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基本信息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下簡稱北大秦簡），竹質墨跡，書寫字型為秦隸。竹的品種為剛竹。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展示秦簡包含竹簡763枚（其中301枚為雙面書寫）、木簡21枚、木牘6枚、竹牘4枚、不規則木觚一枚，有字木骰1枚。
簡牘的內容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會經濟、數學、醫學、文學、曆法、方術、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內涵之豐富在出土秦簡中不多見，使人們對戰國晚期至秦代社會文化的認識和印象得以擴展。將對古代政治史、社會經濟史、思想文化史、自然科學史等領域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簡牘初步研究
北大秦簡是繼2009年獲贈西漢竹書後，2010年初北大獲贈的又一批秦代簡牘。這批秦簡是由香港馮燊均國學基金會出資，搶救並捐贈與北京大學的一批流失海外的秦代簡牘。
工作人員清理簡牘秦簡牘入藏北大時原放置在一個黑色塑膠袋中，下有木板襯托，表面基本被黑色泥土包裹，但仍可見成卷的竹簡、算籌、竹笥和牘等。表面的竹簡由於塑膠袋的擠壓發生變形，甚至部分發生斷裂，並且由於氧化作用，簡牘的顏色呈黑褐色。北大出土文獻研究所隨即開展清理、保護、照相和整理工作。
2010年10月24日，召開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情況通報暨座談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朱鳳瀚、李零和韓巍三位專家對秦簡牘重要內容做了專題報告。朱鳳瀚教授介紹秦簡《為吏之道》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介紹秦簡中的數術類文獻；歷史系韓巍博士重點介紹了《算數書》、《交通里程書》和《製衣書》三種文獻。然後與會專家分別發言，對北大藏秦簡牘的學術價值和保護整理工作以及秦簡內容涉及的重要學術問題進行了討論。
簡牘年代地理
年代經考證，其中兩卷當時稱為“質日”的書，分別是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4年（三十三年）的日曆。由此可以確定，這批簡牘抄寫年代下限在公元前216年至210年（秦始皇後期）。
秦簡中“政”、“正”等字多處發現，無刻意避秦始皇之諱。
地理
簡牘中有一篇記載當時水陸交通路線和里程的文獻，多次出現“安陸”、
秦簡牘編輯本段簡牘內容概覽
數學理論論述
在北大秦簡中，《算數書》類文獻是數量最多的一類，達到400餘枚。這部《算數書》除列舉田畝、賦稅、糧食兌換等實際問題的算法外，還有一段長達800餘字的“數論”，以兩位古人“魯久次”與“陳起”回答的形式，詳盡論述了古代數學的起源、作用和意義。文中的“陳起”，可能是《周髀算經》中的戰國時期數學家“陳子”。秦代文學佚書
竹簡一卷的內容是一位名叫“衷”的女子，表達她對從軍出征的愛人“公子”愛恨交織的感情糾葛。其形式為散文，沒有明顯韻腳，文筆優美，且徵引了一些已亡佚的詩句，應屬文學作品。有一塊木牘上書寫有160餘字，記敘一位死而復生的人，講述死者的好惡以及安葬、祭祀死者時的注意事項，體裁和內容與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中的“志怪故事”相似，對於研究中國早期志怪類小說的起源和民間喪葬習俗很有價值。還有一種詩賦體韻文，書寫在幾枚木牘上，語言十分生動風趣，如“飲不醉非江漢也，醉不歸夜未半也”，應該是秦人飲酒時吟唱勸酒的歌謠。《漢書·藝文志》著錄有《秦時雜賦》九篇，但九篇文獻已亡佚，前述歌謠歌詞可能屬於秦雜賦。另有一枚棗核狀六面木骰，每面書寫兩字，可辨識者有‘飲左’、‘飲右’、‘不飲’、‘千秋’等，應是飲酒行令時使用的骰子，這樣的骰子在過去的出土文物中尚未發現。秦代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極為有限，北大秦簡中的文學類文獻為研究秦代文學和民間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
行為規範與製衣術
簡牘中有一段文字以“善女子之方”和“不善女子之方”開頭，列舉女子的種種優良和不良行為，認為“夫與妻，如表與里，如陰與陽”，女子在夫家要“有正”。這是截止到二十一世紀所發現的最早的婦女行為規範，比東漢班昭的《女誡》要早200餘年。另外還有一篇《製衣術》，詳細介紹了各種服裝的形制、尺寸和剪裁、製作方法，種類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袴等。篇末有“此黃寄裚（折衣）述（術）也”一句，“黃寄”可能是製衣匠人。有關上古服飾的文獻資料十分缺乏，以往的研究多依賴考古發現的絲織品、服飾和圖像資料。這次發現對古代服飾史研究的價值不言而喻。數術方技類文獻
數術方面主要有性質屬於《日書》的幾種文獻，內容多樣，其中“占聞”、“占雨”兩種在已公布的秦漢《日書》資料中前所未見。方技類文獻主要有醫方和祝由術，這些醫方很少使用常規方藥，所用多是常見的動植物、食物甚至人畜便溺，類似民間偏方，且用藥多與祝由術相結合，用禹步並加祝禱，反映出上古時期“巫醫不分”的狀況。另外12枚木簡的內容也屬於祝由術，包括“乞媚道”、“乞願”、“塞鼠”等，其中“乞媚道”之法，可與《史記》、《漢書》記載的漢代後宮爭寵故事相印證。還有幾枚竹、木簡記錄了民間祭祀祝禱的儀式。這些內容為了解秦時基層社會的醫療狀況、民間信仰、社會風俗提供了鮮活的資料。實用工具書
北大秦簡牘中有一篇與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嶽麓書院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文句近似的“為吏之道”，由此可見簡牘主人的身份應是地方官吏，但簡牘中沒有發現法律、行政文書，卻有大量涉及經濟生活的《算數書》，或許說明主人不是掌管刑獄司法的“文法吏”，而是主管土地賦稅的官吏。秦代厲行法制，崇尚事功，以吏為師,因此以往出土的秦簡牘大多以律令、行政文書和《日書》、《算數書》等實用工具書為主，內容比較單調。北大秦簡與以往發現相比有文學作品和大量反映社會生活、民間信仰的記錄，其多彩的內容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在“嚴刑峻法”之外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秦帝國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