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君憲救國論》分上、中、下三篇，以對話形式闡述“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的觀點。他稱其為“救亡之策，富強之本”，而將民國以來的政局混亂，統統歸結為共和的弊端。他認為人民的程度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貿然由專制直接進入共和，只能是富國無望、強國無望、立憲也無望。中篇著重提出了政治繼承權的問題，認為只有君主立憲才能防止出現為爭奪元首地位而發生內戰。下篇是講“假立憲，必成真革命”，詳細列舉了清朝假立憲導致滅亡的例子，指出必須真立憲，才能以正當安國，以誠實取信於民，“政府所頒，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為憲政實行”。
內容
上篇
客有問於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削平內亂，捍禦外侮，國以安寧，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與列強並立於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強國無望？”
虎公曰：“共和國民習於平等自由之說，影響於一切政治，而以軍事為最重。軍事教育，絕對服從，極重階級。德意志、日本之軍隊，節制謹嚴，故能稱雄於世；而法、美等國則不然，能富而不能強。此無他，一為君主，一為共和故也。法、美既然，他共和國更不必論。故共和必無強國，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國民教育，尚有對於國家主義之義務心，可以維持而統一之，故對外雖不能強，對內猶不為亂。若中國人民，程度甚低，當君主時代，當兵者常語曰：‘食皇家餉，為皇家出力耳。’今雖去有形之皇家，代以無形之國家，彼不知國家為何物，無可指實，以維繫其心。其所恃為維繫者，統馭者之感情與威力有以羈制之而已。此其為力，固已至弱，況又有自由平等之說浸潤灌輸，以搖撼此羈制之力，時時防其渙散潰決，於是羈馭之術愈益困苦。從前南方軍隊，大將聽命於偏裨，偏裨聽命於士卒，遇事有以會議公決行之者，目者譏為共和兵。北方軍隊，雖無此弊，然欲其絕對服從，聞令即行，不辭艱遠，亦不能也。故民國之兵，求其不為內亂足矣。不為內亂，而且能平內亂，蔑以加矣，尚何對外稱強之足言乎？彼俄、日二國者，君主國也，強國也。我以一共和國處此兩大國之間，左右皆敵，兵力又復如此，一遇外交談判，絕無絲毫後援，欲國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強國無望也。”
客曰：“何謂富國無望？”
虎公曰：“法、美皆富，獨謂中國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養生息數十百年，無外侮內亂以擾之耳。富國之道，全恃實業，實業所最懼者，莫如軍事之擾亂。金融稍一挫傷，即非數年所能恢復。我國二年以來，各方面之秩序略復舊觀，唯實業現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蓋無力者已遭損失，無求再興；有力者懼其復亂，不敢輕試。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後國中競爭大總統之戰亂，必致數年一次。戰亂愈多，工商愈困，實業不振，富從何來？墨西哥亦共和國也，變亂頻仍，未聞能富，蓋其程度與中國同，皆非法、美可比。故曰：富國無望也。”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 [道] 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來 [求] 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事之發達，道固無逾於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後，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同，己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後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求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唯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並維持現狀而不能，且並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唯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澹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
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串言之，則富強無望，由於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於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欲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
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唯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百年。前此並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唯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與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唯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後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於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本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瞭然矣。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初立憲時，官吏狃於故習，士民憚於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於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唯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後，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唯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並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後，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後，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無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安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而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英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於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於國家者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國之開創英主也。二國今日之富強，人人知為二君之賜。然二君之有大功於國家，為世界之聖君者，並非因其謀富謀強，乃因其能立憲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憲，亦未必不可稱雄於一時，然欲其身後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強盛如故，此則決不可得之數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舉之功，乃人亡而政亦舉之功。二國之富強，乃其立憲自然之結果。若僅以富強為二君之功，是猶論其細而遺其大，論其末而遺其本也。夫以專制行專制，適以疾國；以專制行立憲，乃以利國，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專制君主也，不負責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創立憲政為其責任，挾專制之權以推行憲政，故其憲政之確立至速，其國家之進步至猛，非僅其高識毅力以必成憲政為歸，且亦善利用其專制權力，有以迫促憲政之速成也。故以專制之權，成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闢建立大功之極好機會。中國數千年來，政體皆為專制，以致積弱至此。設於此時有英主出，確立憲政，以與世界各國爭衡，實空前絕後之大事業，中國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予不云乎，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創憲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車，使入於軌道，其事至難；守憲政者，如以機器驅火車，使行於軌道，其事較易。故非蓋世英主，不能手創憲政。各國君主不知凡幾，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獨傳，可見守憲政之君主易得，創憲政之君主難得也。然即有雄才而非處於君主之地位，亦不足以望也。故曰：欲求憲政，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予言備矣，能簡括其意以相示乎？”
虎公曰：“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救亡之策，富強之本，皆在此矣。”
中篇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其理誠韙矣。然今日中國改易君主與仍舊共和，兩相比較，實有事實利害問題，並有與此關聯之諸問題，為子言所未及者，願一一貢其所疑，以求解釋可乎？”
虎公曰：“可，願聞其說。”
客曰：“子言中國將來必有競爭大總統之戰亂，在何時乎？”
虎公曰：“今中國四萬萬人賴以生存託命者，唯大總統一人；各國所倚以維持亞東和平及其均勢之局者，亦唯大總統一人。以一人系一國之安危及各邦之動靜者，無如此時；則國家命運至危極險，亦無如此時。以四萬萬人之福，得大總統壽考康寧，則其在位一日，中國必可苟安一日，此可斷言者也。假使大總統身有不預，一二旬不能視事，斯時海內震動，亂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賈停市，各地人民紛紛逃竄，各方軍隊紛紛動搖，各國兵艦布滿海口，歐美報紙，一日數電，舉國戒嚴，風雲滿天下矣。其所以致此紛擾者，則以無一定嗣位之人故也。”
客曰：“現在《約法》所定，金匱所藏，將來於候補三人中選舉其一，元首一定，亂機或可稍泯乎？”
虎公曰：“未也！今中國之人，除大總統外，若尚有一人焉信望隆於全國，勢力布於全國，則海內人人皆知他日繼任之大總統，必此人也。即此一人，已足以維繫人心，不至於亂，一至彼時，一次投票，國已大定矣。無論《約法》定為何種，選舉結果皆同，自由選舉亦屬此人，而他人無望也。限制三人之選舉，亦屬此人，而作陪之二人無望也。《約法》所定，金匱所藏，議會所舉，皆其形式耳。今唯無此完全之人，故成一至窘之難題。《約法》所定辦法，亦此窘題所發生之文字耳。然試一詢立法者之意，何不定為自由投票，而必定為限制投票？答者必曰：‘本無一定適當之人，則幾於人人可舉，不以稍優者數人限制之，恐其舉一非宜之人，以害國家故也。’又試一詢之：‘既限制矣，乃又並舉三人，若雲稍存選舉者之自由，使有擇別之餘地乎？然既限制，已奪其自由矣。何為不限制一人，而限制三人也？’答者必又曰：‘本無一資格最高之人，不得已於資格稍次者擇三人焉，以勉充其選。三人者資格又略相等，無從舍二而取一也。’立法者之理由，雖有千言萬語，總之，實際理由僅有一焉，曰：無唯一適當之人是也。因無一人，故擬三人，名為三人，實無一人。夫人之資格勢力，果能統一全國，為繼任之大總統否，此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國中果有此人與否，尤為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今中國無適當之繼任大總統，乃事實上無可解決之問題，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強解決之，如何而能有效也？將來此《約法》能否實行，及勉強實行時，其與彼時事實如何牴觸窒礙之處，非予所能預知。所能預知者，但決其無效而已矣。”
客曰：“然則彼時亂象究竟如何？中國前途又將如何？子能預測乎？”
虎公曰：“亂世以兵為先。無論何種德望學識，一至彼時，均不足為資格，唯有兵權乃為資格。然使兵力僅足迫壓議會之文士，而無統一全國軍事之勢力，則雖被選，仍無效也。諸將資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軍人、游士又從而挑撥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貴，終必兵戎相見，相與角逐於中原。加以海外革黨乘之，依附清皇室之宗社一派亦乘之，凡有可以利用之資格者，無不有人擁戴，以為競爭之具，其為誰何，予不欲明指其姓氏也。屈指默計，必在十派以上，有非得大總統不可者，有己身不可必得，然決不願居誰某之下者。此聯彼抗，紛擾複雜，海內鼎沸，不可終日。有野心之外國，乃乘此時縱橫於各派之間，挑撥擁戴以助其亂，於是愈益擾攘不可收拾。各國又皆帶甲戒嚴，不肯讓一國之獨占，遠東問題，亦有破壞各國和平之價值。其時中國之一片土，僅為本國人之戰場乎？抑兼為外國人之戰場乎？此不可知者也。其變亂狀況，或有不可思議，萬非今日所能料及者，亦不可知。然其結果，不外二端：一曰各國瓜分；一曰各國代平內亂。瓜分，固為亡國，不待言也；即代平內亂，亦為亡國。何也？他國代平內亂之後，必擇一可為朝鮮李王之人，以為中國君主。其人為前清皇帝乎？前清皇族中之一乎？海外革命黨之魁乎？皆不可知，然皆不過傀儡。所有內政權、外交權、財權、兵權，一概掌於外人之手，所有路礦實業諸政，亦盡屬於他人，國家亦已亡矣。其所以必擇一可為朝鮮李王者，不僅他國取其便利於己，且非有心慕李王之人與人預約，將舉國權利概以授諸外人，因以得外國之助力，先已無自取得君主之資格也。其辦法必以與人聯邦，外交全歸人辦，一以他國之名義行之，國際上已無中華國之名稱。以國家實際言之，則已全亡；以國家名義言之，已亡一半，亡其對外者，而存其對內者，以欺我愚昧之國民。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必令此甘為李王者，於取得君位之後，全仿朝鮮辦法，與人立一合邦條約，將中國併入他人國內，並此君主而亦廢之，此人遷居他國，仍可授以爵位虛銜，彼時即令其人反抗，亦不能也，而況本欲犧牲一國以利一身者乎？至此則中國之名稱，即對於國中，亦已完全消滅，於是乃為斷送乾淨。此其第二步也。其所以必改共和為君主者，取其自即位之始，以至亡國之終，可以一人始終辦理，不必更易他人，其為亡國之機械，最為簡單便利，決不採共和制度以滋紛議也。此時本國人民對於國家之存亡，以及共和、君主問題，並無發言之餘地，一聽客之所為。而向來號稱共和主義者，全反論調，謂非君主不可。蓋自辛亥以來，革黨之主共和，不過為撲滿地步，此後則視何者可攫權利即主張之，共和、君主，救國亡國，皆無不可，本無所謂主義也。世之書生，猶以為彼輩迷信共和，確有主義，真可謂大愚不靈者矣。故中國之共和，無論如何終必廢棄，我不自改，人必為我改之。不過由我自改，即我之所以自救，由人代改，即人之所以亡我。今人民對於國家，頗有任其自生自滅之態，則亦唯預備瓜分後，或李王賣國後，為他國之奴隸而已矣。”
客曰：“此言聞之，令人駭痛。予 [子] 之欲改為君主者，亦欲避彼時之亂也。然大總統繼任之時，有此變亂，君主繼位之時，獨無此變亂乎？”
虎公曰：“是不可以相比也。彼時未必遂無謀亂之徒，然與共和之亂大異。蓋共和改選之時，國中本無定主，有野心者固乘機生心，即愛國之士，亦苦於無可維持，莫知所措。好亂者固倡亂，即不好亂者，亦不得不附亂，不附亂即無所附。此亂象之所以大也。若改為君主，則有當然嗣位之人，其維繫人心不俟其即位之日，一旦有變，愛國者孰不知此為國家危險之時，則所併力以圖之者，唯有擁嗣主以安然即位之一策耳。大總統之名義有競爭，君主之名義無競爭。競爭大總統，不為罪惡；競爭君主，乃為大逆，誰敢嘗試此者？此即定於一之效也。共和改選之時，群起而爭大總統，所以全體皆亂；君主嗣位之時，決無群起而爭君主之怪事，故亦即無全體皆亂之怪事。即有亂者，不過反對君主之一部分人耳。故繼任之大總統敵多，而嗣位之君主敵少。此其不同者一也。反對君主者，如醉心共和之人，或利用共和名義以作亂之人，此種人豈必嗣主即位時始有之，即初改君主時必已有之；又豈必改君主時始有之，即今日為共和時代固已有之。一自國體變更，共和之旗幟必起。嗣主即位之初，彼輩必以為最良機會，此不待言者也。然彼方之反抗力增加，此方之抵禦力亦必增加。開國諸臣，其於皇室皆有利害共同之勢，其精神奮發，團結必較今日有加，嗣主即位之初，功臣舊人分掌內外，勢力逼 [遍] 於朝野，其力足以擁衛舊主者，豈不足以擁衛嗣主？小有變亂，不足平也。故繼任之大總統，敵多助步；繼位之君主，敵少而助多。此其不同者二也。若慮元勛舊臣不能屈事嗣主，此亦必無之事。大總統之所以有競爭者，因無一人資格、勢力高出全國之上，彼此皆有比較資格、比較勢力之心，故爭端因之以起。若嗣位之君主，無須別有所謂資格、勢力，即此血統關係，已無自發生他人比較之心。當時將相，資格雖高，不能屈於他人者，獨可屈於嗣主，舊時恩德，既起其感激報稱之忱，己身勛名，復增其利害共同之念，則群以事舊主者事嗣主而己矣。此有一事可以例之，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劉松山為大將，獨統一軍。劉松山歿，繼統無人，用其偏裨，則其餘不肯相下，分為數軍，則兵力必薄。劉錦堂為松山猶子，一無戰績之少年也，左宗棠撥之，繼統其軍，一軍皆服；未必其聰明才力遂出諸將之上也，其天然資格，無人與之比較耳。故繼任之大總統，以有比較而起競爭，繼位之君主，以無比較而免競爭。比較不生，自然歸一，此其不同者三也。第一次之守成，無以異乎開創，若無賢主嗣位，亦極危險。然予不云乎，君主欲立大功，無過於確立憲政，首開創者有然，半開創者亦然。而創立憲政之難，莫如最初，行之漸久，事亦漸易。嗣主即位之始，如憲政既已確立也，則其功名事業，只得求之憲政之外，如戰勝敵國之類是也；如尚未確立也，則開創者行其最難，守成者行其次難，循其舊規，使之確定，亦為不世出之賢主矣。世界潮流，日趨於新，斷無由新反舊之理，即國中輿論之向背，終必操諸新人。開創之主既以憲政收拾天下之人心，有嗣主之資格者，但令其平日之言論丰采，注意維新，則海內人民群以動色相慰，以為他日君臨天下，必能使吾儕始終為立憲國之國民。即此已足維繫人心，鞏固國本。一旦嗣位，薄海人士，一則追念舊恩，借謀酬報；一則歡迎新澤，群起謳歌，天下所歸，尚何變亂之足慮乎？故繼任之大總統，仍須以專制弭一時之亂；繼位之君主，則能以立憲弭永久之亂，此其不同者四也。有此四者，故君主嗣位之時，決無如大總統繼任時之變亂也。”
下篇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於君主之利害既詳論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立憲，而弊端百出，為世詬病者，其故何歟？”
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操於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機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黨崛起，發揮主義，實際進行，適大總統方掌軍機，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於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黨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已思望治。最初立憲黨之勢力，遠不及革命黨，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復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黨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生故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之計畫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後，立憲黨失主持之中堅，而與憲政極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造革命也。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為，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效也，人民請廢皇族內閣，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於全國，於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黨由盛而衰，革命黨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國回響，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諮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並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之可言，僅設資政院、諮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之機關。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顛撲？大總統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於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於立憲黨，立憲黨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願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便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
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權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與 [於] 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於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後來，國會即據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後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並未欲立憲，而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並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雲裡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立憲，何能藉口民權，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而成？更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黨為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則子所謂立憲，不與前清及民國同乎？”
虎公曰：“然。予以為他日之君主立憲，有二要義焉：一曰正當，所以矯民國之弊也；二曰誠實，所以矯前清之弊也。”
客曰：“所謂正當者何也？”
虎公曰：“民國初次《約法》，即使民黨非為革命預備，而以理想定，此亦不可以實行。故將來改為君主，所宜取法者，唯世界各君主國耳。以世界君主國憲政派別而論，可以為代表者三：一曰英國，二曰普魯士，三曰日本國。英國為世界立憲之母國，憲政基礎，立之將近千年，人民程度至高，世界無與為比。國會成立，其年至遠，無論何等重大事件，皆隨時由國會以普通法律定之，故至今無特別憲法，且有並無法律而以習慣行之者，故學者謂英之憲法為不成文憲法。國會權力，幾於萬能，君主特一虛名之代表，名為君主，實則共和，以虛君共和之名詞施之實為至安。國為君主，而憲法全由國會議成，此世界所無者也。至於普魯士，則因人民革命以求立憲，君主乃召集議會，提出憲法草案，使議決之，故其憲法之成，成於君主與國會，民權遠不及英矣。至於日本，則為欽定憲法，未經國會承認，據憲法以開國會，民權更不及普矣。以中國程度而論，決不能取法英國。非僅我國為然，世界君主國，未有敢效英者也。我國改為君主以後，其憲法宜取法普、日之間。日本君主，二千餘年一姓相承，故稱萬世一系皇室，歷史甲於全球。且其立憲之成，半由於人民之要求，半由於皇室之遠識，故能以欽定憲法行之，此非他國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國承革命共和之後，民智大開過於當時之日本，而君主之資格又不及其久遠，若用欽定之法，未必能饜人民之心，故宜采普魯士之法，略變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議會承認議決，成立憲法之手續，以此為最適宜。至於憲法之內容，如緊急命令權、非常財政處分權之類，則可采法日本。君主既有大權，又無蔑視民權之弊，施之今日中國，實為至宜。故予欲舍英國而取普、日之間，蓋以此為最正當也。
客曰：“將來憲法之內容，可以預議乎？”
虎公曰：“其詳未可驟論。普、日憲法具在，亦更無容縷述。一言以蔽之，不僅非民國初次《約法》，且非前清《十九信條》而已。夫人民權利、國會許可權等普通條件，為各國所同，有當然載入中國憲法者，皆不必論，唯略取其當論者論之。以民國初憲《約法》而論，參議院之權甚重，而大總統之權甚輕，內閣更無論矣。大總統除接受外國大使、公使並頒給勳章榮典外，幾無事不須參議院之同意，如宣戰、媾和、締結條約、制定官制官規之類是也。最奇者，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亦須同意。此雖法、美及英皆所不及，斷非將來君主憲法所能採用者也。以前清《十九信條》而論，宜非共和《約法》之比矣。然清室當可用立憲以弭革命之時，則吝不肯與；及革命既起，又急無所擇，將不必與、不可與之權利而並與之，如憲法起草由資政院，憲法改正屬於國會，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海陸軍之對內使用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國際條約經國會議決追認，官制<官>規以法律定之之類皆是也。其程度殆已追及英國，且又過之。此本為資政院所要求，不過彼時國民革命心理之表證，凡此等類，皆未能行於今日之中國，亦非將來君主憲法所能採用者也。民國初次《約法》及前清《十九信條》，其內容既多不能採用，則所採用者乃以普魯士、日本兩憲法合參而酌取之，以求合於我國程度。而成立憲法之手續，則取法普魯士而略變通之，以求合於我國時勢。蓋憲政但能實行，即程度稍低，亦可為富強之國，普、日即以此種憲法而強，是其明證，無取乎高談法理也。中國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謂正當也。”
客曰：“子所謂正當既聞之矣，所謂誠實者何也？”
虎公曰：“治國所最忌者莫如欺民。人民分之則愚，合之則智，不可以欺者也。前清不肯以權利與民，而又不敢不言立憲，故以假立憲欺之，遂遭革命之禍。前車之鑑，至為顯然。蓋中國此時人民程度本不甚高，與以適宜之權利，並不至遂嫌其少，唯行之以欺，則必失敗。他日君主立憲，人民之權利，國會之許可權，所得幾何，非今日所能預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寧可少與，不可欺民。蓋人民他日若嫌權利之少，不過進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程度果進，不妨稍與之，免成反抗之禍。若以為尚未可與，則亦必以正當理由宣告國中，苟能誠心為國家計，斷無不為人民所諒者。故少與權利，尚不足為禍害。若夫視作具文，並無實行之意，則人民以為欺己，即怨毒之所由生，無論以何種敷衍之手法及強大之壓力濟之，終必潰裂。故誠實為立憲最重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單，即如議決法律，議決預算，乃國會必有之權，既令其議決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財政自財政，預算自預算，彼此不顧，兩不相關，此萬萬不可者也。若因所議法律、預算本多理想，難於實行，則莫如說明窒礙之理由，令其複議，甚至解散議會，再召集而議決之，皆無不可。若視為無關事實，任其議多議少，是則有蔑視議會之心，斷不可也。若曰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則萬萬無此情理。各國立憲之初，亦不知經幾何波折，而後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算其一端也，政府命令亦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類此，總求議會所決。政府所頒，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為憲政實行。然此言事之甚易，行之甚難。故予謂難莫難於立憲之初，即指此類而言。然欲樹憲政，終非經過此途不能到達，若畏難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禍。人民雖愚，終不可欺。故曰；寧可少與，不可欺民。此予之所謂誠實者也。”
客曰：“正當則國安，誠實則民信，前清與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予雖愚蒙，敢不從教！”
於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