示他“不傾向於舉行秘密會談”，提出應該進行公開談判。李維諾夫分析其中原因：德國正準備從英法尋求經濟援助，德國是想利用公開的蘇德談判作為砝碼，迫使英法讓步。於是，李維諾夫急忙通知蘇雷茲：與德國談判可以，但有一個條件即有關談判的一切事宜必須通知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蘇聯的建議很快呈送給希特勒，但被希特勒拒絕。3月21日，施切特通知蘇雷茲：“他看不到改善兩國關係的前景。”至此，蘇聯謀求與德和平共處，改善兩國政治關係的嘗試最後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