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跡
[交大印跡]無校區的大學
[編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學即將迎來一百二十歲華誕。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交通大學建校至今始終以振興中華、造福人類為己任，在跨越三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中譜就了薪火傳承、思源致遠的歷史篇章，也匯成學校文化和精神的寶貴財富，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大江的歷史印跡。值此欣逢校慶之際，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經走過”“交大印跡”專欄，彰往考來，發揚踔厲，崇樹風徽。
抗戰時期交通大學臨時校址中華學藝社的大門，現為上海文藝出版社日軍入侵使中華民族處於存亡危急之秋，交通大學也不得已蟄伏孤島一隅，艱難維持著教學活動。陸續遷入法租界內的交通大學，臨時校舍不是密集一地，而是分散於租界內數處。1937年底，學校與法租界當局經過反覆磋商交涉，才租得震旦大學新建紅樓的第四層作為一二年級學生教室，五層頂樓作為圖書館的臨時書庫，地下室作為物理實驗室、測量儀器室等。待震旦大學校舍安定後，早先在校外宿舍開課的三四年級，因安全難保也撤離校外宿舍，搬遷至中華學藝社。中華學藝社建築面積不大，樓高三層，二層樓上有個禮堂，除了少數房間作為行政、教務辦公外，多數作為三四年級學生的教室和宿舍。震旦大學和中華學藝社兩處成為抗戰時期交通大學最主要的校舍。但是，交大規模較大，師生人數近千人，上述兩處校舍還是顯得狹小，有些教室小得容不下聽講和旁聽的學生，連走廊里也有人在聽課；有些教室白天排不上課，就排到晚上，就連星期日也排上課；有時教室不夠用，就等他校學生上完課後，見縫插針地進入他校教室上課。到了高年級經過細分專業後，有些專業門類只有為數很少的幾個學生，授課教師就乾脆將學生帶到自己家裡客廳或寫字間裡上課。
實驗室和實習工場為理工科大學教學上的必要設施，一貫推崇“學理與手藝並進”的交通大學，更視其為培植人才不可或缺的教學手段。以文、法、醫類為主的震旦大學少有工科設備，中華學藝社是一個學術機構，沒有一間實驗室可供使用。價值達百萬餘元的學校貴重儀器設備遷入租界後，為避免日偽進入租界遭受全盤接收，大多數均封存隱藏起來。因此，實驗實習課程受到很大影響，剛遷入租界的一段時間內實踐課幾乎陷於停頓。學校師生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因陋就簡，各顯神通，或創辦一些簡易實驗室，或租借校外工場設備，逐步恢復了大部分實驗課。物理系各種試驗多在中國科學社進行；化學系借用工程學會工業試驗所進行實驗，實習則借用文華油墨廠和永利製革廠房屋進行；電機系借震旦大學和中法國立工學院等處的電機實驗室，恢復了電機試驗，但須排在兩校的教學空擋或放學之後。土木系在中華學藝社搭建一座簡易木屋，權作為木工廠供學生實習；機械系於暑假借用中法國立工學院和震旦大學的實驗室，集中完成各項試驗。
1937年10月，教育部不同意交大遷校、指令遷入租界租界裡的交通大學，教室、圖書儀器、試驗場所等教學設施散居十餘處，成為一所無校區的大學。師生們穿插其間，往來奔波，茶飯無常，弄得疲憊不堪。這一時期教職員人數保持在200名左右，與抗戰爆發前相當，只是被迫遷出條件優裕的校舍和寬敞的教工宿舍後，租住在狹小的閣樓里，生活待遇一落千丈。“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學校經費又被拖延撥付，教職員工資時常拖欠或降低，生活十分清苦。1942年3月11日，是機械系老教授梁士超執教交大20周年紀念日。這日，他在給校長的信中這樣淒涼地寫道：“最近兩年來因遭遇生活上之難堪，個人經濟上更形惡劣，至本年開始所有子女教育事項，已覺無力支持，其日後情形何堪構想!”堂堂一資深教授尚且無力撫育子女，一般教職員生活情形更是相形而下了。由於教室緊張擁擠，學生宿食尤為困難。學校規定凡是上海市內學生一律走讀，食宿自理。中華學藝社內原有部分房屋專供外地學生住宿，後改為教室，學校只得把二樓的大禮堂改作宿舍。一百來人濟濟一堂，學生的床鋪和書桌一個緊挨一個，被學生稱之為“統艙”。即便這樣還是僧多粥少，容量有限，有些住不進校內的外地學生只能三五人一起，合租附近民房。整個學校散居各處，沒有設立食堂，學生一日三餐自行在外解決，而校外一伙食昂貴，因此學生營養狀況很差。然而，學校在辦學經費得不到保證、教師待遇一落千丈的困難情況下，仍堅持為學生設立各種免費、公費制度，免費生一度增至全校學生的10%以上，公費生增至4%以上，還專門為部分來自淪陷區的學生實行免費或設立貸金制度。這些助學措施是非常難得的，它在戰亂年代為學生安心學業提供了經濟保障，幫助了那些經濟窘迫的學子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私立南洋大學董事會名單然而，被日偽勢力團團包圍的孤島並非安全之地，學校處境愈見險惡，隨時面臨著被敵偽接管的存亡危機。1937年底，日軍占領上海後即聲稱已是大上海的主人，它可於必要時對尚未占領的租界採取任何斷然措施，並暗中派遣大量日偽特務，向租界進行滲透和侵犯，相繼滲入警察、法院、新聞等機構，同時覬覦著遷入租界的教育文化機構。租界當局苟安一時，步步退讓，對進入租界的中方機構作出種種限制。保持“中立”的租界內政治環境日趨危迫。1938年4月，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因不畏強暴，拒受偽職，遭到日偽特務暗殺。同年，上海雷士德工學院校長、英國人烈里因日兵製造車禍慘死。交通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飲譽中外的國立高校，校長黎照寰系國民政府任命的大學校長，又曾官至鐵道部次長。一旦日軍侵入租界，交大定然被作為“敵產”對待首先遭到接收，校長則會被拘捕。為了保全校產不致落入敵手，學校上下想盡各種辦法脫離險境。1938年初，學校再次提出內遷廣西的建議遭到教育部、交通部否決後，遂轉而立足租界，謀求內部組織不作更動的情況下，名義上改為私立，並準備聘請南洋公學時期監院福開森出面組織董事會。不久，黎照寰校長又致函教育部，建議名義上與震旦大學合併，震旦對外稱交大為該校一部分，對內一切仍完全獨立。不過，組織董事會改私立、與震旦大學合併的應變措施，都未能得到教育部、交通部的同意。
租界裡的交大不僅要和遷移大後方的高校一樣，承受著辦學物質上的貧乏，而且學校師生還要承受在豺狼之口下生存所帶來精神上的屈辱和折磨。1940年，德國已在歐洲挑起大戰，日本與英美等國開戰不可避免，租界隨時會被日偽方接管，汪精衛組建的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加強了對日偽統治區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控制，交通大學面臨著更加嚴峻和複雜的局面。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終於同意交大在必要時對外改為私立大學。經多次與教育部密商後，學校於1941年9月成立由前校長唐文治、黎照寰、張廷金等11人組成的董事會，唐文治任董事長，正式對外改名“私立南洋大學”，仍由黎照寰任校長，暗中主持校務，經費由重慶政府繼續暗中匯來，畢業生仍發交通大學文憑，由交通部、資源委員會等單位安排工作。這樣，無校區的大學連校名“交通大學”的牌子也掛不出來了。然而，“換名改姓”後的私立南洋大學勉力維持大半年後，在日軍的淫威和經費告絕的情況下陷入絕境。
作者：晏高鈺輯自《三個世紀的跨越》（盛懿、孫萍、歐七斤編著）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黨史校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