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證制度
這樣，通行證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來，他們的流動主要是為了滿足白人對勞動力的需求。為了把科伊人變成農業上人，這份公告授權地方當局將沒有通行證的科伊人當作遊民處理，任意立契，強迫他們按照僱主規定的條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總督發布命令，規定科伊兒童出生時，若其父母正受僱於白人農場主，他們就應跟著學徒，直至18歲。1819年，薩默塞特總督授權地方長官將父母雙亡的科伊兒童登記為學徒，使他們實際淪為農奴的地位。1828年，開普殖民地發布了49號法令，進一步將通行證制度擴大到科薩人的範圍：所有進入殖民地的科薩人都必須持有邊境地區白人官員簽發的通行證。這主要是因為歐洲人向內地滲透，與南下的科薩人的接觸增多，同時開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薩人作為勞動力。殖民者擔心這種交往會危及白人統治地位，就用通行證制度把兩個種族隔離開來，這不能不說是後來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濫觴。後來，在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區實行通行證制度也是為布爾人農莊提供勞動力的有效辦法。
同時，通行證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種手段。它使種族主義政權在政治上有某種安全感。英國駐南非的高級專員米爾納就堅持認為，從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慮，必須實行通行證制度，因為這一制度“可以辨認來到這裡的土著和追蹤他的動向，否則這個地方將變成一座群魔殿”。南非發現鑽石礦和金礦後，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同時，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這種新形勢導致了通行證制度運用範圍的進一步擴大。
國民黨政府上台後，進一步加強了種族立法。1952年頒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證及施行統一的土著身份證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種通行證多達60多種，如居住許可證、宵禁特別通行證、月度通行證、計日工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旅行通行證，等等。這項法令規定取消其中一些已無必要的通行證，全面加強通行證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遷移和行動。這項法令規定了一種統一的證件——一種特殊的查驗冊，每個土著居良都要隨時攜帶。查驗冊中載有非洲人的照片、編號，並詳細載明其相貌、納稅情況和許多事項。
這些規定為南非黑人帶來了諸多不便。一家南非報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個關於納爾遜·蘭加的案例。納爾遜·蘭加是約翰內斯堡市政委員會僱傭的一位清潔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攔住要通行證。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潔工一樣，他因為怕遺失或弄髒，沒有隨身攜帶通行證。但他很順從地給警察看了市政府發給他的證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務員號碼，這足可以證明他的合法雇員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這些，還是將他逮捕並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間勞動。後來，由於他和律師取得了聯繫並申請了人身保護令，納爾遜·蘭加才獲得釋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別規定：根據土著事務部、法務部和南非警察當局之間的安排，因違反通行證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訴，可直接交給土著事務部。而土著事務部在1954年頒發的一份行政通報指出：應該對因此項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農村做僱工的機會，而且要優先照顧農場。凡是拒絕這種工作的人不能被釋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訴”。
反對通行證發運動
1960年3月21日的反對通行證遊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亞（南非）泛非主義者大會組織的。泛非主義者大會於1959年4月成立後，主要將精力集中在招收會員和建立地方組織上。由於這項工作進展順利，泛非主義者大會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約翰內斯堡召開它的第一次全國會議。索布克韋和大會領導人向會員宣布了組織計畫，將從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證法運動開始，經過一些沒有具體說明的步驟，到1963年達到自由和獨立。為什麼泛非主義者大會如此倉促地決定在3個月內即要發起一場全國性的抵抗運動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這是來自一群急於行動的會員的要求。從自由憲章發表後，南非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加速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叛國罪案開審後，由於缺乏足夠證據，南非當局節節敗北。而維沃爾德上台後，變本加厲，積極推行現行政策。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激進派強烈要求有所動作。其次，泛非主義者大會對非洲民族主義思想對南非黑人的感召力估計過高。以索布韋克為代表的大會領導人堅持倫貝迪的非洲主義，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而忽略艱難長期的組織工作。
第三個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自由黨堅決支持泛非主義者大會採取激進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國政府如加納政府對泛非主義者大會表示將提供外交和財政支持。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亦已確定在3月31日發起全國性的反對通行證制度運動。為了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爭奪黑人民眾，泛非主義者只能在國民大會之前採取行動，以表明自己的力量。
索布克韋在要求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採用非暴力策略時，號召他們將通行證丟在家裡，並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這一行動將很快帶動全國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監獄擠滿，田間、工廠和商店的工作停頓下來，南非政府當局最終將不得不讓步，廢除通行證制度。這一運動將形成一系列“不停頓的運動”，而這將導致種族主義政權的崩潰。他提出的口號是：“不接受保釋、不接受辯護、不接受罰款”。同時，泛非主義者大會作了基層的組織工作。
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證運動以平靜而嚴肅的方式從索韋托地區開始。羅伯特·索布克韋凌晨2時即起床了。他將自己的檔案整理好，對家裡的事作了安排，於6時離開家，向4英里之遙的奧蘭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從費費尼、杜貝和西奧蘭多等各個方面來的黑人民眾緩緩地加入他的隊伍。那一天，約翰內斯堡警察局共逮捕了170名違反了通行證法的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在比勒陀利亞，6名成員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違反通行證法將他們送走。在德班和東倫敦，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樣理由逮捕。民眾的反應遠不如預想的那么踴躍，只是在韋雷尼京、蘭加和恩揚加等地，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號召得到了普遍回響。
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態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國民大會已聯合了其他13個不同種族的組織，籌備發起反通行證運動，接著在5月和6月連續舉行示威遊行。但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計畫在某種意義上打亂了國民大會的原計畫，索布克韋和他的助手的動員也頗具勢頭，非洲人國民大會只能十分被動地跟著泛非主義者大會，但在組織工作上仍是各自為政。
韋雷尼京位於約翰內斯堡以南約50英里處，是南非的鋼鐵工業中心。二戰結束時，這箇中心因擴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000人，非洲人30000人。這裡非洲工人多是流動勞工，在製造業受僱的16798名非洲黑人中，近15000人是從奧蘭治自由邦招募而來，住在棚戶區。沙佩維爾是1937年韋雷尼京發生動亂後開始建設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當時的市長約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維爾的人口已達36600人。從原住地被迫遷到沙佩維爾，每月的房租高達2鎊15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沒有中學可進的青年人，這些為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宣傳鼓動提供了不滿現實的社會基礎。
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維爾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車站，去上班的人排起了長隊。這時，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警戒隊出現了，他們勸說人們不要去上班。這些警戒隊還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韋雷尼京上班的人們。上午10時，在市中心已聚集了一大批人。這使地區警察大吃一驚，因為沙佩維爾素來以和平馴服著稱，就是在蔑視運動中也沒有出現很大波動。俯衝的飛機也沒能驅散示威者，而警察則拒絕逮捕那些站在隊伍前面的泛非主義者大會支持者。示威組織也拒絕了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義者大會支部書記恩雅卡納·往羅說：“在索布克韋發表講話前，我們不會解散。”
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認為，將有人發布關於通行證制度的重要通知，這更使他們決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達，有的還是乘的裝甲車。下午1時15分，約300名軍警與5000名示威者對峙著。突然，警察局的大門口發生了摩擦，圍著警察局的鐵絲網被沖開了一條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後面的民眾更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拚命向前擠。有一個警官被擠倒了，這時，色厲內荏的警察開始開槍，人們趕緊朝四周散開逃跑，但無情的子彈呼嘯而過。結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婦女和10名兒童，絕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彈，另有180人被打傷。射擊過程持續了20秒鐘，警察共發射743發子彈。
受傷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被送進索韋托的巴拉格瓦納斯醫院。在急如星火的救死扶傷的醫院裡，弗萊克醫生正在緊張地為傷員包紮、動手術。當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取東西時，發現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邊站著一群低級警官。“你們在這兒乾什麼？沒看到我在搶救病人嗎？”弗萊克醫生勉強抑制住自己的憤怒情緒。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讓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納斯醫院來的所有受傷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萊克醫生對這種非人道的行為表示抗議，然而無濟於事。
上校命令一個警察帶上印台，挨病床將槍傷者的手印蓋上，然後對另一位警官說：“在每個病床邊派2名警察看守。”弗萊克被這種殘酷所震驚。“請你們有點良心！有些病人正因搶救不及時而生命垂危，其他的將失去一條腿或一隻手。如果每個病床邊站上兩名警察，我們怎么能實施搶救措施？”由於弗萊克醫生的不合作態度，那一個周末，他被告知，比勒陀利亞已傳來命令，將他解僱。弗萊克醫生氣憤已極，立即與國際新聞界取得聯繫，聲明自己由於對警察暴力的犧牲者表示關心而失去了工作。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政府只好恢復了他的工作。
在沙佩維爾慘案發生後幾個小時，在開普敦的黑人市鎮蘭加也發生了槍殺事件。那天清早，人們開始聚集在蘭加新的單身住宅區。儘管天下著雨，但當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地區負責人克哥桑納在6時趕到時，已有6000人站在那裡等他講話。警察進行干預時，克哥桑納決定將人群解散並說明下午6時再聚集，他趕到開普敦去看望被捕的會員。蘭加的警察局也得到了加強，60名警察配備了步槍、警棒和裝甲車。
下午5時45分，警車駛進了蘭加的單身住宅區，高音喇叭宣布禁止民眾集會，隨後警察也趕到了。警察命令人群在三分鐘內離開現場，但馬上就用警棍開始驅散人群。這種故意的挑釁激起了在場民眾的憤怒，他們開始向警察投擲石塊。現場指揮官命令部下開槍，結果又殺死了6名示威者。當天晚上，蘭加的民眾舉行了暴力反抗，他們將市政府燒毀，剪斷了電話線，襲擊了警察局，堵塞了交通。第二天清早，蘭加的單身宿舍區遭到警察的襲擊，他們見人就打。在這場事件中，又有49人受傷。
“沙佩維爾慘案！”“南非種族政權的又一罪行！”“蘭加的血不會白流！”第二天，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刊登沙佩維爾——蘭加慘案的訊息。全世界為南非白人政權的赤裸裸的暴力所震驚了。同時，南非股票和債券的牌價在世界各地交易所里直線下跌，恐慌襲擊了西方的金融市場和證券交易所。伴隨著世界輿論的壓力和正義力量的譴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南非政府的屠殺行為。南非的白人也驚恐不安，有些開始向國外移民。法務部長不得不呼籲全國平靜下來。
各地的屠殺、反抗、破壞和逮捕還在進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西蘇魯、曼德拉和當時的總書記諾克韋連續幾天開會討論局勢，商量對策。當時正在比勒陀利亞準備作證的盧圖利對屠殺進行譴責，並於3月27日當眾燒毀了自己的通行證，並號召其他人採取同樣的行動。恰巧在這時，南非政府宣布暫停實施通行證法。有些人天真地以為這是政府結束這一法律的具體行動，殊不知，更嚴厲的鎮壓措施將在全國實行。盧圖利酋長還號召全國在3月28日為紀念慘案中的死者舉行哀悼。為抗議蘭加屠殺，克哥桑納組織了30000人向開普敦進軍的運動，但後因警察的欺騙而未能堅持。
為了加強鎮壓並重新控制局勢，在3月30日宣布實行緊急狀態法，並開始搜捕黑人積極分子。慘案發生後，當局將曼德拉等被告又重新關進監獄。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實施通行證法。在緊急狀態法實行期間，共有2000名解放運動的積極分子被逮捕。
4月8日，南非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以128票對16票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兩個組織為非法，並規定繼續從事該組織活動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的徒刑。懷著善良願望並一直堅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成立近50周年時，在政府採用極殘暴的手法殺害了無辜的黑人抗議者之後，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辯護。3位法官主要針對他的講話和文章提問。曼德拉借著這一機會，詳盡地介紹已被宣布為非法組織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張、政策和活動情況。“我們要求實現成人普選權，為此，我們準備施加經濟壓力；我們將發動蔑視運動和待在家裡運動。我們將採取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蔑視法律的事態和待在家裡運動所造成的局面。讓我們談判吧。’”
在辯護中，曼德拉闡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對未來政府的構想，即從非洲人獲得議會席位到普選權，最終實現人民民主。他又談了非國大對暴力的看法，並保證，“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採取措施，保證暴力不會首先來自我們方面。”儘管沙佩維爾一蘭加慘案已告訴他：政府為了恐嚇非洲人，會毫不遲疑地屠殺數以百計的非洲人。同時他也駁斥了法官對普選權的歪曲，並坦然地談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以及態度的轉變。8月9日，他結束了在法庭上的辯護。
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緊急狀態，並釋放了被拘留者。
然而，沙佩維爾的陰影還在，受害者的血不會白流。正如南非詩人布魯特斯在他題為“沙佩維爾”的詩中所揭示的那樣：
沙佩維爾事件的意義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們背受槍擊，
一再退後，手無寸鐵，毫無防備。
當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槍彈
穿過母親的脊背，
撕裂她懷抱中的嬰兒，
將嬰兒殺死。……
這是一個典型事件……
它無比清楚地說明，
種族統治是什麼；
它無比清楚地說明，
壓迫者的意願又是什麼。……
銘記住沙佩維爾事件吧，
銘記住那背受搶去的時日。
銘記住爭取自由的不屈意志，
銘記住那些烈士。
我們為他們而自豪。
對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和所有黑人解放運動的積極分子而言，沙佩維爾慘案的重大意義在於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解放運動的策略還應該是堅持非暴力手段嗎？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沙佩維爾大屠殺標誌著南非民族主義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而在這一歷史的轉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①霍屯督人是南非的土著居民，亦稱科伊人。霍屯督是白人殖民者對科伊人的蔑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