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法務部部長]](/img/0/0c4/nBnauM3X2cTM5kzNzMjM2IzN0QTMwITOzEDMwADMwAjMwIzLzIzL1Y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史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法務部部長]")
人物生平
史良史良（1900—1985），1900年3月27日出生於江蘇常州的一個清貧知識分子家庭，1913年開始先後入常州女子師範附小；1915年考入常州女師；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任常州市學生會副會長；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1927年畢業後任南京政工人員養成所指導員；1931年在上海開始執行律師業務，曾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
九·一八事變後，發起組織上海婦女界救國會，被選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後，被選為執行委員。1936年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同年底，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等，因積極參加與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為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1938年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委員會主任。並任第一、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皖南事變”後，退出國民參政會，辭去婦女指導委員會職務。1942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在重慶談判中，擔任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1946年後回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並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1948年後在上海創建民盟華東執行部，任主任。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法務部部長（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性部長之一，另一為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全國婦聯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史良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盟第一、二、三屆中央副主席，第四、五屆中央主席。
史良的一生可謂傳奇曲折，通過法律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為人民服務，是史良的畢生志願。在舊時代，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師，民族救亡運動、爭取民主運動的積極投身者，為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被毛澤東譽為“女中豪傑”；在新時代，她成為新中國人民司法工作的開拓者、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為新中國的人民司法工作從理論到實踐作出了傑出貢獻。
史良一生，從早年學生運動領袖、著名大律師，到抗日救國、反對內戰、與共產黨合作，到擔任新中國高級領導人，為人民共和國辛勤工作，走過了輝煌的一生。
婚姻戀情
史良與陸殿棟新婚合影常州和吳江是江南的魚米水鄉，歷來人文薈萃。在近代，常州的青果巷裡出了個女君子史良，吳江的垂虹亭畔出了才子陸殿棟，兩人最終白頭偕老。
史良是女中豪傑。她的父親是個有九個孩子的清貧私塾先生，從小把她當男孩養。史良不想做個傳統的女子，於是拚命地在常州女子師範附小、常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二十三歲，考入上海法政大學。
近代中國的法律史就是一個爭“民權”，爭老百姓“參政權”的歷史，史良被捲入時代的洪流之中。五四運動時，中學生的她是常州學生會副會議，領導學校罷課；五卅運動時，大學生的她參加反帝鬥爭；做南京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指導員的她，反對國民黨專制被捕入獄二月，蔡元培和史的老師，法科大學老校長董康營救了她；做江蘇臨時地方法院書記官的她對抗當局被停職；做律師的她營救政治犯任白戈，賀龍的親戚向元姑，還有施義（中共領袖鄧中夏化名），觸怒了蔣介石；“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各界人士都來救她們，甚至還有愛因斯坦和美國的孔子杜威。
抗戰初，史良與大才子羅隆基有過戀情，但後來羅移情別戀，於是兩人關係告終。在營救政治犯之中，史良遇到了陸殿棟。
陸殿棟是江蘇吳江人，留學美國哈佛深造法律，主修國際法。他治學嚴謹，僅讀書卡片就積累萬餘張。陸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譯時，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
他們倆在工作上一個通氣報信，提供抓捕政治犯的訊息，一個預先通知這些人儘快撤離，或在法庭上為政治犯辯護。在生活中，他們在和平飯店吃西餐，在大光明看電影，一個西服革履，一個裙角飛揚，於是情投意合。
國民黨畫影圖形，懸賞五萬大洋抓捕史良時，史良躲到了陸殿棟的家中，後來在他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的五月十日開始，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四處抓捕史良，到五月二十七日的半個月中，史良東躲西藏，虧得陸殿棟力勸她沒有去警察換回被抓的親戚，才倖免一難。
在史良的心中，這個比她小七歲的小陸，才是她的真愛。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北戴河畔風高浪急。史良與幾位蘇聯專家同坐在船中，洋專家要求與這位世所聞名的部長女士合個影。史良婉言拒絕並說：“不行。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宋慶齡、史良、蔡暢親切交談史良和宋氏姐妹私交甚好。史良給宋慶齡送過鹹菜、泡菜，買過花布和蛋糕。
宋慶齡剛出版個人選集就書贈史良，並在扉頁上寫“送給史大姐陸同志紀念”。宋美齡也很欣賞史良，極力與之交往。在一次宴席上，蔣介石問她為什麼不參加國民黨，難道國民黨就不抗日，史良笑而不答。她的心中是不認同蔣介石的那個黨。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民主黨派悼念周恩來逝世的追思會上，作為外交部的法律顧問和全國政協委員，陸殿棟難以抑制住對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悲傷之情，他喊著“總理不能走，總理不能走……”突然腦溢血發病了。陸殿棟被送往北京醫院，當晚就去世了。這件事，對於史良更是天大的打擊。
她的小陸去了，她的生活也垮塌了。她吃的藥都是陸殿棟準備好的，家裡的事務甚至存摺，都是陸殿棟料理的。存摺找不到了，生活一團糟。晚年的史良常沉浸在思念陸殿棟的氛圍中，每天默默地坐在他的遺像前，黑紗不離身，參加國務活動時也是如此。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後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
史良無子女，其侄輩要求繼承她佩戴過的一些首飾，但是經鑑定，所有首飾加在一起不過價值3000元……
人生軌跡
早年經歷
青年時期的史良史良（1900—1985），中國法學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女，字存初，1900年3月27日生，江蘇常州人。
出身於世代書香之家的史良，在八個兄弟姊妹中行四，自幼秉承了父親倔強的品格和母親幹練的氣質。因經濟拮据，史良一直到14歲才正式進入武進縣立女子師範附小讀書。但在入校前，已跟父親習字讀書，從學識廣博並具有一定新思想的父親的談天說地中懂得了許多歷史故事，由此萌發了初步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
1919年她參加“五四運動，擔任常州女師同學會的會長，還被推為省立第五中學、常州南師和女師三校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兼評議部主任，參加了學界聯合會。為了查禁日貨、鼓動商界和工人罷市罷工，她經常在外進行宣傳演講，許多函電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筆。1922年暑假史良從武進女師畢業後，在好友資助下，進入上海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因為她感到在舊中國婦女參政是遙遠的事，但學法律可以為受欺壓的老百姓幫點忙。
1925年“五卅”運動中，史良積極參加了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的口號，以至被捕，一天以後才被釋放。隨後還主編了一個名為《雪恥》的刊物，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
1926年在法政大學就讀期間，史良參加了該校學生反對校長只重金錢不管教學質量的鬥爭，結果4個同學被開除。史良十分不平，走上講台，和校長講理，使校長理屈詞窮，史良和100名同學隨之組成護校團，那時，正好王開僵發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學，由司法界的著名人士董康為校長。史良和100多名參加護校團的同學便都脫離法政大學進入上海法科大學，以後史良就成了董康的得意門生。
律師生涯
“七君子”合影史良1927年從上海法科大學法律專門部畢業，因為是私立大學，拿不到律師證書，被分配到南京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工作，她的上司是國民黨清黨委員會的重要官吏，生性倔強正直的史良非常憎惡他，兩人處處對立，不久史良就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史良目睹了一些慷慨就義、寧死不屈的共產黨人，也看到了舊中國監獄對待犯人的非人道罪行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黑暗，兩個月以後，她的父親通過董康請蔡元培出面，才把她營救出來。
1930年史良曾到青島國民黨特別市黨部任訓政科主任，半年以後回到上海。這時上海法科大學改名上海法學院並經教育部批准立案，史良也已領到了律師證明。
1931年開業任律師，曾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還加入了共產黨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人道互濟總會”，任該會律師，曾辦理多起營救鄧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達等中共地下黨員的案件。
抗日救國
宋慶齡、何香凝、史良親切交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鯨吞我東北三省，並加緊侵略活動，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一面推行對日不抵抗政策，一面加緊反共進行內戰。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率先成立，史良同志是發起人之一，並被推選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後，史良同志被選為執行委員。
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更加囂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選舉宋慶齡、沈鈞儒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史良同志是其中重要一員。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日，她曾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作為救國會的代表，到南京請願，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國民黨政府頑固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於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獄中拒絕敵人的誘降陰謀，堅持愛國無罪的正義立場，直到七七事變後抗戰開始後，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營救出獄。
抗日戰爭期間史良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為了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國民參政會的各抗日組織如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國家社會黨和中國青年黨共同醞釀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救國會為顧全大局沒有加入。直到1942年史良才隨救國會集體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為適應形勢的需要，1944年9月19日在重慶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以個人參加為基礎的中國民主同盟，仍以無黨派人士張瀾擔任主席。
1945年9月中國民主同盟重慶市委員會成立，史良當選市委委員兼組織委員。1945年11月，在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史良被增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常務委員。
反對內戰
史良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達成了“雙十協定”，決定舉行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簡稱“舊政協”），共商國是。史良同志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的顧問，她和民盟其他領導人一道，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反動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舊政協會議以後，史良同志回到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同時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
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迫使民盟停止公開活動。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為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和驅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為中國而鬥爭。史良同志因當時處境不能離滬赴港參加，曾委託赴港參加全會的沙千里同志代表她出席。隨後她根據民盟總部決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華東執行部，並擔任華東執行部主任。
在白色恐怖下，史良同志機智頑強從事民盟的地下工作，在宣傳民主、保護民盟組織、聯繫民眾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搜查了她的住宅，並密令逮捕她，在這危難時刻，上海解放了，史良才免遭毒手。
1949年6月，史良同志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的籌備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上述歷史進程中，她為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建國之後
史良1949年9月21日，史良作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法務部部長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還被選為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0年史良在民盟四中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53年開始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7年以後，由於“左”的路線干擾，剛開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壞，法務部被撤消，史良由法務部長改任人大常委委員。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史良遭受批判，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寫檢查和參加勞動，幸而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她才免遭更大的災難。
晚年生活
1976年1月，史良的丈夫陸殿棟（1907—1976）在懷念周恩來總理的追思會上發言，回憶總理對他的親切關懷時，情緒激動，痛哭失聲，結果誘發腦溢血不幸離世，使史良的健康受到嚴重的傷害。
鄧穎超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使中國又開始了新的征程，民盟也重新恢復活動，史良對這一重大轉折感到由衷地高興，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史良繼任主席。
史良在人民共和國度過了36個春秋，她銘記自己解放前說過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僕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嚴於律己，自奉甚儉｡
解放後，她將自己在1948年承辦一件大遺產案獲得的上海十餘幢房屋報酬全部獻給國家，另一棟三層樓的60餘間房屋撥給民盟上海市委作辦公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後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
人物故居
故居外景1故居圖片
故居位於常州鬧市區，和平北路122號。外景圖片。
作品
史良書法作品《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婚姻法》、《關於目前司法 行政工作報告》
書法作品：
書畫作品入編《國際中華書畫藝術臨摹大展作品集》、《國際書法篆刻集萃》、《中國硬筆書法藝術家精品》、《中國硬筆書法大辭典》、《中華硬筆書法家墨跡精華》、《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國畫作品入編《二十世紀中華畫苑掇華大畫冊》。
人物評價
史良史良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建國後擔任法務部部長，還擔任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史良同志的一生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僅在政治上，她始終追求真理，不斷進步，堅持與共產黨風雨同舟，並肩戰鬥，革命立場堅定；而且在待人接物上她也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同志。她生於民族憂患，死於祖國中興，她的一生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婦女的苦難與歡欣。
史良對建國後的法制建設有奠定基礎之功，在1950年的第一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上，她作了《關於目前司法行政工作報告》，指導各地除設法庭或審判組外，還設立值日室、問事處、法醫檢驗和執行、統計、檔案等機構，以便民眾訴訟。此外，該報告還強調法紀宣傳和建立新的律師和公證制度——當然，1959年後法務部被撤銷，法制被破壞殆盡，這是史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文革結束後，史良對清理冤假錯案不餘遺力，為許多受害的知識分子平反和落實政策。對一些鬥爭過她的人，她也沒有深究。
鄧小平同志探望史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大法《婚姻法》實施，此法的修訂離不開史良之力。如果說《憲法》是國家大法，那么《婚姻法》就是家庭的大法。數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包辦強迫和男尊女卑第一次在法理上被推翻，婦女、兒童、老人的權益以及婚姻的自由純潔有了一定保障——雖然如此，中國建國之初，史良仍遭反動的勢力忌恨而遇襲。
史良認為婚姻問題對婦女更為重要，她說：“家庭是經濟單位，又是社會教育、文化教育單位。任何人如果在婚姻關係上遭受壓迫，必致斫傷他的生產積極性和教育子女的責任心，這些於各種建設事業的開展是有阻礙的。因此我們必須廢除封建主義的婚姻制度。”
救國會七君子
中國民主同盟歷任領導人
| 職稱 | 姓名 | 始任期 | 卸任期 | 備註 |
|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 黃炎培 | 1941年3月 | 1941年10月 | 1941年10月黃炎培辭去主席職務。 |
|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 張瀾 | 1941年10月 | 1944年9月 | 黃炎培辭去主席職務後，推選張瀾擔任主席。 |
|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 張瀾 | 1944年9月 | 1945年10月 | 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張瀾 | 1945年10月 | 1955年2月 | 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主席。1955年2月去世。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沈鈞儒 | 1955年2月 | 1963年6月 | 張瀾去世後，任代理主席。第二、三屆中央委員會主席，1963年6月逝世。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楊明軒 | 1963年12月 | 1967年8月 | 沈鈞儒去世後，任民盟中央主席。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史良 | 1979年10月 | 1985年9月 | 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主席，史良主席於1985年9月逝世。 |
| 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 | 胡愈之 | 1985年9月 | 1986年1月 | 1985年9月，民盟五屆中常會第八次會議決定胡愈之副主席為代理主席，1986年1月胡愈之代主席逝世。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楚圖南 | 1986年1月 | 1987年11月 | 1986年1月，民盟五屆中常會第九次會議推選楚圖南副主席為民盟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1986年12月，民盟五屆三中全會選舉楚圖南為民盟中央主席，1987年1月，民盟五屆四中全會選舉其為民盟中央名譽主席。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費孝通 | 1987年11月 | 1996年11月 | 1987年1月，民盟五屆四中全會選舉費孝通擔任民盟中央主席。第六、七屆中央委員會主席。1996年11月，民盟七屆五中全會接受費孝通辭去民盟中央主席職務。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丁石孫 | 1996年11月 | 2005年12月 | 1996年11月，民盟七屆五中全會選舉丁石孫為民盟中央主席。第八、九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民盟九屆四中全會接受丁石孫同志辭去民盟中央主席的請求，推舉丁石孫同志為民盟中央名譽主席。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為費孝通、錢偉長、談家楨、蘇步青、丁石孫。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蔣樹聲 | 2005年12月，民盟九屆四中全會選舉蔣樹聲同志為民盟中央主席。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