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
北京共識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喬舒亞·庫珀指出，“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
在喬舒亞·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開發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成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理解
中國的變化之快，令人眩暈。中國人成功地駕馭了這種變化，並創建了新的規則。按當前的速度，中國每10年就使產出和收益增加一倍。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世界銀行估計中國
北京共識使3億人擺脫了貧困。
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結盟”還是“孤立”中國的爭論似乎已經沒什麼意義，中國的發展是不可遏制的。不管未來發生什麼，這種發展本身就足以重塑世界秩序。但很多外國學者仍然緊緊抓住已經過時的“結盟/遏制”二元論不放。美國政府表示支持“一個繁榮、穩定、開放的中國成為國際共同體中建設性的一員”，這恰恰反映出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政策和事實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
當然，中國領導人對於“開放”和“建設性”有自己的定義，且不同於美國，它是與時俱進的。當今中國，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人們一時間找不到適當的辭彙來表達，於是很多新詞應運而生。比如“下海”，最初的意思是跳進海里，但在新時代它卻成了“經商”的代名詞，而且很快被大眾所接受並廣泛套用。政府官員也試圖對這種現象做出反應，他們把一些舊辭彙重新排列組合，賦予其新的含義。
北京共識在過去20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他們逐漸意識到，科技和人才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兩大支柱。中國的問題，單靠舊方法是不能解決的，尤其在貧富差距、城鄉差別等問題上，如果解決不好，很可能會影響中國的穩定與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出，“北京共識”簡單地說就是如何使一個開發中國家在世界立足的三個原理:其一，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迄今創新和技術給一些部門帶來的超快速變化足以使中國能夠解決改革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創新帶來的變化之快，以至於這種變化造成的問題還沒來得及出現，新的變化又產生了。用物理學術語來表達就是，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耗。其二，由於不可能從頂端實現對動亂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讓眼光超越諸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尺度。這是處理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徑。其三，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論。
內涵
雷默認為，中國的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創新和實驗是其靈魂；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也同樣注重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
雷默說，中國的崛起正在通過向世界展示新的發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國際秩序。中國正處在建立全世界從未有過的“最偉大的不對稱超級大國”的過程之中，它比歷史上任何國家都更少依
北京共識賴傳統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樣力量和幅員的宏大影響走在各國前頭。中國發生的事情正在改變國際發展、經濟、社會，以及———廣而言之———政治的整個圖景。雖然美國在追求旨在保護其利益的單邊政策，但中國在組合各種資源，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關鍵領域使美國黯然失色，並創造一種使美國更難從事稱霸行徑的環境。
中國的新理念正在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對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尋找不僅發展自身，而且還要在融入國際秩序同時又真正保持獨立和保護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出
北京共識路的國家來講，中國提供了新路。
“北京共識”還包括許多非經濟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問題。“北京共識”取代了人們已廣泛不信任的“華盛頓共識”。平等、和平與高質量的發展願望取代了指手畫腳和盛氣凌人。
“華盛頓共識”盛行於20世紀90年代，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這種模式在阿根廷等國的實踐結果表明存在嚴重問題。管理不善和腐敗與“華盛頓共識”一起在近10年裡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發現，現代金融業的高速發展和貪婪為各種不穩定提供了渠道。
理念
雷默認為，中國的變化之快，令人眩暈。中國人成功地駕馭了這種變化，創建了新的規則。他說，按當前的速度，中國每10年就使產出和收益增加一倍。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世界銀
北京共識行估計中國使3億人擺脫了貧困。
“北京共識”就這個問題展示了三條原理。
其一，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迄今創新和技術給一些部門帶來超快速的變化，使中國發展速度足以解決改革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創新帶來的變化之快，以至這種變化造成的問題還沒來得及出現，新的變化又發生了。用物理學術語表達就是，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耗。
其二，由於不可能從頂端實現對“動亂”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
北京共識諸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尺度，集中於人們的生活質量。這是處理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徑。
其三，“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論。
創新猶如密度大的物體從高處滾下，密度越大，速度越快。創新成為增加中國社會密度的途徑。它使人們關係更加緊密，縮短改革時間，交流更便捷快速。創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解決變化中出現的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靠更多的變化和更多的創新。知識率領創新，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維持經濟持續發展，並抵消內部不平衡。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政企領導人和普通人的知識水平，調整企業結構，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和人才，解決知識鴻溝問題。這種發展模式把舊有的發展理念徹底打翻。
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論影響深遠，現在中國政府的理念是：貓的顏色確實重要，現在的目標是找到一隻綠色的貓、一隻透明的貓。
“綠貓”（GreenCat）指注重環境保護，提倡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透明貓”（TransparentCat）指GDP等中國經濟發展的所有數據都應該是透明的，都應該經得起檢驗。在這裡，維持穩定、減少污染和懲治腐敗成為其重心。解決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之後的中國，面臨新的發展起點，過去的發展理念要適時調整。
中國特色全球化之路
雷默認為，中國正成為吸引其他國家的模式，正在全世界產生漣漪效應，向其他國家提供其自身發展的觀念，這可稱
北京共識為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它正從三個方面擴展其能量。其一，具有某種反彈的動力能量，其二，通過本地化使效仿者在本土實現增長的連鎖反應，其三，中國的經濟崛起猶如磁石吸引鐵屑，使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與中國的經濟利益一致起來。還有，中國以其“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給許多國家真正帶來民族獨立的希望。
關於反彈能量，隨著冷戰結束後許多一度忠於美國的國家從冷戰時的軍事聯盟轉向經濟聯盟，“華盛頓共識”效果不佳而被拋棄，“北京共識”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即個人作用———來分析問題。為了創造一種允許實驗和失敗的環境，在政府與公民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契約。“三個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民眾）的提出放開了數百萬中國人的手腳，使他們工作、計畫和自己組織起來的同時，確保龐大的中國社會保持團結，這也鞏固了黨的領導。
關於本地化，在亞洲，中國文化滲入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歷史上，
北京共識許多異族入侵者被同化，現在中國也在洋為中用，把西方的東西拿來變成自己的東西，實現“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中國向世界提供了一條全球化新路，即根據當地適應性的需求融合全球思想。中國的經濟特區樣板正在被全世界效仿。
關於磁石效應，中國也強烈地體現了自己的特點。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進口拉美和亞洲商品的大國，中國的增長支撐著全球鋼材、石油和其他原料的市場。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講，支持中國的增長，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長。這種情況使中國與開發中國家經濟利益之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盟。正如印度社會學家拉姆戈帕爾·阿加爾瓦拉（RamgopalAgarwala）最近所說，“中國的成功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受羨慕的，其他國家應尊敬它並向它學習”。
雷默認為，中國正處於建設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大的“不對稱”大國，而不是建設成靠武力而不允許其他觀點的美國那
北京共識樣的國家，中國的力量建立在自己的模式、自身經濟地位的力量和堅決捍衛主權的基礎上。
遏止中國會帶來混亂
中國在尋求前所未有的戰略強國地位，在對全球重要領域如經濟、擴散，甚至對美國駐軍發揮影響。現在中國在實行過三代領導人的發展理念之後，正在實施一種在經濟壯大的同時避免付出重大政治與經濟代價的理論。避免衝突，結好其他大國，使美國難以把它作為敵人，並增強中國把衝突阻止在尚未發生之際的力量。同時，使得美國在太空與海洋稱霸就要付出更大代價等。採取睦鄰政策，通過廣泛接觸，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例如，中國當前參與了40多個亞洲區域性安全與經濟論壇。北有上海合作組織，南有東協“10＋3”。就在國際制度中顯示身手而言，中國遠比美國更加遊刃有餘。這樣，“中國威脅論”就被“中國機會論”取代。
雷默認為，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如果想遏止它，就要面對重大的後果，遏止其增長將帶來不穩和混亂。支持中國
北京共識崛起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而這種工作可以獲得巨大回報。最好的政策是以建立一種面向未來的共同基礎為出發點，從而使中國認為與其他外部大國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指導思想應是設法創建一種採取行動的環境，而不是試圖簡單地參與具體問題。
今後5年中國如何發展，對於國際上如何看待它，是十分重要的。更加透明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部分，在樹立榜樣的同時也讓世人知道其面臨的問題。透明將越來越成為穩定的助手，而不是敵人。
在“華盛頓共識”分崩離析、世貿組織會談中斷、阿根廷經濟脆弱不堪，以及世界大多數地區不知新的發展範例為何模樣的情況下，“北京共識”為世界帶來了希望。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核心概念————創新、不對稱性、注重平等、探索有關公民地位的新思想，正在吸引那些懷著追求發展與安全的雄心，但數百年來看到的卻是由於過度依賴已開發國家援助而接連失敗的發展模式的國家。“北京共識”使每個國家都看到了靠自己成為一個強國的希望，雖不至強大到足以稱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強大到實行自決。
提出者和歷史背景
Joshua Cooper Ramo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基辛格諮詢公司常務董事，曾擔任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訪問教授，2004年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識”。
二戰後主導性發展理念的演進過程可以高度概括為：先是“莫斯科共識”（大約是1950年代-1970年代早期），接著是“華盛頓共識”（大約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到了21世紀初期，“北京共識”成為全球性話題。本文從發展模
北京共識式和發展理念兩方面來考察的“北京共識”的歷史背景。當代意義的“發展”作為一種範式是二戰以後才出現的1。
（一）發展模式的演進。從戰後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來看2，經歷了30年的經濟起飛、10年的經濟停頓和10年的危機三個階段，到20世紀末，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二戰結束以來先後出現過這樣幾種發展模式：蘇聯模式、拉美模式、東亞模式、中國模式。（1）蘇聯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蘇聯的兩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指南的史達林主義3，它在50-70年代深刻地影響了前蘇聯、東歐、中國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相當多的開發中國家。拉美模式和東亞模式作為西方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照對象”，其經濟主導思想是以新自由主義為靈魂的“華盛頓共識”，80年代和90年代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主流範式。（2）拉美模式是“華盛頓共識”第一塊試驗地，其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特點（人民日報.2003.11.6，第13版）可以概括為：改革進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改革進程充滿“不協調綜合症”，改革的社會成本很大，改革進程伴隨著頻繁爆發金融危機，改革並沒有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3）東亞模式。其顯著特徵是先“奇蹟”後“災難”，可以說是在“華盛頓共識”與“亞洲價值觀”的調和與衝突中產生。關於東亞奇蹟的解釋，斯蒂格利茨（1998a）認為：東亞成功的經驗是建立在多種因素的結合之上的，其中最關鍵的是在一個市場導向但不乏政府積極干預的、有利於技術引進的環境中，高儲蓄率與高水平的人力資源積累相結合的作用（盧荻2001.222-223）。同樣，東亞金融危機也是上述兩種理念的變種，其原因有兩類解釋：一是將內因與實體經濟聯繫在一起，二是將外因與金融領域聯繫在一起。韋德&范納羅索（1998a）認為，東亞的居民高儲蓄加企業的高負債體制，抵抗系統震盪的能力特別脆弱。尤其是當震盪表現為高利率、貨幣貶值或總需求萎縮。克魯格曼（1998b）說得更直接：有關亞洲危機的根本原因眾說紛紜，而最直接的導因卻是清楚不過的來自世界資本市場。（盧荻，2001.206）
（二）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幾種發展理念及其評價。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先後出現過以下幾種發展理念有：莫斯科共識、華盛頓共識（1990）、歐洲價值觀、後華盛頓共識（1998）、亞洲價值觀。“莫斯科共識”因其效率問題早已被理論界所拋棄，而且在20年前就被邊緣化了，故不再對其論述。這裡主要討論“華盛頓共識”及其後來者的挑戰。
1.“華盛頓共識”及其挑戰。（1）“華盛頓共識”。由原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1989）撰寫的《華盛頓共識》系統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10項主張，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趙曉，2004）。這10條政策可概括為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華盛頓共識對經濟轉軌國家的存在三方面的誤導：理論誤區、目標混亂和政策誤導（田春生，2004（78）：11-13）。其理論誤區在於認為轉型應該是大爆炸式的、激進的、休克式的。這種思想是雅各賓式和布爾什維克式的的狂風驟雨般的社會變革模式的翻版。所謂目標混亂，是指新自由主義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三重特性，而對於經濟改革而言，民主化是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值得懷疑，因為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抑制專制，另一方面還需要控制無序。至於政策誤導，就更明顯了，上述“三化”不是對症下藥。華盛頓共識對轉型經濟的理論是的偏差為後華盛頓共識提供了新思想：產生了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新理論。
（2）“歐洲價值觀”。全球主流發展理念的“華盛頓共識”首先遭遇的挑戰就是“歐洲價值觀。基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歐洲價值觀”在強調經濟成長的同時還倡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攏，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軟弱乏力的（趙曉，2004）。
北京共識（3）“後華盛頓共識”。對“華盛頓共識”更有力的挑戰來自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1998年提出的“後華盛頓共識”。 它所倡導的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新理論包括兩個基本元素：改革的總體不確定性和互補性以及政治約束，就是說要在改革的可接受性和改革的不可逆轉性之間實現均衡，而非簡單地比較漸進改革與激進改革的優劣（葉祥林，2004）；它強調轉型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4；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成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還關注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從信息不對稱出發，強調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後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思想可歸納為；一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是技術引進或生產率提升，而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也不是所謂自然發展途徑所依賴的、建立在明確界定的生產函式假設上的比較優勢階段論；二是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三是國家干預是配合市場而非取代市場。（盧荻.2001：223）。
（4）“亞洲價值觀” (Asian Values)。“亞洲價值觀”5以其特有的文化傳統對抗西方新自由主義。這種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官方意識形態在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倫理道德、生活方式等含有大量不同於西方的觀點和立場，它以家庭倫理和集體倫理為基礎，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個人紀律與社會穩定為輔助，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為中心，並在實踐中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東亞發展經驗中，“亞洲價值觀”對東亞奇蹟的闡釋就是強調所謂的“亞洲次序”6。不幸的是，東亞奇蹟因為官商勾結、法治缺失、金融脆弱而最終破滅（蘇仁彥，1998）。東亞神話的破滅也使東方國家對民主法治的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暫時的繁榮不一定帶來千年昌盛，民主法治是通向繁榮的必由之路。對此，阿馬蒂亞.森（2002）的結論是最好的詮釋，他認為，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護性自由則做得並不成功，這也是誘導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並顯得較為嚴重的根本原因。
2.針對華盛頓共識的思考
新自由主義的斑斑劣跡受到全球性的“討伐”，曾經被詛咒為“敵人”、“毒藥”、“災難”，被稱為“野蠻資本主義”、虛假的“同質性模式”7。辱罵和詛咒不能解決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困境喚起了開發中國家的理論覺醒。1998年4月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智利首都提出“聖地亞哥共識”8，內容包括減少改革的社會成本、加強國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維護社會穩定、完善民主制度等主張。波蘭在1993年後的改革拋棄了“休克療法”的激進私有化方案，轉向國有企業的商業化、競爭性政策和培育新興私有部分，取得了的不小成就，被稱為“沒有休克的療法”，得出的結論是：“休克療法”是對市場經濟的錯誤理解，混淆最終目標與轉軌過程（劉志銘，2001）。
歸納起來，拉美及東亞國家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啟示有以下幾點：（1）在經濟改革的進程中，要注意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又要避免急於求成。（2）作為開發中國家，拉美各國普遍面臨嚴峻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故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中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保持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至關重要。（3）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開放金融市場金融安全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有至關重要的影響。（4）改革要有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改善。（5）經濟改革應與社會發展協調共進。（6）改革進程中，即要主要經濟成長速度，又要重視經濟成長質量。（7）在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中要注意保護國有資產和遠國企職工的利益。（8）重大改革要反覆論證，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有利於改革的推進（人民日報.2003.11.6，第13版）。
總之，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和新凱恩斯主義的後華盛頓共識都不能根本解決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問題，具有濃厚的福利資本主義色彩的“歐洲價值觀”和儒家思想色彩的“亞洲價值觀”，由於缺乏持續經濟成長的實踐背景，都不足於實現對“華盛頓共識”的超越。
（三）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在毀與譽中走向自信
20世紀最後十年，中國經歷了三次大的考驗：89風波、97亞洲金融危機、99入世。由於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國的改革在西方世界倍受懷疑和指責的環境中堅韌地面對挑戰，並以實際行動和驕人的經濟成就做出無聲的回應。這十年中，國際上先後泛起“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中國經濟成長水份論”、“中國機遇論”、“人民幣升值論”、“中國能源需求威脅論”、“中國盛世論”等。在西方主流學者看來，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對自由市場信條的質疑。所以，在所謂主流系統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一種論調：只要耐心等待，早晚還是可以見到經濟災難降臨中國，作為對它偏離世界主流規範的懲罰。西方主流觀點認為，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是一種混合體，同時包含著符合市場規範和壓抑市場調節的成分，而過去20年的成就應歸功與後者，積累的問題應歸結於前者；當中國經濟轉軌從容易階段過渡到困難階段後，問題將會超過成就。因此，他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經濟前景即使樂觀地看也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將出現危機（盧荻，2001：4）。如在2000年前後，克魯格曼說：看中國經濟成長數據就像一部科幻小說，中國經濟數據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號體系。羅斯基認為：能源消耗萎縮不可能支持高經濟成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發展事務巨頭機構也曾向中國施加壓力，然而，中國堅持走特色之路，今天的經濟成就成為不辯自明的事實，中國模式正在引起不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印度、巴西、埃及等發展中大國的主要領導人都對中國模式給予讚許。正如印度社會學家拉姆戈帕爾·阿加瓦拉所說，“中國的試驗應當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欽佩的試驗，中國在走自己的路。”
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孟買共識孰優孰劣
什麼是“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簡單地說就是：“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因上述三個國際銀行總部都在華盛頓，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代表美國經濟研究所出面邀請國際銀行組織和拉美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進行研討，達成一定共識，因而稱作“華盛頓共識”。後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其用意是指導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其目的是為了擺脫拉美國家長達10餘年的通貨膨脹暴漲、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而與此同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推翻社會主義的轉向巨變，“華盛頓共識”作為一種經濟政策也被廣泛的用於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甚至為了實現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直接轉變，放棄過渡和審慎政策，採用休克療法，造成市場和社會短期震盪。由於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這一所謂“華盛頓共識”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
但是“華盛頓共識”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面前被砸的支離破碎。
和“華盛頓共識”一樣，“北京共識”最初也是由一個人發起的。這次是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5月，年他發表了一篇誇張而雄心勃勃的長篇論文《“北京共識”：論中國實力的新物理學》。作為《時代》雜誌的前編輯，在論文發表之時，他是高盛集團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還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當時雷默在中國的專家中基本上還默默無名，但他立刻吸引了中國學者和官方的注意力，並在這片土地上捲起了一場風暴。提出當代經濟發展的“北京共識”概念。喬舒亞在論文中闡述說，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
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其中，創新和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不求統一標準。喬舒亞•庫珀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在全世界產生漣漪效應。目前，中國已成為拉美和亞洲其他國家商品的重要進口國，中國的經濟成長成為世界鋼材、石油等市場的重要支撐力量。可以說，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講，支持中國的增長，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長。這種情況使中國與廣大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
“北京共識”並非僅限於經濟領域，還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問題。喬舒亞•庫珀認為，中國一向採取睦鄰友好政策，主張通過廣泛接觸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例如，中國當前參與了４０多個亞洲區域性安全與經濟論壇。北有上海合作組織，南有東協“１０＋３”等。喬舒亞•庫珀認為，“北京共識”取代了盛行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這種模式在阿根廷等國的實踐結果表明存在嚴重問題。目前，主張創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識”受到了各國的廣泛關注。
在拉莫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開發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成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對於“中國經驗”的概括未必準確，其“北京共識”也未必能夠得到人們共識，在今後的探討中存在著極大的被替換或補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創立的“北京共識”一詞卻有很大的可能存續下來，並被不斷地熱烈討論，日益成熟和完善，成為全球既不認同計畫經濟，又不接受“華盛頓共識”，而是試圖探索“另一條道路”的開發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一面思想旗幟。
現在又冒出一個“孟買共識”。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10月29日文章原題：印中比較：哪個是開發中國家的最佳典（作者麥可•舒曼）
舒曼提出：在減輕貧困、建設工業、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把經濟實力轉變成政治實力方面，中國都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紀錄。中國的崛起讓西方懷疑其所珍視的民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原則是否還站得住腳。一些人於是認為，中國倚重國家的、半市場性的經濟——即“國家資本主義”——比較適合於滿足現代世界的需要。建立在專注於自由市場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華盛頓共識”正在被“北京共識”所取代。但是，北京共識是否真的是窮國有效的模式呢？歐巴馬的經濟政策助理拉里•薩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經濟模式——他稱之為“孟買共識”——可能會最終取得勝利。
所謂“孟買共識”與“北京共識”的比較，某些西方人把著眼點放在何處是值得人們注意的。薩默斯認為：“到了2040年的時候，“孟買共識”將會最終戰勝“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他認為“孟買共識”是既不同於過時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思想（“華盛頓共識”），也不同於不會取得持久成功的專職資本主義思想（“北京共識”），是所謂建立在民主發展式國家的思想基礎上的，不是受到從重商主義角度重視出口，而是受到以人為本地注重提高消費水平和擴大中產階級的推動。印度與中國經濟相比的優勢在於：中國在經濟成長方面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因而需要加強私人消費的作用，以使經濟成長較為均衡。印度已經達到中國想要達到的水平。與中國經濟相比，在印度經濟中，消費發揮著大得多的作用。因此，印度無須實行讓全球經濟變得扭曲的政策。事實上，印度從世界其餘國家購買的東西要比賣出的多。印度的經濟成長受國際經濟衝擊的程度要小得多。”
“民主。最使我感到煩惱的就是不得不傾聽稱讚中國民主集中主義政治制度的無稽之談，尤其是如果發言的是並不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西方人。許多企業家都認為，中國的民主集中主義一直是經濟快速增長背後的一個必要因素。但印度鬧哄哄的民主制度在過去20年裡創造了世界上經濟成長的最佳紀錄之一——並在此過程中維護了人民的公民自由。”
這個共識、那個共識，歸根結底還是要看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綜合國力提高、環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有幫助。我注意到，薩默斯之所以推崇“孟買共識”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經濟以外的因素，即印度鬧哄哄的民主制度所創造的奇蹟。但是我認為，薩默斯先生的觀點有點過於幼稚，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誠然，“北京共識”在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消極因素，具體原因我就不在這裡分析了。但是他現在就把未來三十年內，究竟那個共識能夠走上成功之路，結論下得未免有點過早。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中國人民的智慧、想像力和創造力。中國現在的執政黨共產黨已經明確宣布：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要擺脫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把著眼點放在拉動內需和提高勞動者收入方面。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既有其內在強勁動力和需求，也有政府自身在發現問題以後的不斷修正和矯正，他用靜態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忽視了中國政府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而採取的應對政策和措施，難免會陷入盲人摸象的可笑境地。
我認為中國只要按照正確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夠取得最終成功！讓歷史來檢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