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民主案

4月14日上午在江寧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開審，55歲的陳獨秀踏上法庭時，記者發現他“兩鬢已斑，須長寸許”，但“面色紅潤，已無病容”，而且“四周瞻顧，態度自若”。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回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旁聽者人滿為患，有些是從上海、無錫、鎮江各地趕來的，法庭無地可容，門外擠滿了人。等檢察官控告完畢已是下午一點四十五分，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他的書面辯訴狀說得很清楚，國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所謂亡國是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和主權，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能說是“亡國”，所以“危害民國”不成立。民國之所以叫民國，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國，以別於專制君主國。所謂“叛國”，刑法上有具體說明，即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泄露機密罪。如果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那又何必屏棄法國路易十六的“朕即國家”說。如果說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就是“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 國民黨也曾“叛國”矣。 他指斥——“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武力征服’政策對待吾國，同時國民黨政府亦挾同樣態度以臨吾民。”他表示自己力爭的只是體現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利，力爭的是實現普選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的是民主制擴大到歷史的最高階段。現在和將來，他本人都沒有篡奪民國為“黨國”的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
他進一步反駁，如果說人民發言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個人，就是有罪，那么兩千年前周厲王有監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那時當然沒有言論自由。20世紀的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該有這樣的怪現象。如果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就是“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就是“危害民國”，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豈不是重見於今日的民國，那不是正好證明日本人所謂的“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不是污衊嗎？
接著，仗義而來的章士釗起立為陳獨秀辯護，雄辯滔滔，長達53分鐘。他指出，本案首先當區分言論與行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即使是應付緊急狀態的特別法規，也未見這樣的規定，所以起訴書的指控，“無中無西，無通無別，一切無據”。反對或攻擊政府，進一步推翻或顛覆之，這是行為。即便指控陳獨秀主張暴動，“既未越言論或理想一步”，與緊急治罪法上的“行為”含義迥然不同，以行為而論，斷無科罪之理。何況國家與主持國家的機關（即政府）或人物，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如果說以言論攻擊機關和人物就是危及國家，“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民國的主權在民，復辟國體才是叛國，才是危害。否則，不論對於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都是正常的，只有半開化的國家才會以此“臨之於刑”。
當章士釗辯護時說，陳獨秀早已被共產黨所開除，實際上是與“國民黨最前線之敵人為敵”，說他“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也無不可。這當然是律師有意做的有利於他的辯護。但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的意見是他從法理上說的，與他本人的政治觀點不符。
陳獨秀、章士釗的辯護，“政府不等於國家”等觀點通過大江南北各新聞媒體廣為流傳，章士釗旁徵博引、洋洋萬言的辯詞，文采斐然，受到讀者的注目。各地報紙論壇上出現了與他唱和的聲音。 當年5月1日胡政之創辦的《國聞周報》第10卷第17期發表了一篇詳盡的《陳獨秀案開審記》。陳獨秀本人的辯訴狀當時也有一種14頁的單行本流傳，後面還有“獨秀”的簽名。亞東圖書館當年出版的《陳案書狀匯錄》，共102頁，收入了起訴書、判決書、陳獨秀的自辯詞、章士釗的辯護詞、程滄波對他們辯詞的反駁、章士釗回應程滄波的文章等。此書汪原放經手付排、付印，他記得印了一千冊，有些大學的法學專業馬上將此書作為參考書。這些都為歷史留下了忠實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