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經歷
早年，吉利根在剛操起教鞭時，感覺到心理學世界是那樣地龐大、那些地包羅萬象，以至於研究起來似在觀看一幅沒有鏡框的圖畫，看起來像是現實的，或者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而不是一種反映。她最初的教學生活是平靜的，作為著名發展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的助手，她同其他同事一樣講授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亞傑和柯爾伯格等人的心理學理論。然而，漸漸地，她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了一種“不同的聲音”——一種令她的心緒再也無法平靜下去的聲音。在她《不同的聲音》一書的序言中寫道，“過去十餘年來，我一直在傾聽人們談論道德和自我。在這一過程中，我開始聽出這些聲音中的差別——談論道德問題的兩種方式，描述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兩種方式。”她最初是從女性那裡聽到這些聲音的。那些年裡，她主要採取訪談的方式，進行了三種經驗研究：大學生研究、流產決定研究以及權利與責任研究。與他人不同的是，她在研究中讓女性敞開心胸，痛痛快快地去談論自我和道德，談論自己在道德觀念和選擇上的困境，而自己卻寧願充當一個頗具同情心的傾聽者，把女孩子和婦女的聲音記錄下來。然而，當她整理自己的記錄時頓感吃驚，發現在龐大的、“人類的”心理學天空之下，卻看不到女性的身影，聽不到女性的話語，因為女性或是被置於邊緣地位，或是被一種偏見來解釋，或是被從研究男性中得出的標準來覆蓋。也就是說，在以往的人類發展理論中，女性並沒有被包括進來，孩子和成年人都被假定為男性的，男性被當作了規範。客觀地說，在吉利根之前，並非沒有人聽到這種“不同的聲音”，但關鍵在於他們並沒有聽出這種聲音的“不同”，沒有把它當作“不同的”聲音來對待，只是草率地把它視為對標準聲音（從研究男性中得出的聲音）的偏離，因此也就意味著心理發展上的不足或失敗。而吉利根卻注意到這種聲音的“不同”，並給出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圍繞著這種聲音建立起自己的理論。“吾愛吾師，但吾尤愛真理”。吉利根的理論是從批評和挑戰柯爾伯格等人的理論開始的。在西方發展心理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亞傑和柯爾伯格的理論。針對這些人的理論，吉利根主要提出三點批評：1、他們在談論女性的心理發展中遵循了男性的標準，把女性在心理發展上與男性的不同視為她們發展上的失敗，這是一種帶有偏見的、不公正的看法。2、他們把發展等同於個體化、分離、權利以及自主性，排斥依戀、關係和聯繫以及愛在心理發展中的作用，僅僅強調“公正”的發展路線，忽視了“關懷”的發展路線。3、他們忽視了對女性的自我和道德建構的研究。在吉利根看來，按照男性標準衡量的女性在“道德發展上似乎不足”的問題並不在於女性自身，而在於現有的”男性“理論模式的局限性和對生活真理的忽視。因此，只有當人們開始研究女性並從她們的生活中得出其發展結構時，才能發現一種不同的發展路線。按照這一路線，道德問題來自衝突著的責任而不是競爭著的權利，解決道德問題需要一種聯繫情境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一種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吉利根把自己建立在“不同的聲音”基礎之上的理論稱為“關懷倫理”，把柯爾伯格等人為代表的道德發展理論稱為“公正倫理”。接下來的問題是，吉利根如何回答這兩種倫理的關係，以及道德是否可以性別化，即是否可以把公正歸屬於男性，把關懷歸屬於女性的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吉利根沒有花費什麼力氣，她只是強調兩種倫理代表著兩種道德視角，人們像觀察格式塔圖形一樣套用這兩種視角，雖然一次只能從一個方向看上去，可總起來看，二者卻是互相補充的，缺一不可的。儘管評論家對這一回答不甚滿意，但人們還是把爭論焦點集中於第二個問題，從不同的學科對吉利根的研究提出批評。歷史家琳達．K．克伯強調，吉利根主張女性有不同的聲音是危險的。她允許讀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女性與關懷的聯繫是由生物學因素決定的，而且是件好事。心理學家凱薩琳．G．格里諾和埃里諾．E．麥庫比聯合著文指出，“吉利根攻擊的是一個稻草人”，因為按照柯爾伯格的研究方案，兩性遵循了同樣的發展路線，雖然在道德思考上並非完全等同，但在認知發展的階梯上卻沒有什麼差別。另一位心理學家澤拉．盧里亞也指出吉利根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強調理想的抽樣必須認真地滿足人群、年齡、社會階層、教育、性別等要素，而這些剛好是吉利根所忽視的。政治學家卡羅爾．B．斯塔克以自己對黑人移民婦女的經驗研究證明，在美國的南部鄉村，等級和經濟制度使黑人男女有著相同的階級體驗，他們對於人我關係的處理是相同的，在使用權利、道德、社會利益的辭彙方面也存在著一種趨同現象。因此，吉利根的結論只適用於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婦女。面對這些挑戰，吉利根採取了一種多少有些曖昧的態度，她一方面要以強調“不同的聲音”來還回女性在心理學世界中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給人留下自己把道德性別化的印象。一再強調，“我描述的不同聲音並非是以性別，而是以主題為特徵的。它與婦女的結合是一種經驗上的觀察，我主要通過婦女的聲音來追溯不同聲音的發展。但是，這種結合併不是絕對的，這裡作出的男女聲音的對比強調了兩種思考方式的差異，集中於解釋問題而並不表明對任一性別的概括。”儘管如此，她還是十分認真地對待人們的批評和挑戰，並力圖以進一步的研究作出回應，這可見於她在《不同的聲音》之後陸續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中。1992年，她與人合著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相遇》（Meeting atthe Crossroads）一書，主要反映了她對女性心理學以及女性青少年發展的深入研究，這本著作有兩點影響是革命性的：教師和其他人開始傾聽女孩的聲音，鼓勵她們抵制周圍的傳統力量，成年女性也紛紛學習和鼓足勇氣這樣做；而且，通過這種不同的教育，女性開始記住自己早期的體驗，這為她們後來的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礎。吉利根還跨種族、跨文化和跨階級研究了女性發展問題。1996年出版的著作《在聲音與沉默之間》便集中反映了她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吉利根也把著眼點投到男性身上，在哈佛大學組織了“男孩發展與男性文化”等課題的研究。水相逢對於困擾著吉利根和批評家的女性與關懷的關係問題，1995年，吉利根在美國女性主義哲學雜誌“海帕蒂亞”（Hypatia）第二期上著文“傾聽差異：聯繫的理論化”提出新觀點，即把“女性關懷倫理學”與“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區分開來。認為前者主張的“關懷”是女性在“父權制”壓迫下形成的一種關懷，當這種關懷與女性的自我發展對立時，便要求女性有無私的表現和作出自我犧牲，在這種理論中，男性與女性失去了聯繫，女性也與自我失去了聯繫。而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則始於聯繫，把聯繫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並且要求女性在進行道德選擇時，把自身的利益包括進來。吉利根表示，自己一直倡導的是“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這一區分把注意力集中於“關懷”的性質上，試圖避免潛在於女性與關懷聯繫中的婦女壓迫問題。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一區分中看到，“關懷”本身的涵義是變化的，它與女性的關係也是變化的，這種變化同社會歷史發展有關，這就使得人們不能輕易地把吉利根的理論歸結到本質論中去。吉利根的最大貢獻在於把女性帶入了心理學世界，這無疑地打破了，或者說擾亂了這個世界原有的秩序和寧靜，人們對此舉的反應是強烈的，或激動、或興奮、或憤怒、或氣惱。然而無論怎樣，吉利根都一直在努力深入自己的研究，而且這種努力仍在繼續。
主要論著
在《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一書中，吉利根報告及分析了29位15-33歲、不同種族及背景的女性分別兩次的訪談，澄清婦女如何去處理建構及解決懷孕或墮胎的道德處境。吉利根發現女性把道德定義為實現關懷和避免傷害的義務問題，與男性對公正及權利探討時表現出那種抽象的“形式邏輯”成為強烈的對比，對吉利根來說，女性對判斷道德問題的猶疑不是基於缺乏對抽象的權利及正義思考的能力，反而是基於對現實的複雜性的了解。與此同時，她勾劃了女性的關懷倫理髮展階段：第一階段為確保生存而關懷自我的需要，在這階段，道德是社會強加的約束；到第二階段，女性對前階段批判為“自私”而產生對他人聯繫的責任、試圖對依賴者作出保護、甚至排除對自我的關懷，在這階段，女性的主要關懷在他人身上，“善”被看成為取決於其他人的接受，用吉利根的話是“傳統的女性聲音極為清晰地出現了；在前兩個階段的轉折中，女性一再經歷對前一階段的不穩定因素(如對他人關懷的排除、對自己關懷的排除)，通過對他人與自我的關係作出重新理解，對自我與他人的互相依賴有更深刻的理解，發展出關懷倫理學的最高階段，而這階段往往也不是對道德判斷有一致的意見，女性對自己的聲音與他人的聲音區分，協調傷害與關懷之間的差異，對兩難處境作出抉擇，並承擔其導致的責任。吉利根舉出一位努力把自己和他人需要包括在決定中的已婚天主教徒的心路歷程：“在我的處境下…我認為自己的道德是有力的，如果這些原因並非這樣，我就沒有必要去流產，因而流產是一種自我犧牲…我認為自己有一點自私…我確實認為自己一直是正確的，沒有隱瞞任何東西…這是一個明智、誠實和現實的決定。”吉利根以關懷倫理學的觀點評價，女性在墮胎的抉擇中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有時被別人看成自私的，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不僅是誠實的也是公正的”，因為她既在決定過程中考慮了其他人，同時沒有忽略了對自己的關懷。對吉利根來說，傳統女性是被教育成為關懷他人、亦期望他人對自己作出關懷的，她發現“在男孩發展形式邏輯思維的同時，女孩在早期學校階段的道德發展在青春期卻作出讓步”,對男孩子來說“發展意味著越發地把其他人看做是與自己平等的”，對女孩子來說“發展跟隨著把自己包括在一個不斷擴展的聯繫網中”。所以，她的關懷倫理學也要求聆聽女性的聲音，要求男性世界重新衡量“自私”、“關懷”及“公義”的意義及價值；在墮胎問題上，吉利根放棄傳統倫理學的抽象論證手法，並不相信以一項或幾項普遍命題來推導結論及指導現實決定的正義倫理學，反而她從女性的經驗及聲音中看到女性主義崇尚的關懷倫理學。
著作評價
《牛津哲學辭典》把它稱為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最有影響、有爭議的著作。美國《華盛頓郵報》寫道：“對於我們中的那些尋求更好地理解男女兩性在公共和個人生活問題上的思考方式，以及男女兩性價值觀差異的人們，（這本書）是至關重要的。”《紐約時代書評》也寫道：“道德發展的理論並不是純粹抽象的，它們關係到作為個人和政治鬥爭武器的撫養子女的方式，以及男女兩性的自尊，這就是卡羅爾．吉利根的著作為什麼有意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