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劉標本世家
源於中國北方的“標本劉家”，與源於中國南方的標本唐家被稱為中國標本製作傳統技藝領域的兩大世家，素有“南唐北劉”之譽。
標本劉家的技藝是將保護、飼養、繁殖野生動物和標本製作融為一體，擅長製作中國及一些世界範圍的哺乳動物標本。在製作手法上習慣採用“假體法”，在標本結構的準確性、堅固性以及在造型上和對環境的適應性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在鳥類標本製作上，“北派”以寫實為基，注重鳥類的常態，鳥類標本胸部比較飽滿，往往姿態雅俗各異，富有靈氣，多在博物館和展覽館出現。
“北派”標本製作技術創始人——劉樹芳先生（號稚泉），是中國最早一批受過專門培訓的標本製作技師。1892年6月生於直隸宛平縣的一個職員家庭。他是滿洲正藍旗人，曾就讀於清政府為旗人開設的旗學堂，後轉入京師大學堂博物實習科學習，後調入清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今北京動物園）。農事試驗場籌建初期就設有動物標本陳列室。1908年，劉樹芳在此處師從德國人勒克學習東部標本剝製技術，他還曾跟隨日本標本製作名家松下先生學習日式標本剝製技術。農事試驗場所飼養的動物一旦死亡大多交由劉樹芳剝製標本，給他充分的施展空間，演練學習標本製作技術。
1914年～1936年，農事試驗場動物標本陳列室漸成規模，由劉樹芳負責剝製的有猩猩、獅、虎、豹、熊、野牛、野豬、鴕鳥、蟒蛇、鱷魚、袋鼠、穿山甲、鯨魚等千餘種中外野生動物。
1923年～1937年間，劉家標本製作事業進入鼎盛時期，技術上已經日臻成熟，漸成流派。除日常工作時制作大量標本之外，“於公餘之暇私人制標本售賣”。在北京西直門小五條附近開設了“清黎閣製造標本處”，在中華書局還設有一個代售處。劉家標本事業走向第一個高峰。解放前，農事試驗場、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北京四中、中國大學、長白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處都收藏有不少劉家製作的動物標本。劉樹芳也成為中國開設標本行銷機構的“第一人”。
1937年以後，劉樹芳離開了農事試驗場，1938年～1948年間，由於連年的戰亂，他帶領全家隱於鄉野，在江蘇徐州畜產管理總所工作，劉家標本事業走入低谷。
1949年，北京解放後，劉樹芳攜四子劉汝英，重返北京動物園工作，為新中國動物標本製作事業的恢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51年，由劉樹芳先生主持，其二子劉汝溎、四子劉汝英共同參與了北京動物園亞洲象標本的剝製工作，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巨型剝製標本的製作，代表了當時標本剝製技術的頂峰。
劉樹芳除了在標本製作方面貢獻突出，還在野生動物的飼養、繁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此外，1945年～1952年間，他在長白師範學院生物系和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擔任講師，講授生物技術課，他為動物剝製技術的傳播和專門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劉樹芳製作的標本件件富有畫意，國畫大師溥心畲曾收藏有一對純白的長尾練雀（古稱綬帶），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和靈芝，宛然是一幅國畫中的祝壽圖。劉樹芳的標本製作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富有意味。
1952年6月，劉樹芳在北京動物園辦公室中編寫授課講義時突發腦溢血倒在了書桌上，逝世時享年60歲。
劉樹芳先生育有四子四女，都曾隨父學習過動物標本製作，其中學有所成的是二子劉汝溎，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學研究所（現“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研究所”）擔任標本室主任技師；四子劉汝英，在北京動物園標本剝製室擔任標本技師。以上（部分）摘自<<野生動植物標本製作>>肖方編著一書。
第二代劉汝溎(劉樹芳次子)（1917年6月～1990年2月），在他的一生中製作了大量動物標本，不僅在工作實踐中總結和改進了父輩的標本製作技術的經驗，更開始涉足醫學標本的製作，代表作品有群鼠生活狀態剝製標本，人類骨骼串聯標本等。
第二代劉汝英（劉樹芳四子）（1930年～1970年7月），繼劉樹芳之後負責北京動物園標本室的標本剝製工作。他曾為國家領導人製作過動物標本，特別是現在作為國家一級文物陳列於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小青馬標本，它是毛澤東主席轉站陝北時最心愛的坐騎，作為軍功馬於1962年終老於北京動物園，由劉汝英負責剝製。他還曾為周恩來總理制作過鳥類標本。此外，他還為北京動物園等單位剝製了大量的動物標本。
第三代劉雁（女）（1952年10月～），是劉汝溎唯一的女兒。現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研究所工作。她師從父親繼承了劉家“北派”標本製作技術，但她不再從事標本製作這一行業，在民間作為傳承者掌握著這門家族技藝。
第四代劉嘉暉（1970年8月～），是劉樹芳次子劉汝溎的長孫，經濟管理本科畢業。從小由爺爺劉汝溎親自傳授家族技藝，全面掌握了劉家“北派”傳統標本製作技法，至今已從事標本製作二十餘年，並且在掌握傳統製作技法的同時，不斷的改革和創新充分利用現代的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總結出了一套傳統與現代標本製作技術相結合的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