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起源
在我國古代，曾一度盛行過“包稅制”。這種制度始於五代時期，包稅制起於南朝齊梁之際，盛於元朝。
制度經歷
宋朝，封建商品經濟十分繁榮，商品流通範圍之廣、城鄉集市之多都超過了唐朝。因此，政府非常重視商品流通過程中的稅收征管，當時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徵收的主要稅種是商稅，政府專門成立了徵收商稅的機構———商稅務，全國共設立1830多個。即使如此，也很難顧及分散鄉間的小集市。於是，政府決定“課（稅）額少者，募豪民主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當時規定凡稅收在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律實行“包稅制”，稱“買撲”，即由官府測算出該集市年應收稅總數，讓當地大商人出錢承包，然後大商人再向商販徵收，以其收入作為補償。收入盈虧由包稅人自己負責。宋天聖四年（公元1026年），又在全國推行年課稅千貫以下的酒務、道店等商稅“讓人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宋會要輯稿》六）政策。對於政府來說，實行“包稅制”既節約了設定徵稅機構的費用，又得到了應得的稅收，表面上看很有利。但包稅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強，包稅後不再依率計征，肆意加稅勒索，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影響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到了元朝，包稅項目之多，範圍之廣，數額之大，都超過了宋朝。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包稅制在全國興起。有包天下河泊、橋樑、渡口之稅的，有包燕京酒稅的，更有甚者，還有人想以100萬兩白銀包天下之鹽稅的。當時，中書令耶律楚材堅決反對，並奏請罷免包稅制。他在奏摺中寫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然而，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太宗窩闊台的重視。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一些不法官員勾結回鶻商人進入中原，承包了大量稅收。此後，包稅制在全國盛行。這一最初為了節約小稅徵稅成本的簡易徵稅法，至此演變成害國害民之舉。不過，隨著元朝的復滅，包稅制也基本不復存在。
18世紀埃及也盛行包稅制。包稅人向政府預付一年稅款，就可以在包稅領地內享有絕對權利。他們向領地內農民徵收遠遠多於上交政府稅款的賦稅，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生活困苦，農業生產遭嚴重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