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周鯁生周鯁生(1889-1971)又名周覽，漢族，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1889年3月6日出身於一個貧寒的教書先生家庭。1900年（光緒26年），入譚延闓創設的湖南省立第一國小。因成績優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時年17歲的周鯁生獲公費留學資格，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政治經濟。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同盟會。 辛亥革命前回國，參加革命派的言論活動。1912年（民國元年）1月，譚延闓在漢口創刊《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周鯁生和李劍農共同編輯。1912年與皮宗石、楊端六、任凱南等創辦《漢口民國日報》。1913年與好友楊端六等在漢口創辦《民國日報》，並任編輯，抨擊軍閥專橫，反對袁世凱獨裁，因而報館在二次革命中被北京政府查封，編輯人員被通緝。他潛往上海，改名周鯁生。
周鯁生1921年周鯁生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法制經濟部主任。1922年，獲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其間，除了教學，他專心研究國際法及外交史。東南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2年後歷任省議會議員、湘軍總司令部秘書長、江西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同年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教學之餘，開始研究國際法和外交史,整理髮表了《不平等條約十講》等系列論文，力陳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的危害。1926年初,參與改組廣東大學為中山大學籌備的工作。北伐軍占領南京後，任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被革命委員會任為江西省政府主席。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1928年積極參與國立武漢大學的籌建。1929年9月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長。同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1936年7月任教務長。1939年赴美從事講學、研究活動並任舊金山國際聯盟組織中國團顧問。
1945年夏再度回國，擔任武漢大學校長（1945年7月--1949年8月）、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憲國民大會代表。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期間，廣攬賢才。抗戰勝利後克服重重困難，學校由四川樂山復員武昌珞珈山，恢復農學院，增設醫學院，使武大成為擁有文、法、理、工、農、醫的著名綜合大學 。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周鯁生離開樂山到珞珈山敦促修復校舍以及到南京籌款。1948年8月，武大18名學生被國民黨特刑庭傳訊，周大力支持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營救活 動，並親自出面營救。武漢解放前夕，堅決抵制白崇禧將武大遷往桂林的企圖，率領師生保產護校。1949年初,何應欽赴武漢請他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他當面謝絕。武漢解放前夕,他團結全校師生,粉碎了白崇禧勒令遷校的陰謀,號召全校員工團結聯防、互助應變、共渡難關。
新中國成立後，周鯁生繼續任武漢大學校長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他從事教育工作達30年之久，一貫主張教學育人，二者並重，常以“以日進不已之精神,做繼往開來之工作”勉勵學生。他的清高品格，為人欽佩。1950年以後離開了教學崗位，歷任外交部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名法學家李浩培回憶:“毛主席和周總理對周先生都很重視。重要的外交檔案，非經周先生提意見，周總理是不批發的。”1956年，這位老同盟會會員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鯁生塑像在武漢大學新法學院大樓落成。
周鯁生周鯁生畢生從事國際法之研究,主要著作有《國際法大綱》、《現代國際法問題》、《國際法新趨勢》、《國際法概論》、《近代歐洲外交史》、《近代國際政治小史》、《贏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現代英美國際法的思想動向》、《國際法》以及英文版“WINNING THEPEACE IN THE PACIFIC”等。其《國際法》一書，洋洋60萬言，將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列為國際法之基本原則，使傳統的國際法發生了質的變化，對維護世界各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是我國近代最為系統、最有權威的國際法著作。周鯁生認為，主權是國家具有的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對內和對外事物的最高權力。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周鯁生，原名周覽，1889年3月18日出生於湖南長沙的一個貧寒教書先生冢庭。他4歲喪母10歲喪父。幸其父生前深受家館東主蘇先烈(當時任長沙知府)的敬重，加上周覽幼時天資聰穎，深得蘇先烈的器重，才得以留在蘇家家館中繼續伴讀。無父無母、寄人籬下苦讀了三個春秋之後，13歲的孤兒居然以文章名列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覽”一時傳為佳話。後來，譚延闓在長沙廢科舉，辦新學，創立湖南省立第一國小(即湖南第一師範前身)，並且親任學監(即校長)，周覽是首批考取該校的年齡最小的學生。由於他先天營養不足，後天失調，靠微薄的官費讀書，又無父母周濟，常是衣不暖體，食不果腹，體質瘦弱，經常暈厥，然而他好學不懈，各科成績名列前茅，文賽必得獎。周覽雖然平日沉默寡言，但秉性耿直，在關鍵時刻；下畏權勢，仗義執言。在一次抗議學校當局欺壓學生的學潮中，因帶頭“鬧事”，被譚延闓開除出校。然而譚又惜才，隨又批准“才子周覽”官費留日。1906年，17歲的周覽告別故鄉隻身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法律、經濟等學科。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覽憤於清室腐朽，國弱民窮，一面發憤讀書，一面積極投入反清活動，參加了孫中山、黃興等人組織的同盟會。
辛亥革命前，周覽回國參加革命。在這期間，周覽與出身湖南望族的黃芳君結為伉儷。黃家長輩明知周覽是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孑然一身的清寒青年，但出於愛才，卻托蘇先烈和譚延闓為媒，將長女許配與他。周的夫人黃芳君，雖出身富貴人家，卻賢惠能幹，剛強開朗，婚後即離開富裕的娘家與周覽自立門戶，伺甘共苦。她勤儉持家，因此使周覽一生全無家累和後顧之憂，一心投入民主革命和教學、科研事業之中。周覽婚後不久，即趕到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區武漢，與李劍農、楊端六、皮宗石任凱南等在漢口創辦，《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由於該報積極反對袁世凱稱帝，報社遭到查封，編輯人員被通緝。周隻身逃到上海，得到黃興的支持和協助，並獲湖南省官費，於1913年再度離開故國，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
在英國留學期間，周覽改名周鯁生。在8年的歐洲留學日子裡，他不僅取得了愛丁堡大學政治碩土學位，而且獲得一枚金質獎章。隨後他又去法國深造，獲得法國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學位。
1921年，周鯁生從歐洲回國，即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總編輯；第二年應蔡元培的邀請，赴北京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3年，周鯁生寫就《領事裁判權問題》，從國際法角度認證侵害國家主權的領事裁判權“斷乎不能任其存在”。鑒於列強以中國“刑法嚴酷”、“監獄狀況惡劣”、“司法行政不分”、“歧視外人，法律上不以平等待遇”等為由反對，周鯁生認為撤廢領事裁判權要改良司法的不合理之處，中國不僅“要有完善的法律”，還需在“法庭之改良普及”、“法官選任制度與律師社會之改良”以及“改良並提高法律教育”等方面，“加一番發奮去做”，與英美等國談判撤廢領事裁判權才有可能，對於北京政府推行“修約”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1924年（民國13年）末，參加不平等條約改正運動，出版《不平等條約十講》。
1923年，當周鯁生在北大任教時，就提出要學習俄國十月革命，在外交上進行革命性創舉，打破羈絆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之網。
1926年北伐開始後，他放棄北大教職，南下趕赴廣州參加革命，後隨北伐軍來到武漢，鏇又轉至南京。1926年冬，北伐革命軍打到長江流域，周鯁生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之邀，擔任外交部顧問，宣傳收回國權。1927年1月，他參與協助國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同年8月，周鯁生根據在武漢參與外事的經歷，寫就《革命的外交》一書，認為對待老練的帝國主義，就應該採取“主動的、攻勢的”外交，並且要“利用民眾勢力”來“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則”，“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外交實踐的精闢總結。
南京政府成立時，他拒絕受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到國立東南大學（翌年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即南京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其後，應國民政府之聘，從事憲法制定事務，但因反對蔣介石，數月後辭任。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長蔡元培任命他和李四光、王星拱、劉樹杞、麥煥章、黃建中、曾昭安等人籌建國立武漢大學。1929年9月，在武漢大學擔任教授、法律系主任兼政治系主任。期間，曾出版《國際法大綱》。在周鯁生的整個生活中，教授國際法、研究國際法占據了他的大半個生涯，他相繼在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和武漢大學任教時，開出的課程有五六門。即使在他擔任武大教務長和校長時，也從來未脫離教學工作，每周至少講兩小時課。
由於他學識淵博，勤於鑽研，他所用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的著作和不斷研究出的新成果，因此他的課堂里總是座無虛席，甚至窗外都擠滿了學生。在1921年到1945年這二十幾年裡，周鯁生寫出了十幾本專著和上百篇重要學術論文，對培養我國政法界人才和推動該領域的學術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他的《國際法大綱》一書曾經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國際法科的指定參考書。他的《贏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書1944年在美國出版後引起國際法學界的興趣和重視。
1930年，周鯁生又提出國民外交理論，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應受“國民直接的或間接的（經國民代表機關）支配”。雖然在周鯁生之前有諸多文獻和國際條約已涉及國民外交觀念，但周鯁生首次從理論高度對外交民主化意識進行確認、概括和總結。他在中國外交學理論方面已顯現權威性。
宣傳抗戰
正當周鯁生和李四光、王星拱、劉樹杞等人創辦武漢大學稍有頭緒之時，1931年9月傳來了日寇侵占我國東三省和訊息，頓時，全校師生群情激憤，周鯁生在一次全校總理紀念周會上演講，指斥政府不抵抗和退讓的行徑，認為不可相信美國能為中國說話，它出面調停的結果將對中國不利，並預料中日問題不是一時所能解決的，要求青年學生要做多方面的準備。隨著日寇的侵略步步深入，在中華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周鯁生以國際法為武器，積極站在宣傳抗戰的前列。
1932年，英國李頓爵士率領“國聯調查團”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某些團員偏袒日本帝國主義，說事變的發生起因於我國同胞抵制日貨，是反日運動所造成的。周鯁生參與這次對調查團的談話，他引經據法，結合實事，全團為之折服，為調查團後來撰寫比較客觀的報告，起了較好的作用。他在抗戰中僅為武大師生演講的講稿已公開發表的不下30篇，現擇其要者列之：《日本對華侵略政策》《東省事件與國際聯盟》《國民對東省事件應有之覺悟》《東省事件怎樣解決》《國際調查團與國聯委員會》《國際裁軍會議》《東省事件之國際形勢》《東省事件的新局勢》《外交與國防》《對日外交》《中國與國聯》《歐洲政局與遠東和平》《時事報告》《中國外交史之一頁《外交之檢討》《對日抗戰中之外交》《世界危機與中國》等。通覽這些演講稿的內容，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對日本強盜無比憤恨，對祖國和人民深切的愛。第二，對日鬥爭要講究策略和鬥爭手段，充分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世界輿論工具，牽制和打擊日本。第三，預料中日戰爭的持久性和艱苦複雜性。第四，動員一切力量，不分階級，團結一致，誓死抵抗，反對妥協投降。第五，抗戰工作要艱苦踏實，應持多做少說主義。第六，深刻揭示中國被日本侵占的根源在於積弱太深。第七，強調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是為了中國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而戰，同時也是為世界的正義和公理而戰。他說：“中國的抗戰不過打了前鋒而已。有人覺得這是傻事，我們還得知道世界上偉大的事業，神聖使命，都非有幾分傻氣不能成功的。”第八，揭露美英參戰的目的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1932年7月，周鯁生多次前往蔣介石官邸講解國際法和中國外交。7月20日，他為蔣介石分析國際形勢；22日，談領事裁判權與租界問題；26日，為蔣介石講解國際聯盟、第一次世界大戰議和方針以及威爾遜的和平計畫等。1936年，周鯁生升任武漢大學教務長，他一面繼續培養中國的外交人才，一面逐步成為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外交諮詢顧問。
在抗戰中，周鯁生不僅運用國際法學到處演講鼓勵抗戰，而且身體力行地組織民眾抗戰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戰。1933年8月，他被選為武漢大學東省事件委員會委員，武大發出的抗戰電文多出自他手。
1938年初，蔣介石設立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作為幕僚機構，周鯁生被任命為參事。3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選定周鯁生為其智囊團人選。3月7日，周鯁生參加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軍委會參事室座談會，參與商討抗戰外交與國民精神動員。7月21日，周鯁生以參事身份擬定《外交方略》，提供中樞決策參考。周鯁生認為，就國際形勢而言，蘇俄“無論如何反日，亦決不肯居首開戰端之名”；英國也已於1938年“決然走上現實主義妥協政策之路”，“在遠東開始妥協外交活動之日不會很遠”；美國“仍然受孤立主義派勢力之牽制”；至於國際聯盟，則因為其內部英法“不肯積極負責執行國聯決議”，構成國聯“對國際事情行動無力之大原因”。針對種種不利的國際形勢，周鯁生為中國外交開出的藥方是不能做一國單獨出兵援華的準備，要注意避免成為妥協外交的犧牲品，應該在持久抗戰的局勢下，策動一種基於英美合作之上的國際或聯合的干涉行動。他認為，在世界上侵略與民主兩大集團初現端倪的時刻，“中國的利益與命運與世界民主國相聯繫”，對德意兩國日益有害於我的政策，“決不能作與吾有利之期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驗證了他的預斷。
1939年4月，周鯁生與錢端升等人奉派前往美國，爭取美國對華援助、對日禁運，以及探尋美國的外交走向，並將其見解直接反饋決策層。1939年5月，他參加了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被推選為理事。同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出席在美國舉行的舊金山舉行的會議。12月上旬，周鯁生四次致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提及“（日美商約期滿後）防止日美新訂商約，並促成美國對日禁貨”以及“取得（對華）新借款”，應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他積極開展活動，會晤資深民間人士、探聽美國朝野動向。在太平洋國際學會開會前後，周鯁生積極會見對華府有影響力的哈佛大學校長Lowell、政治學教授Holcombe，基本摸清了美國朝野的對華傾向以及對於中日問題的主張，大致可分為三派：“國際主義者”傾向於國會實行對日禁運法案；“折衷派”主張不由國會通過對日禁運法案，避免引起美日戰爭；“孤立派”主張“美國從遠東政治上退出”，“不管中日之爭執”。
1940年1月，周鯁生將美國援華制日活動的詳情，尤其是陸軍部長史汀生髮表在《時代》上對日禁貨的公開函向王世傑作了匯報，指出美國媒體對華同情的聲音占了上風。2月上旬，周鯁生應胡適之請，繼續留在美國進行外交活動；3月，他致函王世傑，提議“招請美國有力人士到（中國）國內觀察”，希望政府提出西南經濟建設計畫，吸引美國實業家直接對華投資。其後數年，周鯁生在美國講學並繼續觀察美國的外交動向。1944年7月，周鯁生擔任舊金山籌備聯合國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
任武大校長
周鯁生1945年7月初，抗戰即將勝利的前夕，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議定調王星拱為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決定由周鯁生接任武大校長。周鯁生受任校長時，面臨最緊迫的兩大難題：第一，由於武大進步力量強大，鬥爭激烈，被特務密告的人和事頗多，校長左右為難。第二，抗戰勝利在即，遷校復員武昌成了當務之急。周鯁生對於第一個難題的態度是效法蔡元培先生，決不無故開除一個學生。然而第二，抗戰期間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軍野戰部隊占用，後又為日軍野戰醫院和文職官員霸占。日寇投降後，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偉，然而校舍內部設施卻被破壞無遺：師生員工急不可耐地盼望著東還珞珈山。東還與西遷相比較更為困難：一是學校人員增加了兩倍以上，師生員工總數已達3290人，還有大量的圖書檔案、儀器設備要裝運，僅公物就有939噸。加上物價上漲了兩千倍，西遷樂山時僅用2.7萬元(法幣，下同)，經過十年的貨幣貶值，東還珞珈山卻要29.2億元；二是交通工具緊張，飛機、輪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為國民黨行政官員和軍隊徵用，學校復員只有靠木排和徒步。由於周鯁生校長的精心籌劃安排，總算一個個地解決了。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從樂山啟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員起程。師生們歷盡艱辛，終於全部平安東還；1946年10月31日，先期達到珞珈山的師生在學校禮堂舉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開學典禮”。
此時，周鯁生校長立即著手恢復農學院和設立醫學院的工作。武大農學院在抗戰前已初具規模，西遷時奉命並人中央大學農學院。這次恢復，聘請葉雅各為籌備主任：早在935年，武大在東湖磨山一帶購置了5000多畝農田果園和林場。八年淪陷，大半荒蕪，葉雅各主持了墾荒興種修整，才使磨山林場重披綠裝，到解放前夕，武大衣學院已發展到農藝、森林、園藝、農化四個系。1946年10月．武大又著手設立醫學院，聘任李宗恩(李為英國留學生，皇家醫學會會員，抗戰時任貴陽醫學院院長)為籌備主任。醫學院下設解剖學等18個學科，並在武昌東廠口設立附屬醫院，開辦醫護學校等。科學研究方面也出現活躍的好勢頭。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創辦和恢復了一度被停辦的刊物。武大圖書一向豐富，但是經過西遷東還的千里輾轉，加上日寇敵機的轟炸破壞，損失嚴重，但在曾昭安教授主持下進行了一次大清理，此時圖書仍有154455冊之多，為教學科研提供了較好的條件。武漢大學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不斷提高，得到國內外的稱譽。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函告學校：英國牛津大學已認可武大畢業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即武大畢業生前往牛津學習憑武大審查成績即可人學。享有同等待遇的還有北大、清華、南開、中央、浙大及協和醫學院。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選舉1949年度院士時，武大曾選出九個候選人。隨著武大學術地位的不斷提高，學校對國外的學術交流活動也日益頻繁。
武大遷回珞珈山後，學校經費拮据。國民黨為了打內戰，一再緊縮教育經費。1947年3月24日，周鯁生校長在全校大會上報告說：“學校經常費每月只有一千一百餘萬元，而 1947年2月全校僅水電費一項就開支二千六百萬元”。一個月全部費用還不敷水電開支，教學科研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加之當時物價繼續上漲，1948年元月份校內人員乘車買票只要一萬元，8月份就漲到六十萬元。由此可知當時全國經濟形勢之混亂，也更看出周鯁生此時辦學之艱難。但是，周鯁生服膺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的辦學精神，認定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優秀的師資。所以他求賢若渴，廣攬人才，摒除門戶之見，宗派之別，不管是英美派，還是德日派，對於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專家，他都聘用。1939年到1945年，他在美國講學期間，就十分注意在留學生中選拔人才。對選中的留學生總是親自登門邀請。僅1945年到解放初，從美國留學生中應聘來武大的青年教授就達到50多人，如張培剛、韓德培等，使武大新老學者薈萃，人才濟濟。據統計，1948年武大教員297人，比1946年增加近100人。其中教授134人，比1946年增加32人，副教授增加了26人。孟昭禮、李儒勉、周如松、陳逵、李劍農、韓德培、張培剛、吳保全、趙理海、許宗岳、陳翼樞、曾啟新、趙國華、余家洵、石琢、林侔聖、方善桂、任華、吳宓、汪奠基、周輔成、韓家學、查謙、周金黃、桂質廷、高尚蔭、曹誠克、黃培雲、呂保維、魯慕勝、陳華癸、李宗恩、袁浚、章文才等知名學者專家都是這個時期應周鯁生校長之邀請來到武大任教的。有一次北大校長鬍適來武大講學，看到武大積聚了這么多的年輕教授，十分感慨地對周鯁生說：“你真配當大學校長，你很愛惜人才。”周鯁生不僅善於選拔和愛惜正規學校培養的學生，還特別愛惜自學成材的青年人。早在1933年他任武大教務長時，在全校作《考試與教育》的演講時就對自學成材作了深刻的闡述，號召師生們摒除世俗的偏見，看重自學成材的青年。我國著名法學家李鐵錚在他的《敝帚一把》中還詳細地記述了周鯁生先生怎樣引導他這個青年走上自學成材之路。
周鯁生不僅愛護人才，珍惜人才，而且還十分強調尊重人才。在他任武大教務長期間，恰逢武大開展紀念張鏡澄教授執教20周年活動和1935年追悼已故前代校長劉樹杞活動。按慣例，每當這些活動，全校師生有錢出錢，有物出物，各買些人參、銀耳補品之類的物品以表對恩師和好友的敬意。周鯁生認為這種表敬意的時間不會長久，為了久遠地誌先生德業之盛，他和王星拱等倡議設立紀念獎金，既有利於志先生德業之盛，也有利於鼓勵後之學者能繼先生之志而；有所造於斯學，較之鹿洞之碑，鵝湖勒石更有意義。
主要成就
周鯁生教授先後發表過大量論文著述，其中在其原著《國際法大綱》的基礎上，寫成的《國際法》是世界國際法學中自成一派的法學著作，在我國的國際法學界具有權威地位。
胡適在《國際法》這本書中，周鯁生闡述了他的國際公法理論，首先他認為，國際法按其字意來講，意味著它是國家間的法律，具體說來，它是國家相互關係上行為的規範。從實質上說，國際法是在國際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各國公認的，表現這些國家統治階級意志的，在國際關係上對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範。當今各國際法學家在闡述國際法概念時也都取自周鯁生教授的這一概念。
在論述國際法的主體時，周鯁生教授指出，在國際法關係上國家是享受權利、承擔義務者，即所謂國際人格者，因而國家是國際法主體。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基本特徵在於它具有主權，國家主權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所固有的，是當然存在的，並不是國際法所賦予的，反之，國際法是在主權國家相互交往的事實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國家的基本權利包括自保權、獨立權、平等權和管轄權，他強調權利和義務兩者是關聯的，國家享有權利，同時也有不侵犯別國享有的權利的義務，國家違反這種義務，就構成了侵權，對此要承擔責任。這一理論今天已經被國際法學界所公認，聯繫到中美撞機事件中，看看美國所表現出來的霸權主義行徑是有一定幫助的。
周鯁生教授在《國際法》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國際公法的一般理論，其理論體系完整，見解獨特，同時介紹了外國處理涉外案件的大量實例，以及新中國的一些外交和國際法實踐，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人物故事
幼年時期
周鯁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歲喪母，跟隨在縣衙門做錄事（管文筆一類差事）的父親生活。10歲喪父，幸得父親朋友相助，照顧他的生活並讓他在家中私塾念書。周鯁生少時讀書聰穎，才智過人。13歲就參加科舉考試，考中過秀才。在清末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時，他靠公費到學堂念書。
留學國外
《大公報》1906年，他17歲時，公費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攻讀。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參加了推翻滿清王朝的鬥爭。當時，他和幾個朋友在漢口辦《民國日報》，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報紙被查封，他受到通緝而亡命上海。後來，在黃興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獲得湖南省官費到英國留學。他先在愛丁堡大學攻讀政法，後又轉到法國巴黎大學繼續深造，獲得法國國家法學博士學位。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戰勝國在巴黎舉行“和會”，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接受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中國留學生的強烈憤慨。周鯁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國留學生一道，包圍了在巴黎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不準他在和約上籤字。這時，國內正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海內外學生遙相呼應，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回國發展
1921年底周鯁生回國，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法制經濟部主任。第二年，應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到北京大學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6年以後，他又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國民黨政府大學院正式決定籌建國立武漢大學，指派劉樹杞（當時湖北省教育廳長）、李四光、王星拱、周鯁生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周鯁生是國立武漢大學的創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戰時間，武漢大學西遷四川樂山，周鯁生被聘為教務長。1939年9月，周鯁生赴美國講學並擔任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的中國代表和聯合國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
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因病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呈請辭職。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並任命周鯁生接任校長。1945年周鯁生回國，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職。
熱愛教育工作
周鯁生熱愛教育工作，長期從事教學實踐，當教務長和校長時也沒有脫離教學崗位。他開的課有時多至五、六門。在北大講課，連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滿了旁聽的人，深受學生歡迎。著名法學家韓德培教授說：“他1922年就開始在北大教國際法。從那時起，在中國凡是有些成就的國際法學者，就我所知，幾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愛惜尊重人才
周鯁生愛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國時親自到許多大學去物色教授。韓德培、吳於廑、張培剛就是他當年到哈佛大學邀請來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當年武大各個學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鯁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並容的氣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學術力量很強的師資隊伍，使武漢大學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
高等教育貢獻
韓德培周鯁生不僅是我國現代國際法方面的祖師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對我國高等教育作出了貢獻。在當時教育很不景氣的情況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發展，也應該重點發展。主張充實和加強那些設備好、教員好、環境也好的學校。他認為：“到處辦校的結果，反倒無力補充好學校，與其多辦學校，實在不如集中幾個比較好的學校來充實。”並預言：“武大原來的建築只能容納一千人左右，在將來至少要辦到能容納五千人，甚至一萬人”。“倘若不能容納更多的學生，又怎能負起一等大學的責任呢？”在周鯁生擔任校長期間，武漢大學確實有了很大的發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個學院外，又恢復了農學院，增設了醫學院，使武漢大學成為一所包括6個學院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注重理論實踐
周鯁生注重理論與實踐（套用）的並重。他在國際法的教學和研究中，主義联系實際，維護民族的尊嚴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軍占領東北，英法等國操縱國際聯盟，藉口調解中日爭議派出調查團來華，炮製了歪曲事實的《國聯調查報告書》。對此，周鯁生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連續發表題為《東省事件與國際聯盟》的文章，從國際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其後，國聯中某些人又企圖吸收偽滿洲國加入國聯。周鯁生又發表《所謂滿洲國之承認問題》，給以嚴正駁斥。
他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教育偏重套用而不重視理論，“提倡實科，壓縮文科”。他指出：“在學術教育的立場上，這實在是不妥當的”。他說：“武大今後的政策，對於理論尚要多注意”。
周鯁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張大學應該“造人”（出人才),也應該“出品”（出科研成果）。譚經常呼籲：“在校內造成研究的空氣，在‘出品’工作上有學術價值的貢獻，是今後大家努力的目標”。
愛護學生
周鯁生愛護學生，富有正義感。解放前，國民黨政府任命他為立法委員，他不接受，請他去做教育部長，他不答應。1947年5月，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全國學生運動中，武大進步學生要出版一張鉛印的報紙《武大新聞》，請他題寫報頭，他欣然應允。這份學生報紙，專門報導校內外新聞和各地學運動態，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最後被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以“言論荒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漢大學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國民黨軍警持槍殺害學生3人，打傷多人，還捕走了進步教授和學生。當時，周鯁生正在南京，聞訊後立即飛回武漢。他看到慘死的學生，悲痛欲絕。悲憤地說：“我決心全力爭取慘案的合理解決，被捕師生立即釋放！”由於全校師生的鬥爭和他的奔走呼號，迫使國民黨當局撤銷了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的職務，釋放了被捕的師生，從優撫恤了死難之烈士的親屬，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武大新聞》1948年8月，國民黨“武漢特種刑事法庭”妄圖以傳訊的名義加害18名進步學生。周鯁生明確表示，由校方、教授會及學生自治會的代表護送學生出庭，並成立以韓德培教授為首的法律顧問委員會，準備為學生辯護。由於師生的配合鬥爭，被傳訊學生很快獲保釋放。
1949年元月，國民黨特務在武昌戈甲營逮捕了7名準備赴解放區的進步學生。訊息傳來，學生自治會代表找周校長出面要人。周鯁生堅決地說：“只要你們打聽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於周鯁生和武漢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學生的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被捕的學生。
周鯁生與學生在鬥爭中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49年3月6日是周鯁生六十壽辰。武大地下黨領導的學生自治會為周校長舉行了一次祝壽活動，還在武漢《大剛報》上發表訪問記以擴大影響。學生們把周校長夫婦請到台上就坐，並致祝辭。最後，演出了一幕歌頌周鯁生夫婦的話劇，把老校長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拒絕遷校
武漢臨近解放時，白崇禧曾命令武漢大學遷校桂林。周鯁生當面予以拒絕。1949年4月，他在學校團結應變迎解放的座談會上公開表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周鯁生還對學校的安全和師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說：學校安全，“則有待於群策群力，團結聯防，互助應變，切實開展各項工作，始能共度難關”。關於師生生活，他“保證學校負責籌措五、六兩個月，甚至七月的糧食及日常用品。”周鯁生在學校緊要時刻，臨危不亂，態度明朗堅定，穩定了全校人心，最後，把武漢大學完好無損地交給了人民，為新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這個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受到敬重
正如此，他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後，他繼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並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聘請了國際法等方面的專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鯁生、梅汝璈、塗允檀為外交部顧問，劉澤榮、凌其翰、陸殿棟、葉景莘、張炯伯為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專門委員（後增聘倪征燠），周鯁生奉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此後又兼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並歷任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周鯁生建國後主要從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擔任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起草工作的顧問，董必武評價說他“做出了很大貢獻”。為了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根據國際法原則發表了很多有影響有份量的文章。並接待了許多來訪的重要外賓。
周鯁生對新中國外交事業多有建樹。他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國名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議使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稱赴朝作戰，為我國外交鬥爭贏得了較大空間。在周鯁生的建議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周總理在1 95 5年萬隆會議上的發言正式使用這一提法。1958年8月，周鯁生、劉澤榮、倪征燠應召到北戴河見毛澤東和周恩來，為兩位領導做有關領海寬度和領海法律制度等問題的諮詢，總計2小時。三位專家認為，中國應以12海里為領海寬度。1958年9月4日，根據周鯁生的建議，中國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並適用於台灣和澎湖列島“，並宣布渤海為中國內海。自此，中國有了法定領海寬度。
1964年，他完成了60萬字的巨作《國際法》，此書不僅介紹了國際法的來龍去脈，以及西方的國際法理論實踐、蘇聯及第三世界的國際法觀點，並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上升為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寫入此書，該書於197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鯁生曾被抄家，但未受進一步迫害，被閒置起來。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滿82歲）。
人物交往
六一慘案1947年夏天，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對新聞界發表了關於挑選和辦好重點大學的談話。他建議在10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把幾所重點大學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像英國的劍橋、牛津那樣。他具體提到首先辦好北大、清華、武大、浙大、中大等。他這次談話先在《大公報》刊出，很快就傳開了。這個問題的提出雖系一家之言，但在當時看來出自胡適之口卻事關重大，引起了全國不少關心大學教育的專家們參與一場持續大半年的論爭。當時的“武大人”對此事的關注不言而喻。
1948年初夏，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邀請了幾位校外學者到武大講學，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講座的主講人是胡適和李濟兩位。李濟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當時武大沒有考古專業，大多數同學對李先生比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適的名而來。當胡適、李濟兩人同時出現在講壇上時，擠滿了大禮堂的聽眾眼巴巴地望著周校長，看他怎樣安排這兩位客人“亮相”。
周鯁生校長站在講台正中，環視全場聽眾之後微笑著說道：“我們今天請來了兩位貴賓，一位是北大校長鬍適先生，姓胡名適、字適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姓李名濟字濟之。他們兩位的名和字是不謀而合啊!胡適校長昨天給我開玩笑說我把他們兩人‘押上(珞珈)山’來了!大家知道，我對考古學是一竅不通，好在胡適校長是無所不通，現在就請他代勞給大家介紹一下李濟之教授，好不好?”這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胡適被推到前台說道：“你們的周校長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謙虛，要我來‘跳加官’，其實，我和大家一樣，今天是來聽李濟之先生的講座。”接著，他簡要地介紹了李先生的情況。隨即李濟之教授也寒暄了幾句才言歸正傳講了起來。周鯁生校長安排這兩位學者的“出場”進退得體，事後傳為美談。
著作年表
《萬國聯盟》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2
《近代歐洲政治史》《法律》 上海 :商務印書館1923、1925、1929
《近代歐洲外交史》成都: 國立四川大學1
《近代歐洲外交史》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7
《領事裁判權》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3, 1925三版
《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 上海 : 太平洋書店 1927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9
《不平等條約十講》 上海 : 太平洋書店 1929
《國際政治概論》 上海 :神州國光社1930
《現代國際法問題》 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1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3
《近代歐洲政治史》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3
《國際法》《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南京 :正中書局1934《現代英美國際法的思想動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
《現代英美國際法的思想動向》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國際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國際法大綱 國際公法論》 上海 :上海書店1989.10
《周鯁生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12
《國際法大綱》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人物評價
周鯁生一生追求真理。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平易近人，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武大師生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老校長。為了永志他對武漢大學的貢獻，學校專門設定了《紀念周鯁生法學獎學金》。並於1985年4月頒布了《武漢大學紀念周鯁生法學獎金暫行條例》，以激勵後學繼承周鯁生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