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厲鶚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於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谿，後遷至錢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還在少年時，父親就已去世，家境貧寒，全家人靠士泰賣菸葉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幾乎被士泰送進廟宇，後自己堅持不出家才作罷。
求知上進
生活雖然艱苦，但厲鶚的求知慾卻很強。他刻苦用功，“讀書數年，即學為詩，有佳句”。後來他又廣泛涉獵，“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弱冠時，他從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駿小他4歲。他稱可庵為先生，與世駿結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諳世事，但酷愛出遊。每“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睹，必識諸心”。江浙山水，激發了他的豪邁詩情；迷人風光，豐富了他的美妙想像。在大自然的懷抱里，這位貧寒之子，迅速成長為一位詩人。
這位年輕的詩人，對社會現實似乎有所不滿，而又無能為力。他覺得“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詩體，借遊仙之詠來抒發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厲鶚寫了《遊仙百詠》，不久又寫了《續遊仙百詠》。這兩篇遊仙詠清新飄逸，然而，詩人仍覺得言猶未盡。五十二年（1713年），他寫了《再續遊仙百詠》，“借文翰為遨遊，真可謂盡名士之才情，極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讚嘆。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謝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將以予為厲遊仙乎？”
教授學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厲鶚受聘來到了汪舍亭家，在聽雨樓教授汪家的兩個孩子：汪浦、汪沆。在這裡，他受到了禮遇，飲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汪家對孩子要求嚴格，厲鶚也極盡教師之責，認真授業。從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師。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學業大有長進。尤其是汪沆，後來也成為一位名士，並始終感激自己的恩師。
考中當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厲鶚參加鄉試，考官是內閣學士李紱。在試闈中，李紱見到他的試卷，讀了他寫的謝表，感嘆道：“此必詩人也！”立即錄取。中舉之後，厲鶚登舟北上，準備參加京城會試。此時，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詩興時發，寫下了10多首詩。然而他沿途觀光的興趣似乎比會試中式的希望更濃。在《廣陵寓樓雪中感懷》一詩中，他寫道：“沉湎居翥主，浩蕩遊子意。平生淡泊懷，榮利非所嗜。哂笑詎雲樂，明發難自棄。茲來捫空囊，翻為故交累。因思在家貧，忀徉尚高致。束書細遮眠，疏花香破鼻。紙閣無多寬，回隔飛塵至。因之問故園，南湖煩寄字。”
在京城，厲鶚的詩受到了侍郎湯右曾的賞識。厲鶚春闈報罷，右曾殷勤辦酒，收拾臥榻，派人致意要將厲鶚請到家中。厲鶚得信後卻不辭而別。次日，右曾迎請時，他早已遠去。“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熟”。在歸途中，厲鶚寫詩嘆道：“一昔都亭路，歸裝只似初。恥為主父謁，休上退之書。柳拂差池燕，河驚撥刺魚。不須悲楚玉，息影憶吾廬。”
結交文人
回到家鄉後，厲鶚更加熱衷於出遊吟詩。隨著詩名的傳播，他與更多的文人結成了朋友，與周京、金志章、符曾、金農十分親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會，賦詩為樂。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賈而好儒，“以古書、朋友、山水為癖”，家中藏書極富。文人名士紛紛來游，厲鶚也年年相訪，成為馬家的常客。在馬氏小玲瓏山館裡，他肆意探討，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他與馬氏兄弟、杭世駿等浙江詩人結為邗江吟社，唱和切劘，“觴詠無虛日”。雍正年間，全祖望路過杭州，與厲鶚、杭世駿等結交，也成為詩社之友。他們一起討論經史，考證掌故，寫詩唱和。從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厲鶚在出遊吟詠之餘，撰寫了《南宋院畫錄》8卷、《秋林琴雅》4卷、《東城雜記》2卷、《湖船錄》1卷，並同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趙信一起，共同撰寫了《南宋雜事詩》7卷。
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總督李衛奉敕修《浙江通志》。厲鶚、杭世駿等28人受聘擔任分修。在厲鶚、杭世駿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剞劂蕆事”。
再次落第
乾隆元年（1736年），浙江總督程元章舉薦博學鴻詞18人，厲鶚、杭世駿都列名其中。但是，厲鶚無意應試。全祖望特地從京師寫信相勸，希望他“與堇浦諸君勉之”。在朋友的勸告下，厲鶚再次赴京。在這科徵士中，厲鶚的詩學是出類拔萃的。正如杭世駿所言：“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可惜在考試中，厲鶚誤將論寫在詩前，再次落第。朋友們都為此嘆息，他卻淡淡地說道：“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
貧寒離世
厲鶚歸鄉後，因治生無術，貧病交加。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氣喘，歷秋漸痊。五年（1740年），他移居東城，又患足疾。舊時的文人儘管生活艱難，卻還有姬妾。六年（1741年），愛姬朱滿娘病，厲鶚典質以償藥費，終因治療無效，遷延至七年（1742年）正月去世。以後，厲鶚身體更加孱弱，不斷地受著肺病、齒痛等疾的折磨。在此期間，他的生活靠朋友們饋贈、補助，勉強維持。因年老無子，馬曰琯又資助他再次納妾劉姬。但是，劉姬不安於貧困，不久便離他而去。
晚年的厲鶚儘管貧病多磨，著書立說卻達到高潮。他有感於《遼史》的簡略，採摭300多種書籍，寫出《遼史拾遺》24卷。這部書有注有補，以舊史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都分析考證，加以按語。他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國志》注。他還利用在小玲瓏山館裡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並博引詩話、說部、山經、海志等書，撰寫了《宋詩紀事》100卷。
主要著作
《宋詩紀事》和《遼史拾遺》是厲鶚的兩部力作，受到時人的好評。《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宋詩紀事》）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遼史拾遺》）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采輯散佚，足備考證。”
豐富的著述並不能使詩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決定另謀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決定以舉人候選縣令，應銓入都。朋友們認為他不宜擔任此職，加以勸阻。他只得說出自己的苦衷，是為了求得俸祿以侍養老母。當他北上來到天津時，老友查為仁將他留住水西莊。在這裡，他意外地看到了查為仁為南宋周密的《絕妙好詞》所作的箋注。他與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過有關《絕妙好詞》的材料。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興。對學術的熱愛戰勝了對仕宦的追求，他放棄入都的打算，和為仁同撰《絕妙好詞箋》。幾個月後，著作完成，他返棹南歸。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厲鶚與吳城共撰《迎鑾新曲》進呈。吳城所作為《群仙祝壽》，厲鶚所作為《百靈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厲鶚病重。九月十日，他對汪沆說道：“予平生不諧於俗，所為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冊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厲鶚辭世。
厲鶚的死使朋友們十分悲痛，他們哀嘆：“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誰續，哀鴻亦叫群。情深攜庾信，義重哭劉蕡。望遠無來轍，呼天有斷雲。那堪聞笛後，又作死生分。”
厲鶚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吳葦村見貽之作》一詩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學恨不早。孱軀復多病，膚理久枯槁。乾進懶無術，退耕苦難飽。帳下第溫岐，歸敝廬孟浩。風尖恥作吏，山水事幽討。結托賢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詩幽新雋妙，刻琢研煉，於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獨闢蹊徑”，與金農的書畫齊名，人稱“髯金瘦厲”。他不修威儀，常曳步緩行，仰天搖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詠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稱為“詩魔”。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諸書外，還有《樊榭山房集》。
文學創作
《樊榭山房集》是厲鶚的詩文集，乾隆年間刊行於世，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國朝厲鶚撰。……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詞，分甲、乙二卷，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卷，而以北樂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緒年間，汪氏振綺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銘》，吳錫麒撰《墓田碑記》。附汪曾唯所輯《軼事》，及未刊詩詞、迎鑾新曲，並載杭世駿、汪惟憲、吳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諸家評論，為最足之本。”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綺堂本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對校，凡有疑誤而無法從版本上校正之處，則參校以正史及有關詩文專集等其他資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詩8卷，詞2卷，文集8卷，集外詩1卷，集外詞1卷，集外曲1卷，續集詩8卷，續集詞2卷，續集集外詩1卷，續集集外詞1卷，續集集外文1卷，附錄5，是研究厲鶚的重要資料。
在此，我們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為依據，對厲鶚的詩詞創作試作分析。
厲鶚在詞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為浙西詞派中期的代表。在詞派問題上，他推崇姜夔、張炎等人為首的宋詞南宗，貶低辛棄疾等人的北宗。厲鶚以“清”與“雅”作為詞好壞的標準。他主張在藝術特點上，詞應該是幽雋清綺，婉約淡冷；作品蘊意上，詞要適度表達作者純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態的清高志性。他與查為仁合編的《絕妙好詞箋》成為繼朱彝尊《詞綜》之後鼓吹南宋詞方面最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厲鶚也長於寫詩，特別是五言詩。他與杭世駿齊名，《清代學者象傳》中稱其：“為詩精深峭潔，截斷眾流，於新城(王士?)、秀水(朱彝尊）外自樹一幟。”?厲鶚讀書搜奇嗜博，鉤深摘異，尤熟於宋元以後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遼史拾遺》、《東城雜記》、《宋詩紀事》、《南宋雜事詩》等書。其中《南宋雜事詩》一書，采諸書為之注，徵引浩博，為考史事者所重。
文學特色
吟詠山光水色
厲鶚一生創作了許多以山水為題材的詩詞。一部《樊榭山房集》，幾乎可以說是“十詩九山水”。從題材分類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稱他為山水詩人。張世進在《哭樊榭二首》詩中寫道：“當代風騷手，平生山水心。”全祖望評價厲鶚的詩：“最長於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群。”這些詩文準確地指出了厲鶚詩詞創作的主要內容及其成就。
厲鶚的詩詞創作為什麼會出現山水詩最多，成就最大的特色呢？這與他的生活環境、思想性格、人生經歷密切相關。
厲鶚的家鄉錢塘（今杭州），是著名的風景城市，享有人間天堂之譽。厲鶚自稱：“平生湖山鄰。”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厲鶚提供了觀賞山水的有利條件，撥動了他山水詩創作的心弦。《樊榭山房集》卷1第二首詩就是一首山水詩，名為《游無門洞》，是厲鶚23歲時的作品。據《西湖遊覽志》記載：黃龍洞，又名無門洞。宋時，有僧慧開字無門，自黃龍山來居此。有石磣砑不合如蠣，忽雷聲震地，劃然出泉，色紺而冽，人以為龍隨錫出，因此得名。《杭州府志》記載：無門洞在千人洞上百步，峭石巉岩，壁立數仞，可視不可登。洞深丈余，左右鐫羅漢十六。平坡石磴，可坐十餘人，視下如在浮雲中。厲鶚在《游無門洞》詩中寫道：“陰竇絕曦景，石雨垂痴龍。白雲懶不收，繚繞東岩松。定僧涌壁像，海眾驚靈蹤。藤花拂又落，螟聞煙際鍾。”寥寥數語，勾勒出無門洞的獨特風光，使讀者如臨其境，浮想翩翩。
緊接著，年輕的厲鶚又作了《花塢二首》。據《杭州府志》記載：花塢近楊梅塢，以花多得名。地絕幽邈，多古庵。厲鶚在詩中吟道：“法華山西山翠深，松篁蒙密自成陰。團瓢更在雲深處，惟有樵風引磬音。白練鳥從深竹飛，春泉淨綠上人衣。分明孟尉投金瀨，吟到日斜猶未歸。”此詩既描繪了花塢的幽妙景致，又提到了溧陽尉孟東野。據史書記載，孟東野，貞元中，授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東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筱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夫外，無入者。孟東野得之，喜而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瀨一往。至則陰大櫟，隱叢筱，坐於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厲鶚遊覽花塢，詩興勃發，遙思孟尉，吟詠忘歸。“分明孟尉投金瀨，吟到日斜猶未歸。”就是他本人鍾情于山水，陶醉於吟詩的真實寫照。
由於出身貧窮，人又孤瘦枯寒，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厲鶚灰暗消極的心理。少年時險被“寄以僧舍”的經歷，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埋下了隱逸避世的種子，加深了他的孤僻個性。他從來沒有“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豪邁氣概，也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樂觀自信。雖然他也象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科舉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但絕沒有不達目的誓不休的強烈願望。他既無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也缺乏行政才能，又不諧於俗，於世事絕不諳，不能隨俗俯仰，好率意而行，這就使他難以進入仕途。
厲鶚本來就熱愛自然，性雅好游，23歲時，在《疏寮集序》中自稱：“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睹，必識諸心。”科場受挫之後，厲鶚的“宦情”日益淡漠，更加嚮往自然。正如他在詩中所吟：“性拙見山喜，匹如故疾失。”“余拙謝百事，抱影自空村。”在大自然的懷抱里，在山光水色之中，他感到舒心愜意，文思泉湧，揮毫寫下了大量的山水詩篇。登山涉水，吟詠風光，給厲鶚帶來了極大的樂趣。他“畢生以覓句為自得”，並決心在詩學上有所建樹。他在詩中吟道：“力將陶謝追風雅，恥共金張較瘦肥。”就是這種志向的表露。
辭別科場，厲鶚來到了揚州，館於小玲瓏山館。馬氏兄弟“以古書、朋友、山水為僻”，對他禮為上賓，熱情款待。他們一同遊覽山水，吟風弄月，其樂融融。這就為厲鶚的山水詩創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和物質基礎。
幾十年來，厲鶚往來於錢塘、揚州之間，靠坐館和朋友接濟維持生活。他的一生，雖然清貧，但也清閒，入世不深，遊蹤不廣，接交有限。其山水詩，以寫浙江名勝為多，最突出的是刻劃杭州的自然風光。
厲鶚吟詠杭州山水的詩篇，數量繁多，範圍廣泛。杭州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幾乎所有的景點風物，各個時節的變幻之美，都成為厲鶚描繪的對象。尤其是西湖、西溪一帶的萬般景色、迷人風光，全都進入了厲鶚的詩詞之中。很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景物，在厲鶚的詩中露出容顏；很多前人已經題詠過的景物，在厲鶚的詩中展現新彩。在歷代吟詠杭州風景的無數山水詩人中，厲鶚的成就引人矚目。
厲鶚的詩歌在藝術形式方面的最大特點是宗宋。具體表現為專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詩法宋人，這在清代前期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不僅僅是詩學趣尚問題，而是一種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文化現象。明清易代的滄桑巨變，使漢族士人很容易想起被蒙元所滅的大宋王朝。宋詩在元明兩代被冷落之後，於清初極受推崇，與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以及相應的民族情緒是分不開的。在清人看來，宋詩不僅是一種與唐詩有別的詩學範式，而且是歷史上同樣被“夷狄”征服的王朝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他們對宋詩的情有獨鍾，既出於刻骨銘心的故國之思，也有同病相憐的類比聯想。而浙江人身處南宋故都與六陵所在之地，“一舉目皆故跡”，對宋代文化又有特殊感情。因此，浙江詩人不約而同地轉向宋詩，形成以宗宋為基本特徵的浙派。
浙派之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浙派，自黃宗羲創始，歷經康雍乾三朝，前後百有餘年，涉及詩人數以百計，大小名家數十人。狹義的浙派，如袁枚等人所云“浙派”，專指以厲鶚為首的杭州詩人群體。厲鶚既是狹義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廣義浙派中一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清代詩人的宗宋，大都是學習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大家。而厲鶚所學主要是南宋永嘉四靈，旁及姜夔。因此，厲鶚的詩歌格局狹小，風味清幽。同樣是描寫杭州風景，厲鶚即不象蘇軾那樣反映得開闊瀟灑，而是善於刻劃小境界。如其《理安寺》：“老禪伏虎處，遺蹟在澗西。岩翠多冷光，竹禽無驚啼。僧樓滿落葉，幽思窮板躋。穿林日墮規，泉咽風淒淒。”沈德潛評價此詩為：“寒翠欲滴，野禽無聲，非此神來之筆不能傳寫。”詩歌狀景的確很工，但寫得幽敻清冷，其境界是一種出世者的靜僻的境界。
厲鶚寫山，大多不採用鳥瞰的角度，不是描繪山的外形與氣勢，而是採用特寫的手法，深入山中，細緻刻劃山內一處處局部情景，以獨具慧眼的發現，獨具特色的語言，營造出獨特意境，表達其獨特感受。
請看他的《曉登韜光絕頂》，“入山已三日，登頂遂真賞。霜磴滑難踐，陽崖曦乍晃。穿漏深竹林，冷翠引孤往。冥搜滅眾聞，百泉同一響。蔽谷境盡幽，躋顛矚始爽。小閣俯江湖，目極但莽蒼。坐深香出院，青靄落池上。永懷白侍郎，願言脫塵鞅。”
韜光峰位於杭州靈隱寺西北，因唐代高僧韜光在此結庵說法而得名。據史書記載，韜光本為蜀人，後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即止。”當他游至靈隱山巢溝塢時，擔任杭州剌史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字樂天，著名詩人。韜光悟道：“此吾師之命也。”遂於巢溝塢結庵，與白樂天為友，時常唱和。
厲鶚此詩描寫了曉登韜光絕頂的情景。他在入山三日之後，於清晨向絕頂攀登。身在山中，移步換景。途中所見，霜磴道滑，晨曦拂崖，光透竹林，流泉吟唱，好一個幽靜清寂的境界。登上峰頂，爽快無比。俯視江湖，極目莽蒼。遙想當年，白居易的形象浮現在眼前，白居易的詩句迴響在耳邊：“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於是，厲鶚便以點睛之筆作為此詩的結束：“永懷白侍郎，願言脫塵鞅。”表達了自己要擺脫世俗束縛的意願。
厲鶚還善於描寫夜色中的山林景致。例如，《宿龍門山巢雲上人房》：“山樓出樹抄，夜宿萬山中。虎嘯不驚定，鐘聲疑在空。背窗棲鳥影，滅燭聽松風。明日尋階水，應添十二筒。”龍門山位於錢塘之西，俗名小和山。詩人來到此山，夜宿僧房。深山密林，夜色深沉，萬籟俱寂。在這個特定的環境裡，詩人憑聽覺感受著大自然的別樣風韻。“虎嘯”、“鐘聲”、“松風”，聲聲入耳。山林之夜，靜謐幽妙，詩人心內，萬慮俱消。
厲鶚筆下的雨後之山，更是別具清幽。例如《雨後坐孤山》：“林巒幽處好亭台，上下天光雨洗開。小艇淨分山影去，生衣涼約樹聲來。能耽清景須知足，若逐浮雲愧不才。誰見石闌頻徒倚，斜陽滿地照青苔。”孤山，孤峙於杭州西湖的里湖與外湖之間，林巒幽美，亭台秀麗，湖平如鏡，上下天光。“雨洗”之後，更是如詩如畫，清麗絕塵。輕便的小艇分載去秀麗的山影，飄動的衣襟約來陣陣樹聲。詩人沉浸在雨後孤山的清幽景色之中，憑欄觀賞，知足常樂，不屑於追逐浮名。
厲鶚寫水也極具特色。如《秋夜聽潮歌寄吳尺鳧》：“城東夜月懸群木，洶洶濤聲欲崩屋。披衣起坐心茫茫，秋來此聲年復年。壯心一和《小海唱》，二毛不覺盈吾顛。胸中雲夢吞八九，要挽天河ju（?#93;+斗）北斗。倏忽晴空風雨來，杳冥水府神靈走。時哉會見滄溟立，自是乾坤有呼吸。軒轅張樂萬耳聾，洞庭天遠魚龍泣。須臾聲從靜里消，一？（草字頭下加大，加蟲）獨語星蕭蕭。天明作歌寄吳子，想子中宵亦聽潮。”此詩構思巧妙，主要從聽覺角度渲染錢唐潮的聲威與氣勢，並寫出潮水來去的不同聲響，和詩人的心態變化。潮水來時，洶洶濤聲欲崩屋；潮水去時，一（？）獨語星蕭蕭。詩人由披衣起坐心茫茫，變為壯心一和《小海唱》。
由於閱歷的限制，特別是審美情趣偏於柔美，因此，厲鶚的寫水之作，更多的是寧靜秀美的湖景。例如《曉至湖上》：“出郭曉色微，臨水人意靜。水上寒霧生，瀰漫與天永。折葦動有聲，遙山淡無影。稍見初日升，三兩列舴艋。安能學野鳧，泛泛逐清景。”此詩用清涼的晨霧，清淡的遠山，清澈的湖水，清靈的野鳧，構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曉湖之景。表現了詩人平靜閒適的心態，願象野鳧一樣回歸自然的情懷。
夜色中的湖景則是另一番景象。如《春湖夜泛歌》：“晴湖不如游雨湖，雨湖不如游月湖。同時看月兼聽雨，二事難得魚熊俱。沙外登舟棹徐發，天融山暖雲初活。水月樓邊水月昏，煙水磯頭煙水闊。尊前綠暗萬垂柳，月痕似酒浮鵝黃。一片蛙聲遙鼓吹，四圍山影爭低昂。此時坐上各無語，流雲走月相吞吐。欲潤冥冥堤上花，故灑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銷金鍋，繁華千古隨逝波。誰把長橋短橋月，譜入吳娘暮雨歌。雨止依然月不見，空里湖光白如霰。歸向龍宮枕手眠，粥魚初喚流鶯囀。”
這是一首描繪春夜遊湖的詩，展現了西湖的變幻之美，表達了詩人的獨特感受。春風徐徐，湖水蕩漾，詩人登舟，夜遊西湖。楊柳輕拂湖面，月兒穿雲破霧，蛙聲此起彼伏，山影時高時低。忽然，天空中飄飄灑灑，下起了疏疏春雨。雨水輕輕地滴落在船篷之上，默默地滋潤著堤上花木，西湖籠罩在迷濛清幽之中。雨過之後，湖光潔白如霰。詩人欣喜地感到，自己意外地享受到了同時看月兼聽雨，魚與熊掌俱得之的樂趣。記得元人周密曾經說過：“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無時而不游，而春遊特盛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西湖的變幻奇觀，杭諺的銷金鍋兒之號，使詩人感嘆“繁華千古隨逝波”。
上述可見，厲鶚的山水詩，所寫不僅僅是風景畫，而是對山光水色的欣賞，對人生世事的感悟。詩中有畫，畫中有人，人有所思，值得回味。
抒發思古幽情
厲鶚不僅熱愛自然，嚮往野逸，而且喜歡觀賞古物，既愛那歷盡滄桑、古樸斑駁的文物之美，也愛由此引發的思古幽情和遠離現實的超脫之感。因此，他的詩歌創作中，有許多懷古詠物之作。
《樊榭山房集》卷1第一首詩就是《金壽門見示所藏唐景龍觀鍾銘拓本》，詩中寫道：“嗜古金夫子，貪若籠百貨。墨本爛古色，不受寒具涴。便續金石錄，明誠不是過。鍾銘最後得，斑駁豈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撫跡思景雲，往事去無那。初翦桑條韋，柘袍受朝賀。范鍾崇玉清，構炭飛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詞厭寒餓。裝比李仙丹，征句迭唱和。無虛奚足稱，懋績於此墮。吾思景鍾銘，天筆濫傳播。”
據史書記載，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鍾銘，為唐睿宗於景雲二年（711年）所書。因離洞較遠，而拓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傳於世。厲鶚看到好友金農所藏的鐘銘拓本後，興奮地寫下了這首詩，既講了金農的嗜古之好，收藏之妙，又描述銘文“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並感嘆道：“撫跡思景雲，往事去無那。”
《樊榭山房集》卷1中，還有一首《過宋通問副使朱公少章墓》：“突兀殘碑立古阡，行人猶記紹興年。青衣已見君王辱，白髮何期使節旋。老淚冰天他日恨，遺聞曲洧至今傳。一抔築並花宮地，夕唄晨鐘更惘然。”
這是一首描寫朱弁墓的詩。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宋朝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開封）。次年四月初一日，金兵將宋徽宗、宋欽宗父子連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虜北去。開封的金帛、寶貨、文物、圖冊也被金兵洗劫一空，北宋王朝覆滅。五月初一日，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開始了對剩下的半壁江山的統治。歷史上稱之為南宋。此後，南宋小朝廷偏安於杭州。南宋政權建立之後，遣使問安宋徽宗、宋欽宗。朱弁出任通問副使，被金人扣留十餘年。歸後不久，即死於杭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年輕的厲鶚過朱弁墓，目睹殘碑，遙想當年，心潮難平，寫下了這首詩。
據《宋史》朱弁傳記載，紹興二年（1133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決策去留，弁曰：“我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紹興十三年（1144年），和議成，弁得以歸。厲鶚詩中的“突兀殘碑立古阡，行人猶記紹興年。”講的就是這段歷史。
靖康之變時，宋徽宗、宋欽宗被迫以青袍易帝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後之服。因此，厲鶚在詩中感嘆道：“青衣已見君王辱。”
紹興五年（1136年），宋徽宗死於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朱弁悲痛地寫了一篇哀辭。
辭中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另外，朱弁還撰有《曲洧舊聞》一卷。拜謁朱弁墓，想起朱弁的詩文，厲鶚深情地吟道：“老淚冰天他日恨，遺聞曲洧至今傳。”
宋人故居也受到了厲鶚的關注，並引發出這樣的詩篇：《寶蓮山是韓平原故宅》，“霧閣雲窗付渺茫，平原事往徑全荒。居人不識太師竹，風葉幾枝搖夕陽。”]寶蓮山，在吳山之北。韓平原，即南宋大臣韓侂胄。他是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位元組夫，宋寧宗時執政13年，以樞密都承旨，加開府儀同三司，權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後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軍國事。嘉泰（1201—1204）中，他見金王朝已衰，力主乘機收復中原，請寧宗追封岳飛為鄂王。後又削去秦檜死後所封申王，改謚“謬醜”，以打擊投降派。開禧二年（1206年），請寧宗下詔出兵攻金。宋軍初戰獲勝，旋以部署失宜而敗。投降派乘機活動。次年被南宋政府殺害，後函首送至金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厲鶚遊覽寶蓮山，想起這裡曾是韓侂胄的故宅，如今面目全非，荒草掩徑。感慨地吟道：“平原事往徑全荒。”韓侂胄善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軒，自稱“太師竹”。五百餘年過去了，往事如煙，誰還記得“太師竹”？只有那青青翠竹，在夕陽的餘暉中輕輕搖曳，向詩人訴說著當年的故事。
明朝人留下的物品，也引發過厲鶚的創作激情，《趙忠毅公鐵如意歌》就是這類作品。趙忠毅公即趙南星。他是高邑人，字夢白，號儕鶴，別號清都散客。萬曆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為東林黨重要人物。天啟中，宦官魏忠賢專權，政治腐敗。趙南星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與之對抗，與鄒元標、顧憲成號為三君。後謫戍代州，病死。追謚忠毅。他有一柄鐵如意，上有八卦、河洛、雲雷、星斗、五嶽諸圖象，和銀鏤銘文。銘云：“其鉤無鐖，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唯君子之器也。趙南星。”
厲鶚在詩中，首先對鐵如意作了這樣的描述：“鐵花銹澀尺有咫，一朵冷雲吹不起。四周銀鋟篆畫嚴，古器曾經近君子。”
接著，他對趙南星的生平事跡作了高度評價：“高邑趙公卓犖才，東林黨籍標渠魁。要扶眾正黜群小，不悟晚乃為身災。高皇辛苦營九有，輕擲乾坤崔魏手。椓人假子滿朝廷，豈獨見泉竟無後？廷推禍伏三案根，遙遣荷戈出雁門。匹如祥麟在苑囿，猰貐檮杌驅之奔。擊壺歌罷提攜舞，北闕關心淚如雨。恨不親將逆豎頭，碎如王氏珊瑚樹。力疏四害論四凶，願鑄禹鼎代天功。人間萬事不如意，佳名真與奇觚同。”
最後，面對著趙南星的鐵如意，厲鶚激昂地吟道：“鐵兮何清寒！乃是公之忠義肝；鐵兮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購得此常賣家，傳觀四座寂不嘩。若采銘文備史事，流傳億代可以箴官邪。”
厲鶚還喜歡題詠古畫，例如他曾寫過一首《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鵒圖同確士作》。據史書記載，宋徽宗萬機之暇，惟好書畫，具天縱之妙，有晉、唐風韻。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尤注意花鳥，點睛多用黑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幾欲活動。書後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志，或用瓢印蟲魚篆文。其作品有許多散落民間，《鸜鵒圖》就是其中之一。厲鶚在詩中對這幅圖作了生動的描述：“繁華如夢宣和事，仍在神宵自遊戲。誰傳真跡落人間？鸜之鵒之妙無比。松枝淅淅墨針攢，一踏枝鳴二墮地。足鉤咮啄定爭鬥，不然那得風毛墜？中間似欲助老拳，欲飛未飛張張翅。晶熒點漆活眼睛，卻含萬里龍沙淚。”聯想到宋徽宗、宋欽宗後來成為金人的俘虜，宋廷曾遣通問使問安兩宮的史事，厲鶚又感慨地吟道：“祗應回首愧此圖，難諭兩宮通間使。”
厲鶚也曾題詠古錢，寫道：“吳中有書賈來廣陵，出古錢三百餘見示刀布正偽，諸品皆備。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遺予。一曰千秋萬歲，面有龍鳳形。一曰長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對立狀。一曰斬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符篆一。一曰龜鶴齊壽，面無文，蓋古厭勝錢也。暇日裝潢成冊，為詩題後。”他還寫道：“汪為山亦贈予厭勝錢拓本，文曰金玉滿堂篆書，面有雙龍繞之上，有柄作片雲形，大徑二寸，續裝於冊，更為賦詩。”
他還寫有《漢銅雁足燈歌為半槎賦》、《漢銅龍虎鹿盧燈歌為敬身作》等詠物詩，輕快地吟道：“今年曾詠雁足燈，新詩傳唱滿廣陵。歸來江上訪高士，又見一燈奇可稱。……燈傳無盡詩無盡，試與佳兒誦此篇。”
這類題詠古畫、古錢、古物、古金石拓本的詩，在《樊榭山房集》中還有很多。“皆窮探原委，曲折盡致，後來談藝家爭相效之。”
吐露心中抑鬱
厲鶚出身寒門，早年喪父，家境清貧。生活的壓力使他鬱鬱寡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僅19歲的厲鶚寫下了《遊仙百詠》，吐露心中的抑鬱。在該詩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遊仙詩》，自晉郭景純倡之，逮唐曹堯賓、明馬鶴松連篇累牘，奇艷可誦。予閒居寡歡，偶爾綴韻，輒成百章，大要游思囈語，雜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靈均作《騷》，尚托於雲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幾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讀之，詞雖不工，聊當龜茲一覺云爾。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題。”序中的“閒居寡歡”，就是他當時的真實寫照。“游思囈語，雜以感慨”，就是《遊仙詠》的主題。
《遊仙百詠》雕版問世後，厲鶚又寫了《續遊仙百詠》。前後遊仙詠共二百首，厲鶚仍然覺得言猶未盡。於是，又寫下了《再續遊仙百詠》，序云：“曩作前、後遊仙凡二百首，前遊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頗有嗜痂。後遊仙藏篋中，未舉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於仙境猶有未盡，因刻意冥搜，誓脫故常，復成百詠。昔謝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將以予為‘厲遊仙’乎？”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厲鶚將遊仙三百首結集在一起，在《自序》中他這樣寫道：“至於弘農之始倡，實為屈子之餘波，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遇，後有作者，鹹步趨焉。……仆無凌雲之才，有餐霞之癖。懶如中散，論或托於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居長嘯，偶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饋來玉液。但以俗緣羈紲，塵網攖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於是效顰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為，數凡三百。瑤台夢破，喚起飛瓊；洛浦舟回，拾殘翠羽。曾無當於風、雅，亦見擯於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時當朱明屆節，白日舒長。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丸；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襞箋雪案，豈窺大酉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康熙癸巳季夏八日，錢唐厲鶚題於寄圃之半舫齋。”
序中的“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遇”，“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清楚地表明，這組詩是有感而發的，借仙境神話，影射現實。
厲鶚一生貧病多磨，《樊榭山房集》中對此有充分的反映。他是一個愛書讀書之人，乾隆元年（1736年），因貧窮不得不賣掉自己的藏書。在《鬻書和沈峙公》一詩中，他傷心地寫道：“收處心常損，拈來淚欲垂。誰憐非長物，竟遣易晨炊。宿讀人難得，長貧我自知。祗愁肉食者，還有鬼名嗤。”
第二年夏秋之交，厲鶚臥疾南湖草堂。病中，他寫下了沉重的詩句：“經旬外戶不輕窺，當暑懷冰病亦奇。雨久玭衣生壁早，夜涼螢火入簾遲。毀茶恐被高人笑（時以肺寒禁茗飲），稱藥寧煩妙友為？灑灑心清無睡處，幾回落月有餘思。”
乾隆四年（1739年），厲鶚又被住房問題所困擾。在詩集中他寫道：“予賃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將鬻他氏，復謀棲止。瑞石山下，有屋數楹，東扶導予相度，頗愛其有林壑之趣，以價貴未遂也。”第二年初夏，他移居東城。在《移居四首》中，他感慨地吟道：“南湖結隱八年余，又向東城賦卜居。頗愛平橋通小市，也多喬木映清渠。杜陵突兀見此屋，韓子辛勤始有廬。笑我天慵俱未遂，不妨隨地狎耕漁。”
乾隆六年（1741年）夏日，他再次病倒。誠夫給他送來杏酪，他作詩謝道：“鵝王乳色白勝酥，仙杏為漿雅稱無。寒食和餳傳故事，鼎娥候火費工夫。口香三日驚猶在，肺氣兼旬覺頓蘇。珍重攜來情不淺，食經端為起詩癯。”
歲暮，他的愛姬朱氏病危。為給朱姬治病，他不得不典賣衣物。《典衣》一詩，反映了他當時的經濟狀況和苦悶心情。“青鏡流年始覺衰，今年避債更無台。可知子敬家中物，新付長生庫里來。半為閨人償藥券，不愁老子乏詩材。敝裘無恙還留在，好待春溫臘底回。”
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朱姬病逝。厲鶚傷心欲絕，寫下了《悼亡詩》十二首：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奩空去月如煙。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遍，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游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綿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發參參。而今好事成彈指，猶勝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釭。定情顧兔秋三五，破夢天雞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妄緣了卻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回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蔟蝶裙。猶是踏青湖畔路，殯宮芳草對斜曛。”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話，危托尼（女十甘）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別，淚痕兼雨灑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搦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頹低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為伊皤。”
“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系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斷腸，齊向洲前泣白苹。”
“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碗，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尚憶不？”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睹，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拼猛雨，春酥忍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遊處，無復蟾鉤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尺，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尚剖，瞥過石火藥空擎。祗余陸展星星發，費盡愁霜染得成。”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裡，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蘭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忺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才隔重泉便渺茫。”
這組詩纏綿宛轉，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袁枚評價道：“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於言情；好征典者，病亦相同。即如悼亡詩，必纏綿宛轉，方稱合作。東坡之哭朝雲，味同嚼蠟，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滿紙，詞太文而意轉隱故也。近時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詩，遠不如樊榭先生。”
貧窮、疾病、痛失愛姬，屢遭打擊的厲鶚苦悶至極，只有用詩歌來宣洩。在《病中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首句得詩三首》中，他這樣寫道：
“滿城風雨近重陽，病減情懷老減狂。足軟杖藜渾得力，耳鳴鞞鐸果何祥？僮奴決意辭貧主，醫匠收功試古方。我已是非俱不問，笑看梧葉墜虛廊。”
“滿城風雨近重陽，唧唧陰蟲夜漸長。瘦比隱侯猶較倍，愁應平子為分將。青燈難遣詩魔嬈，丹鼎翻嫌琴客妨。領取秋深閒意味，不眠常是望晨光。”
“滿城風雨近重陽，及至重陽霽色蒼。問疾客來時一二，登高人想不尋常。琉璃水淺盛新月，瑪瑙天空映拒霜。誰道秋容麗如許，閉門也有小篇章。”
獨樹詩壇一幟
清朝初年，活躍在詩壇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過來的詩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嚴格意義上的清代“國朝”詩人開始出現，並逐漸成為詩壇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並稱為“南施北宋”的施閏章和宋琬，其次是並稱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並稱為“南查北趙”的查慎行和趙執信。此後，則有袁枚、趙翼、蔣士銓“乾隆三大家”。厲鶚崛起於“清初六大家”之後，“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詩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
當時，正是沈德潛“格調”說流行之際，厲鶚與他“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為生。早有詩名，而連赴舉場幾達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依舊罷歸。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舉人，次年成進士，時已67歲。此後，他以詩受知於乾隆皇帝，官運亨通。不到10年時間，從翰林院編修升到禮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歸里之後，又加贈禮部尚書及太子太傅銜。他與乾隆帝的關係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詩中僚友”之稱。他在當時的詩壇上影響很大，“海內之士尊若山斗，奉為圭臬”。
沈德潛論詩，尊盛唐，主格調，一歸於溫柔敦厚，復古傾向極明。他認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據此，在內容上，他強調應言之有物，恪守封建倫常，以詩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在方法上，則講求格調，遵循溫柔敦厚的詩教，主張“蘊藉”，不贊成“發露”。他說：“唐詩蘊藉，宋詩發露，蘊藉則韻流言出，發露則意盡言中。”由於過分強調溫柔敦厚，因而承其風者獨取格調說，以致“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離”。
沈德潛倡導“格調”說，不僅違背了其兩代老師王士禛和葉燮的論詩精神，而且作為一個詩學界的流派，代表著詩壇上頑固的保守勢力，給清代詩歌的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
厲鶚認為：“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闕乎性情，真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縟而趨潔，遠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師為師’，荊公所謂‘博觀約取’，皆於體是辨。眾制既明，爐鞴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即具其中。蓋合群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
他對人們沿襲明七子和本朝幾個“巨公”之遺緒頗為不滿，明確指出：“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這段話很可能就是針對沈德潛而發的。在《樊榭山房續集》，《自序》中，他又寫道：“自念齒髮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盛際，懶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仆於詩人之末，不識為仆之桓譚者誰乎？”這裡的“格調”二字，明顯地表現出他對沈德潛及其格調派的反感。
厲鶚與沈德潛的詩學衝突，無關乎個人恩怨，就其實質而言，主要分歧有兩個方面，一是宗唐與宗宋之爭，二是在朝與在野的對立。
厲鶚始終是一個窮愁枯瘦的在野詩人，但其作品受到許多人的讚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杭世駿在《詞科掌錄》中寫道：“厲太鴻為詩精深華妙，截斷眾流，鄉前輩湯少宰西厓最所激賞。自新城、長水盛行時，海內操奇觚者，莫不乞靈於兩家。太鴻獨矯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鄉稱詩於宋、元之後，未之過也。……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這絕非好友間的過譽之詞，而是客觀事實。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其詩則吐屬嫻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末派。雖才力富健尚未能與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詠，綽有餘思，視國初西冷十子，則翛然遠矣。”沈德潛也評價道：“樊榭徵士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而詩品清高。”
無庸諱言，厲鶚的詩也有明顯的缺點和不足。首先，他雖然出身貧苦，但大半生過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結交有限，詩的內容不夠豐富。詩集中很少有反映社會問題、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風弄月，這多少帶有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的傾向。其次，他雖然最長於山水詩，但平生遊蹤不廣，主要局限於江、浙，無名山大川之助，詩的格局狹小，力量薄弱，雕煉有餘，雄渾不足。其三，他喜歡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於晦澀，大大影響了詩的藝術效果。袁枚就曾批評道：“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於宋人，而成於厲樊榭。……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過，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表明瑕不掩瑜，厲鶚的詩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