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釋義
劉白詩人群 (A group of poets following the style of Liu Yuxi and Bai Juyi)：唐詩在大和三年（829年）起至會昌六年（846年）的十九年間，掀起一個新高潮，詩作繁盛，名家並立，流派浩繁，各樹其幟。其中以白居易和劉禹錫最為注目，並吸引了浩繁詩人，以劉、白為中間，形成為了一個新的詩歌群體，文學史上稱之為“劉白詩人群”。
成員簡介
劉白詩派的成員多是高官顯貴，其詩歌多敘寫閒適之情，詩風平易暢達；“劉白詩人群”包括白居易、劉禹錫、裴度、張籍、楊嗣復、崔群、崔玄亮、李絳、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令狐楚、李紳、王起、蕭籍等等數十人之眾。
在劉白詩人群中，白居易在洛時間最長。居洛期間，白居易除與劉禹錫、崔玄亮、裴度唱和，與李德裕、牛僧孺、令狐楚、李紳、王起等人也唱和不斷。並以其永劫間的在洛生活以及廣泛的交往關係成為這一唱和群體的核心分子。從白居易在洛期間與眾人的交往詩中可以發現，與白居易交往的人物既有佛道中間人，又有官員、閒居者，以及來去匆匆的過客。但在云云紛雜的詩人中間，白居易與劉禹錫的唱和最為頻繁，也最為長期。劉禹錫是白居易後期唱和的主要詩友，並共同挑起了劉白詩人群交遊酬唱的大梁。
活動時間
白居易（772——846）於文宗大和三年（829）罷刑部侍郎，以皇太子賓客身份分司東都洛陽。同年，崔玄亮（767——833）以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辭病不就，歸洛陽閒居。在洛陽長夏門之東第五街永通坊買宅，拉開劉白詩人群集體交遊酬唱的序幕。白、崔二人對詩酒有同樣的愛好，俱在洛的時間裡，交遊頗多，交誼深摯。大和七年（833），崔玄亮卒。結束了與白居易“游山弄水攜詩卷，看月尋花端起酒杯杯”的交遊酬唱生活，白居易作《哭崔常侍晦叔》，以莊周與惠施、子期與伯牙比作本身與崔玄亮的關係，知音已經去，以至於哀痛不能自已經。 轉過年，即大和八年（834），東都洛陽迎來了劉白詩人群中較為重要的一位詩人裴度（765——839），白居易常與之為文酒之會，後來劉禹錫加入，三人常常詩酒酬唱，訂交愜意。劉禹錫（772——842），文宗開成元年秋（836）自同州刺史遷皇太子賓客分司至洛陽，直到武宗會昌二年卒，先後大約有六七年的時間生活在洛陽，作為劉白詩人群的核心人物，劉禹錫在洛期間，與白居易、裴度等詩人交往頻繁。《舊唐書·裴度傳》記載：“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飲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流皆從之游。”至此，劉白詩人群的端起酒杯為文，交遊酬唱活動已經初具規模。
開成元年（836）是劉白詩人群創作最為活躍的一年。白居易與劉禹錫、李紳，劉禹錫與令狐楚、李德裕、裴度等人均有頻繁唱和，各有歌詠。次年（837）令狐楚卒，開成四年（839）裴度卒，會昌六年李紳卒，大中二年（848）冬，牛僧孺卒於洛陽城南別墅，次年（849）十二月，李德裕卒於崖州，至此參加過劉白詩人群唱和活動的主要詩人已全部去世，劉白詩人群的詩歌唱和活動宣告結束。從大和二年（828）起至會昌六年（846），其活動時間長達十九年之久。
發源洛陽
劉白詩人群的唱和活動主要在洛陽文壇展開，且聲勢繁茂，頗有建樹，究其原因，除社會、政治的因素，還與洛陽作為陪都的特殊地位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洛陽是河洛文化的中心，歷朝歷代中政治地位顯要。從東漢開始，曾有曹魏、西晉、北魏先後在洛陽定都，並持續了五百多年之久。隋煬帝更是於公元605年，傾一國之力將洛陽打造成了一座全新的都城。唐前期，唐玄宗，武則天都曾在洛陽長久居住，帶動了洛陽政治、經濟、文化的超速繁榮。使洛陽成為長安之外的又一座繁盛都市，奠定了其歷史上長安的陪都地位。中晚唐時期的洛陽，不再成為皇帝行幸的寵城，政治地位明顯下降，逐漸成為失勢官僚和士大夫避禍或被閒置的首選之地，或者是“中隱”人士嚮往的理想場所。日積月累，洛陽便匯聚了一大批閒散的高官顯貴，並多是極具文學修養和清雅趣味之士，劉白詩人群即逢其中，用自己的唱和活動鼓譟洛陽文壇，使其在一段時期內呈現出蓬勃的熱力。
其次，洛陽的地域文化特色也與劉白詩人群自身的特質一拍即合。洛陽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人文薈萃，物產豐饒，山明水秀，氣候溫和，民性安舒。較之政治漩渦中心——長安的你爭我斗，激烈動盪，洛陽便顯現出了平穩祥和甚至閒散的氣質。唐人稱洛陽為“閒地”，白居易《詠懷》云：“自遂意何如，閒官在閒地。閒地唯東都，東都少名利。”有“閒”才有“情”，“閒”的生命狀態，更利於品味情趣，豐富內心，藉助詩歌揮灑詩人們的真性情。
此外，洛陽因其特殊的山水環境，還有著悠久的園林文化傳統。司馬光《看花四絕句》云：“洛陽相望盡名園”。歷朝歷代的皇帝在洛陽都大興土木，廣建宮殿園囿，臣子們則紛紛效仿，蜂從影隨。且不論隋煬帝的洛陽宮，武則天的萬象神宮，即使如李德裕，裴度一般的大臣，洛陽的豪屋美墅，也絕不輸給帝王之家，極力展現奢侈享樂之風。當劉白詩人群中昔日這些位高權重的詩人們陸續退居洛陽，在留守，分司這些閒職上安度餘年時，洛陽寬鬆的政治氛圍，發達的商業條件，全祿而不勞力的生活待遇，使其徹底脫離了殘酷的鬥爭環境，文人的才思與豐富的內心世界與洛陽明麗的自然、人文景觀相互關照，詩情涌動，交遊唱和便一發不可收。因此，可以說洛陽作為陪都的綜合因素為劉白詩人群的聚攏與成長提供了重要的培植土壤。
社會影響
中晚唐期間，安史之亂使李唐王朝的中央統治終陷於了一蹶不振作的境地，朝政腐敗，閹人專權，藩鎮跋扈，邊患四起。尤其是黨爭不斷，朋黨林立，也是這一期間社會形態政治的重要特徵。同時也是文人士子生理髮生微妙變化共進而反映到詩歌中的重要原因，劉白詩派的浩繁成員亦都被捲入其中，深受黨爭困擾，李紳、白居易等是受黨爭影響最為典型的例子，致使白為避黨爭之禍，最終請求外任東都洛陽，甚而都或多或少改變了創作風格和立場，由此可見黨爭對社會形態以及劉白詩人群產生的深刻影響。尤其是“甘露之變”這一惡性事務則徹底摧毀了殘存在士許多人的心底的振世抱負，參與政治活動議政的熱望終化為烏有。在閹人高壓政治的白色可駭下，人心惶惶，悲觀失望。詩許多人雖劫後更生，但卻對不共戴天的鬥爭帶來的苦難經歷久久不能忘卻，並且已經堪破自身命運慘劇的根源所在，參與政治活動熱情已經大不比以前，時局艱險，政治腐敗，使她們充實認識到無事可為又不能為的現狀，於是退居洛下，棲心佛禪，悠遊山水，欣賞玩味園林，詩酒唱和，從容閒適。“以閒為自在，將壽補蹉跎”（《歲月詠懷》），“置身於木雁，任世變桑田”（《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劉禹錫的這些詩句頗能代表劉白詩人群的心裡話。這一期間劉白詩人群的創作中，已經不見早期兼濟全國、關注民生、針砭時弊的社會形態責任感，而是處處可見的對當下偷安現狀的饜足，是對物質生活的享樂及追求，作品中充斥著“縱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謔浪”等字眼，已經落空了唐詩闊達明朗，玲瓏蘊藉之美，這一徵象為宋詩風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資釐革的依據和範例。
主要作品
《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劉白唱和集》續後集、《吳蜀集》、《彭陽唱和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賞宴集》等。白居易《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
欲話毗陵君反袂，欲言夏口我沾衣。
誰知臨老相逢日，悲嘆聲多語笑稀。
白居易《哭劉尚書夢得二首》
四海齊名劉與白，百年交分兩綢繆。
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
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齒亦枯。
窅窅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掛桑榆。
夜台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