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周恩來生父周貽能，字懋臣，後更名劭綱，系紹興望族保佑橋周氏（周敦頤後裔）雲門公周起魁之次子，在周家“貽”字輩兄弟中大排行七。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幼年隨家族移居江蘇淮安。據其堂兄周嵩堯的中舉資料記載，周貽能是“國學生”、“主事銜”——“國學生”是清政府規定的最高學位，“主事”則是官階，正六品。但周貽能卻只有虛的學位、虛的官階而沒有任到相應的職務。
顯然，周貽能的學位和官階都是他父親為他捐買來的。晚清時期，朝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遭受國際列強欺侮，國庫虧損很厲害，只好掛牌賣官、賣學位。也就是說，只要有錢，這些原本“神聖”的學位和官階是完全可輕易買到手的。周貽能考中秀才後即回原籍紹興，拜表親魯小和為師學習師爺。無奈他為人忠厚，雖多年學習而未果。家中自他父親雲門公去世後，經濟上便每況愈下。出於生計他只能去給人家當幕僚，當家庭塾師或者做做文書、收發之類。據現有的資料記載，周貽能謀差做事的地方有安徽、河北、江蘇和東北的許多地方。
生活經歷
在周貽能為生活奔忙之間，妻子萬氏不幸於1907年夏天在清河縣（今淮安市區一帶）清江浦娘家旁的陳家花園過早病故，時年僅31歲。因周貽能還在江蘇的高郵謀生，那時交通、信息又不便利，報喪人是從運河乘船到高郵的，往返要花上兩天時間，致使周貽能回家後也未能和妻子見上最後一面，偏又遇上周恩來外婆對喪葬提出又高又嚴的要求，如棺材要楠木的，而且是要十二朵正花的（即棺材的蓋、幫和底均各用三根整木頭製作，這樣的棺材做成後，人們可從棺材的兩頭清楚地看到12個像花一樣的木頭年輪），棺材外還要披五層麻布漆七層漆，還要百丈白綾纏屍並在屍身上盤成大蝴蝶結、要做七七四十九天佛事超度亡靈等等。致使周貽能無力安葬其妻。只能忍痛把駙馬巷房子典出去兩間才買了一口楠木棺材，將妻子入殮。卻因達不到周恩來外婆張氏提出的全部安葬條件，只能把萬氏靈柩暫厝於清江浦一座庵堂里，再含淚外出謀生。但由於他薪金微薄和所謀差事都沒能固定，以至窮得無法養家餬口，使得十歲的周恩來不得不過早地承擔起照顧兩個弟弟和操持家務的重擔。
周恩來1910年離開老家淮安去東北，是“從伯父召，趨遼東”。其實，當時他的父親周貽能也在東北的鐵嶺，他先是在鐵嶺縣衙當文書。但他秉性耿直，看不慣官府衙門裡的腐朽污濁，遂主動辭去差事，改而受聘于歸隱當地的清末道台彭廣心的幕僚，兼教彭的兒子書法，並補習國文，只是收入微薄，無力供養兒子念書。當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貽賡收到侄兒“四家伯，我多么想念書啊”的家信後，周貽賡終於被侄兒那顆知上進、愛讀書的童心打動了。他主動找了弟弟周貽能，提出由他出錢供養周恩來讀書。周貽能當然樂意，甚至是求之不得。於是，趁周恩來的三伯父周貽謙回南方湖北等地籌集賑災款的機會，順便將周恩來從老家淮安接去了東北。
周恩來剛到東北的鐵嶺時，是與其父親住在一起的。當時他的父親周貽能正受聘于歸隱當地的清末道台彭廣心的幕僚，給周恩來的學校還沒找好，周貽能就因彭府有事要出差，只好丟下周恩來，讓他到彭廣心的管家、當地一戶牧主於百川家放馬。周貽能才依依不捨地踏上旅途。此後，周貽能因忙於生計，周恩來則刻苦讀書求學，父子倆一直是聚少離多。
周恩來在天津南開讀書期間，也是經常思念他的父親。1916年2月，周恩來在《試各述寒假中之事況》的一篇作文里寫道：“今日為舊歲除夕，家家爆竹聲，不絕於耳，沿俗尚也。南俗晚間聚家人父子團聚一案共食，名曰守歲飯。北地不知有是習否？……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值）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在這篇短短的作文里，字裡行間充滿著周恩來對父親、對家庭溫暖的追憶，對自己沒能與父親團聚過傳統春節的無奈與悲慨。是他青年時期思父戀家之情的真實流露。
直到1918年，周貽能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外收發，卻又因他不善逢迎和無較硬的後台，得不到上司的滿意，工作時間不長就遭辭退。但就在那年暑期，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假，到北京後與父親再次團聚。
這一年的8月27日，周恩來在其父親被辭退南去時，含淚記下了他“最是傷心”的一篇日記：“今早，生父以四點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難受，又復遠吾愛友，傷心之極，不復再有言矣！”打那以後，周恩來一直都在想著父親，竟然想得兩個月未記一篇日記。兩個月後，他才提筆寫道：“此心之傷，實歷兩月，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吾家！”透過周恩來的字裡行間，我們仿佛見到了周貽能遭到辭退、生活無著落的窘迫和不得不為生存而北往南去的身影。
1922年，周貽能由胞兄周貽賡介紹，到東北的齊齊哈爾市做菸酒事務局的辦事員，有了一點固定的收入，生活也稍有著落，這才算安定下來。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周貽能又被迫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到吉林胞兄周貽賡的家。為避開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他在其子周恩壽陪侍下，與四嫂楊氏等南返天津。然後，他一個人再去上海，投靠二黨兄周龢鼐家中。當時，周恩來二伯父住上海四川路永安里44號，即今四川北路。由於周恩來正在上海領導地下鬥爭，情況危急時也曾在二伯父家藏身，因此，周恩來得以在白色恐怖下與父親過了一段短暫的共同生活，1931年底，周恩來秘密地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這事周恩來是不能對別人講的，哪怕自己的親生父親，他也是要保密的。
自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周貽能就經常在報上讀到蔣介石重金懸賞緝拿周恩來的通告，他的心便再也無法平靜。他雖不懂革命內容，很少關心政治，但也不願阻止兒子的選擇，並數度來到兒子身邊，幫助周恩來做些秘密通訊聯絡工作。後因環境太險惡，便又北返天津。經周貽賡托人介紹，周貽能又去了河北深縣縣政府當收發員。不久，哥哥周貽賡在天津去世，周貽能便去天津料理喪事。就在為哥哥辦喪事時，他認識了周貽賡的一位好友，後來，就在這位朋友推薦下去了安徽謀得一份較好的差事，積攢了一點余錢。這樣，他到1935年才回清江浦將其妻子萬氏的靈梓領回淮安，歸葬於淮安東門外的周家祖塋地，此時周恩來外婆也已離開人世，距周恩來生母去世已經整整28年，總算了卻了周貽能心頭的一大心愿。
安葬完妻子之後，周貽能再度奔走上海，與侄兒周恩霔、內侄陳式周等均有一定交往，但他本人生活卻一直無著落。
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首席代表參與國共和談，還被蔣介石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授周恩來中將軍銜，給予上將待遇，成了中國共產黨員在蔣介石1927年背叛革命後第一個拿國民政府薪金的人。
日占武漢前，周貽能是由天津輾轉到淮安的。此時淮城已經快為日本強盜占領，他的弟媳楊氏和侄兒恩碩等已轉移到林集鄉間，這裡屬當時的淮北解放區。在那強敵入侵、國土淪喪，到處兵荒馬亂的歲月里，周恩來也在時時關心著自己的父親。1938年他到武漢後，生活較為穩定，周恩來通過多方關係找到生活無著、顛沛流離的父親，並請他趕赴武漢。老舍先生在1938年第6期的《抗敵文藝》上有一段關於周恩來父親到武漢的生動記述。那天，周恩來正在漢口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在周恩來講話的最後，他含著眼淚說：“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之手。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與會的人為他真摯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為他們父子團聚而鼓掌。
1938年10月從武漢撤離時，周貽能和楊振德由朱端綬姐妹領帶護送，從武漢撤往長沙、湘鄉，再輾轉衡陽、獨山、桂林和貴陽。1940年9月，周恩來派袁超俊赴貴陽市郊青岩鎮鄉間將二位老人接到重慶紅岩奉養。在逃難路上，沿途難民啼飢號寒，貧病交加，加之日寇狂轟爛炸，遺棄路邊道旁的傷病員很多。楊振德、周貽能都有一定的醫療衛生知識，且隨身帶有常備藥品，就義務為傷病員診治。不過，粥少僧多，兩位老人又能醫治多少？救得幾人活命？同時，周貽能還在旅途勞頓或候船等車的時間，給難民們講故事、說笑話，以緩解人們的疲勞和苦悶，受到許多難民同胞們的稱讚和擁戴。
到重慶紅岩後，周貽能因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管倉庫，掃掃院子的小事，但他與所有工作人員相處和睦，親如家人。據童小鵬同志1991年10月下旬在北京府右街中央統戰部招待所對筆者回憶，老爺子（指周貽能）待人寬厚，平常很關心體貼人，喜歡喝點酒，忙碌之餘的周恩來有時也能和老爺子對飲幾盅，但這樣的次數不多。更多的是老爺子一個人喝。但總理總叮嚀他不要喝多。有一次老爺子喝過了點量，走路要人攙扶，總理見了，還很客氣地說了幾句。大意是，我們這裡人手少，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既傷了自己身體，還要別人照應，多不好。老爺子當然知道自己不該多飲酒，沒有說一句話，總理說了幾句也就忙他的事去了。
1942年6月底，周恩來因勞累過度導致小腸疝氣發炎住進重慶歌樂山龍洞灣中央醫院動手術。周貽能老先生因多年奔波，身體不支，患了瘧疾。7月9日，68歲的周貽能病情惡化，高燒不退，不到一天，即於1942年7月10日夜間在紅岩村離開了人世。因為周恩來手術後時間不久，身體較弱，大家又都知道他極重感情，向來孝敬父親，如果讓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於他病後身體的恢復。這時，臨時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就和鄧穎超、吳克堅、錢之光和童小鵬等同志開會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見是，暫不告訴他父親去世的訊息，待他出院後再讓他知道。於是就將老先生靈柩暫停在紅岩村內，同時決定派童小鵬和吳克堅到醫院去看他，主動安慰他，好讓他儘快恢復健康，如果他問父親時，就回答“病有好轉，請放心，不要多說話。”因為周恩來一貫精細過人，童小鵬和吳克堅都從未在他面前說過假話，生怕見了周恩來後露出馬腳，在去的路上兩人還互相叮囑，相互鼓勵，一定要沉住氣，完成組織上交待的這項特殊任務。當他倆在周恩來面前違心地作了上述應付之後，心情都特別緊張，內心也很難過。因為他們都是在周恩來面前第一次說謊，所以，走出醫院後，兩人都早已緊張得汗流浹背。
在周恩來住院和他父親患病直到去世的前後，周恩來無時不在關心著自己的老父親。7月6日，周恩來在醫院致信鄧穎超說：“……再過兩三天出院，必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願意二十八號本天請人吃麵，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補做，那就等我回來。不過據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過生日總願當天過，兒子不在跟前倒是次要問題呢。因此，希望你還是將就他一點罷！”
周恩來這裡說的28號是指農曆壬午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亦即1942年的7月11日。這天是周貽能的68周歲生日，按淮安習俗，周貽能就算是69歲（虛歲），而且那時的淮安老人一直是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也就是說，這天可以看作是周貽能的70整歲的生日。無比湊巧的是，這一天和周貽能出生的那一天在公曆、農曆的日期上都是完全相同的。這是一般人生中很少見到的事。所以對父親至孝至愛的周恩來在病中也沒有忘記父親的這個重要日子。
7月10日，周恩來才知道父親生病，便致信鄧穎超說：“爹爹的症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必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乾之類，掛麵萬不可吃。假使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忽專當瘧疾醫。”
可以說，周恩來對自己的父親是了解備至也關懷備至，考慮得更是細緻、周到而又無微不至。
由於董必武等南方局領導一致決定不把周老先生去世的訊息告訴周恩來。延至7月12日，周恩來還全然不知。這天上午，他還給鄧穎超寫信說：“聞爹爹病漸愈，甚放心，並謝謝你的偏勞！”這時，懸吊在他病房的一盆弔蘭忽然墜地摔碎，信奉唯物主義的周恩來沒有往壞處想，而是高興地寫了兩句詩“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他寫信的那天下午，《新華日報》的雇用報童在向他送報時，因為年紀小不懂事，漏嘴說出了“倉庫老太爺因打擺子死了，現在正忙後事”的話。周恩來一貫律己甚嚴，父親到他身邊後，他便要求辦事處的同志給年老的父親安排一些老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於是，《新華日報》的董事長熊瑾汀就讓周老先生到重慶的下土灣去為《新華日報》看管倉庫，所以報童們便都稱呼他“倉庫老太爺”。
小報童的話一下使周恩來驚覺起來，他估計是父親出事而同志們故意瞞著他，所以決定第二天自主出院上山。
7月13日，周恩來不顧病休尚未痊癒提前出院回到紅岩村。他一眼就看見了鄧穎超臂上的黑袖章，忙問及老父，鄧穎超見已無法隱瞞，只好據實相告。這時，周恩來才得知父親已去世三日。他當即悲痛欲絕，慟哭不止，並嚴厲責怪鄧穎超：“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我？這么大的事，你為什麼也瞞我？”鄧穎超只好流著眼淚向他認錯。童小鵬同志1991年那次回憶這件事時也對筆者說：“因為我在總理面前撒過謊，所以他一發火，嚇得我大氣也不敢出，躲在樓上不敢下來。”後來還是董必武同志出面向他解釋：“這是為了你的身體健康，也是組織上決定的。”周恩來才不好再多說什麼。但卻不顧自己病體初愈，為父親守靈竟夜，直至拂曉。然後，他又向延安的毛澤東發了份電報：“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毛澤東隨即發來唁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7月14日，周恩來、鄧穎超等在紅岩村為老人舉行了簡樸的悼念儀式後，將周貽能老先生的靈柩安葬於重慶小龍坎復元寺後面八路軍辦事處的公墓上，墓前立有一塊不太大的石碑。這塊墓地是紅岩村女主人饒國模太太贈送給重慶“八辦”的專用墳地。7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周恩來、鄧穎超聯名為父親周貽能去世發布的訃告。這大概是我們黨的領導人中唯一一位為父母親去世而登報發訃告。據當事人童小鵬同志向筆者提供的《訃告》內容全文如下：
訃 告
顯考懋臣公諱劭綱府君，痛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驟因數日微恙突患心臟衰弱，脾胃漲大急症，經醫治無效，延至當晚十一時逝世，享年六十九歲。男恩來適因病割治於中央醫院，僅聞先父患症，比於昨（十三）日遄歸，方知已棄養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媳穎超隨侍在側，親視含殮，茲業於今（十四）日清晨安葬於陪都小龍坎之陽，哀此訃告。至一切奠禮賻儀概不敢受。伏乞
矜鑒
男 周恩來
媳 鄧穎超 泣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於重慶
訃告發出後，重慶的周恩來同仁好友等都向周恩來表達或轉達了悼慰之情。蔣介石也委託張治中將軍代表他到紅岩村向周恩來表示了他的哀悼。
建國後，周恩來從我們國家人多地少的實際情況出發，帶頭平掉祖墳，退耕還田。1965年的舊曆除夕，他派侄兒周爾萃回淮安平掉了淮安東門外、包括他兩個母親在內的周家7座祖墳：棺木就地下沉，墳地交生產隊耕種。在此前的1958年11月24日，周恩來就已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去重慶，28日將當年的紅岩墓地平掉還耕：將周貽能、楊振德等人的14口棺木起出火化，骨灰裝入罐中埋進原墓旁一個深坑中，不留痕跡，只在田頭栽了五棵桉樹，立了一塊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並將那塊墳地全部交給沙坪壩公園使用。
1984年，童小鵬同志和部分原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去重慶，經和市委及有關部門討論，並徵得鄧穎超本人同意，在紅岩紀念館的山坡荒地上正式建一座“紅岩公墓”，將原已深埋的14個骨灰罐取出，再一起集中深葬在公墓裡邊，在墓碑後面半圓形的石壁上刻上各人姓名簡歷。筆者1999年5月拜謁紅岩公墓時，紅岩革命紀念館的劉立群、孫志慧同志告訴我，“紅岩公墓”四個字由陸定一題寫，公墓石壁上刻著安葬於墓中人的姓名和簡歷。
另外還有三個早夭的小孩，分別是李業群、榮高棠和熊瑾玎的孩子。
1996年和1997年，孫新世教授在北京她的家中多次對筆者說，建國後不久，當她的姐姐、周恩來的干女兒孫維世向周恩來提出把烈士父親孫炳文的骨骸從上海遷到北京西郊萬安公墓與其母任銳同志合葬時，儘管當時孫維世在萬安公墓將父親的墓地都買好了，周恩來仍勸她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並以自己的親生父母分別葬於重慶和淮安為例說：“中國有句古話‘入土為安’。我和你小超媽媽從來都沒有考慮過要為他們遷葬。現在你何必又去搬動他而使他不得安寧呢？”這樣，也就說服了孫維世沒有為父親遷墓。筆者1995年曾去過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在任銳同志墓的東側，孫維世為生父買的那塊墓地至今仍空在那裡呢。
周恩來母親萬氏去世時，周貽能年僅34歲，但由於他一生顛沛流離，生活一直不能安定，經濟上也一直比較貧苦，加之周貽能重情重義，十分懷念故去的妻子。所以就一直沒有續弦再娶。他和萬氏只生了周恩來、周恩溥、周恩壽兄弟仨，沒生女孩，所以周恩來沒有親姐妹。
周恩來與他的父親
據1960年曾赴北京見過周恩來的原淮安縣委領導人劉秉衡同志回憶，我們那次從淮安出發赴京前，就應周總理要求，將他家收藏在駙馬巷舊居里的祖輩影像帶去北京。到京後，我將帶去的他家11張祖宗影像在釣魚台國賓館他的臨時住地交給他，他當場一張一張地反覆觀看，並告訴我每一張影像是他家的什麼人。看完之後，他自言自語地說：“怎么沒有我母親的影像？”說著便陷入了沉思。好一會，他又說：“可能是那次在上海遇上了顧順章叛變的緊急情況，我父親在緊急轉移時弄丟了。”說完，他還補充說：“我母親去世後，父親就一直把我母親的影像帶在身邊。”
周恩來深愛著自己的父親。1997年，周恩來的嫡長侄女、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周秉德同志曾在《百年恩來》電視的拍攝現場——淮安周恩來故居，當眾展示了一張發黃的照片，照片上正是周恩來父親周貽能的慈祥形象。照片背面留有周恩來的生前親筆“爹爹遺像”。周秉德還介紹說：“伯伯（周恩來）生前一直把這張照片放在一個小皮夾子裡，帶在身邊。”這件事也格外說明了周恩來對父親至孝至愛的縷縷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