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晚村先生論文匯抄
清呂留良著。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呂留良已去世三十餘年，他的姻親曹■與曾侄孫程先從其有關著作中匯錄了呂氏的論文言論，共三百零二條，編成此書。《呂晚村先生文集》與《何求老人詩稿》二書中都有部分章節表現了呂留良的文學主張。如《文集》中的《宋詩鈔序》、《題錢湘靈和陶詩》、《宋詩鈔小傳》、《質亡集小序》等（見本書《呂晚村先生文集》）。而在《詩稿》一書中，一些詩作對明代詩壇、特別是前後七子的復古風氣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如《子度歸自晟舍以新詩見示》。這兩本書雖然也反映了呂留良的一些文學思想，但都是片斷的、零碎的。而《呂晚村先生論文匯抄》則相當全面而系統地收錄了呂留良關於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方面的文章論述。
《論文匯抄》的內容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概論文章作法，二是評論漢唐以來的作家。
相關條目
首先，從第一方面即文章作法方面，呂留良特彆強調了作者主體的主導作用。他說：“凡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在這裡呂留良指出文章的章法、句法、字法不過是作者用來表情達意的具體手段和方式，而作者的人品、見識、學問才是作文的真正要素。只有提高作者本身的素質，文品才能“不可限量”。鑒於此，他又指出作者一定要明事理，通世故。那些人品高的人，寫出的文章是“爛熟世故之言”，“看透義理之言”；而“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變”，寫出的文章也只能是“開口便露俗腸，直是瞞人不得”。
他又說“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為最上。”“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所謂“理明”、“理真”也都是由作者本身的素質決定的。呂留良又舉例詳細闡述這個道理，他說“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為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蹤跡也。見地高，胸次灑落，下筆自有個迥絕處。”呂留良以上這些觀點都是很有見地的，但對於如何明事理、通世故，以達到“理明”、“理真”的程度，他的看法又是有偏頗的。他認為作者只要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為底本”，並且“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疊過來”，就能“見地高，胸次灑落”。在這裡呂留良片面強調了讀書，特別是讀理學書的作用，而沒有意識到社會實踐、人生經歷對作者的深刻影響。呂留良的文章還涉及到了文章內容與形式關係的重要問題。首先他十分重視文章的內容，認為“絕好文字無他，只是入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
情不真，理不當，即專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也就是說“情事逼真”、“入情入理”的內容是文章的精髓所在，因此他反對以雕琢華麗的形式來掩飾淺薄的內容，強調“行文必簡樸，用意必深刻，遣詞必淡雅。”他用《史記》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在其中，法度在其中。”“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於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
呂留良雖然特別重視文章的內容，但也並不一律地反對形式。他既主張文章必須寫得起伏變化，又強調遣詞用字準確、簡練、明快。他說“山無峰巒起伏，即為頑山，水無波瀾盪淚，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盪淚處得意耳。”因此他稱讚《春秋三傳》、《史記》和《漢書》“同敘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略，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界各異，此所謂化工手也。”其次他又認為：“文章惟練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深思熔煅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意練而得深，氣練而得高，局練而得脫灑，語練而得精微，練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在這裡他強調了文章必須寫得精煉。
呂留良在《論文匯抄》中還廣泛評論了漢唐宋明的一些著名作家與詩人，三言兩語，往往中的。如“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蘊蓄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卻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卻純用其緩。”呂留良在這裡指出了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韓愈（退之）、歐陽修（永叔）、曾鞏（子固）等漢唐宋古文大家的文章風格及其流變。他又對梅堯臣、蘇軾等人也作出了準確的評價：“昔人稱梅聖愈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清真刻削，不著脂粉耳”。“淺淺發揮，而意理開拓、機勢沛然，是坡翁樂境。”
由於他是朱熹的忠實信徒，所以對朱熹的文章推崇備至，認為朱文“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即使是《四書章句集注》這樣的講經文字，也“字字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這些過溢之詞表現了呂留良作為一個理學信徒迂腐的一面。呂留良對明代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剽竊雷同的文風深惡痛絕，他批評後七子主將李攀龍，說“李於鱗文字千補百衲，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瑣齷齪耳。”
從《論文匯抄》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呂留良對有明一代的文學發展有著一個相當清晰的歷史概念。他總結了明代文學發展的幾個階段，如他認為洪武、永樂時，“文質簡重，氣象闊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成化、弘治、正德年間是明文發展的極盛時期，如同“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元豐，蔑以加矣。”嘉靖時明文逐漸顯露由盛轉衰的氣象。萬曆中期以後，“開軟媚之端”，“杜撰惡俗之調”，“令人作惡”。崇禎初年文風稍有好轉，“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崇禎末年重又“流為浮艷，而變亂不可為矣。”這樣明代近三百年文風的遞次演變就呈現於讀者眼前。
《呂晚村先生論文匯抄》保存了呂留良許多有價值的文學評論，是我們研究呂留良文學思想的重要材料。
《論文匯抄》今有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