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璋[三國人物]](/img/d/fbd/nBnauM3X1gDNxgTO0gzMwkDO2MTMxADM0kTMwADMwAjMxAzL4MzLwc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劉璋[三國人物]")
生平介紹
![劉璋[東漢末年三國時代割據軍閥之一]](/img/2/03e/nBnauM3X2gDMxkTN3EjMycjMxITM1kDN1YTMwADMwAzMxAzLxIzL3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劉璋獻帝遷長安，以為奉車都尉，奉使諭蜀，留不遺。興平元年，襲焉位為監軍使者、振武將軍，領益州牧。建安十九年，降於劉備，遷公安。孫權克荊州，以為益州牧，駐秭歸。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劉璋：“璋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致乘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施行仁政
劉璋曹操征荊州，更想接著攻打張魯。劉璋想與曹操交好，可是張松因為曹操怠慢了他，就鼓動劉璋與劉備交好，同心抗拒曹操。然後又挑撥劉璋與有功武將的關係，企圖使西蜀內外皆亂，讓劉備乘虛而入。益州主薄官黃權知道張松的用心，苦諫於劉璋，可惜劉璋並未採信。反而對劉備以誠相待。給他兵，糧，財，物，助其攻打張魯。張松，法正又勸劉備反過來攻打劉璋。
劉備的軍隊轉向，可憐劉璋根本阻止不了，一直讓劉備圍困住了成都。其實當時成都尚有三萬精兵，糧草足夠吃用一年，而且官兵都願死戰。但劉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以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投降，群下莫不流涕。劉備盡取其財物及震威將軍印綬。
雖然劉璋為人懦弱，少主見，但也有一顆仁慈之心。他任益州牧時，使蜀地富有，百姓安居樂業，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戰爭。施行的是標準的仁政。怎么能說是“無恩德加以百姓”呢？從開城投降這一點就可以足以看出他的仁慈之心。
而且劉璋並非貪圖享樂，荒淫無道之人。若生在太平年間，定為造福一方的良臣。蜀中之治歷來沒有定數，陳壽的評價未免有失偏頗。其實一開始劉備就有殺死劉璋之心，只怕會失去天下人之心。後諸葛亮進言劉備，應該對蜀地進行嚴治，也有些壓制民憤之意。亂世出英雄，也埋沒了許多人才，只能是說劉璋生錯了時代。是在亂世眾多英雄的光輝下黯然失色的一個人物。
失益州
![劉璋[東漢末年三國時代割據軍閥之一]](/img/b/9f6/nBnauM3XxADO3YTM5AjMycjMxITM1kDN1YTMwADMwAzMxAzLwIzL4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益州作戰圖示失於“人謀”
東漢末年，天下紛亂。劉璋所處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國富，兵精糧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業。然而，劉璋在保守益州的過程中不能有所作為，在外來的劉備面前反主為客，處處被動，處處被欺，最終將益州拱手讓人。其原因何在？
與漢末群雄相較，劉璋“暗弱”、“不武”（卷32《先主傳》注引《獻帝春秋》）。主要表現在：（一）不識益州兵要地理形勢，不能努力修好漢中的張魯，喪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處於外敵威脅之下。（二）缺乏重大軍事鬥爭的心理素質。儘管擁有益州這塊“風水寶地”，劉璋卻極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對抗並不比其強大的張魯，要拉曹操作為援手；當曹操對自己產生威脅時，又拉劉備來幫忙，使得劉備順利入川。（三）缺乏足夠的軍事才能。劉璋在認識到劉備入川的險惡用心、怒斬張松之後，雖迅速組織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對抗劉備，卻均以失敗告終。《三國志·法正傳》載：當劉備爭奪益州之初，“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谷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谷，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鄭度之計可謂是抵禦劉備的良策，但劉璋不能用，反而把鄭度罷黜。鄭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劉璋聽不進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劉璋“才非人雄”，缺乏軍事頭腦，不是梟雄劉備的對手。
其實，劉璋並非毫無軍事才能，在他統治益州的時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數次大規模的叛亂，即是明證。導致時人視劉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劉璋為人“寬柔”“溫仁”性格懦弱外（卷31《劉二牧傳》及注引《英雄紀》），更與其身處推崇“人謀”的亂世之秋卻不努力“人謀”有密切關係。突出表現是，劉璋立志不遠，只圖自保一州。
保據益州，坐觀天下，是劉璋之父劉焉定下的方針。《三國志·劉二牧傳》載：“焉睹（漢）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動盪，朝廷以劉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焉入益州後，以南陽三輔流人數萬家為主組成東州兵，平定益州動亂，誅殺益州豪強，建立割據政權，便不復顧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勢。注引《英雄記》：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這無疑限制了自己的發展。王夫之《讀通鑑論》卷9中評論曰：“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
劉焉死後，繼任益州牧的劉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義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紛爭之中作無謂的消耗。然而，在漢末割據兼併的時代，滿足於“自保”，沒有遠大的目標與積極的行動，最終只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公孫瓚、劉表等軍閥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則有曹操統一北方、孫權鼎立江東等。劉璋的“坐保”，導致了他行動的保守和落後，黯於天下大勢。當劉備處心竭慮謀奪益州時，劉璋還茫然不知，反而開門揖盜，最終葬送基業。可以說，劉璋失益州在一定意義上是失於“人謀”。
《後漢書·劉焉傳》論曰：“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豹則恐，吁哉。”的確，天下大勢不容劉璋閉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如發揮“人謀”的主觀能動性，努力進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無此可能。可是，劉璋暗於天下大勢，不知權謀。王夫之《讀通鑑論》卷9稱：“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於強爭、暗者暗於變詐。”處在漢末這樣一個推崇“人謀”的時代，劉璋明顯是落伍了，失益州誠為“自然之理”（卷31《劉二牧傳》）。
治益州有成就
劉璋如所周知，諸葛亮治蜀，益州連邊遠地區都得到開發，但蜀漢的經濟整個說來並未上升，生產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以人口為例，劉備章武元年（221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到劉禪炎興元年（263年）滅於魏時，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如果這個數字大致可信，蜀漢四十餘年中只增加了四萬人，其中還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後部族，所以可以說蜀國的人口基本上沒有增加，這足以反映出在蜀漢統治之下，益州社會經濟的停滯狀態。又，蜀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出師表》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卷35《諸葛亮傳》）。諸葛亮這樣說，誠然有警醒後主劉禪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見益州已經不是“國富民強”之局面。在一條教令中，諸葛亮宣稱：“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蜀錦耳。”（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時正是蜀漢國力比較強的時期。“益州疲憊”、“唯仰蜀錦耳”，此種經濟狀況，顯然比劉璋治蜀時期有所倒退。諸葛亮在襄陽獻“隆中對策”時，曾對劉備說益州“民殷國富”（卷35《諸葛亮傳》）。
龐統也曾告訴劉備：“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卷37《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也就是說，劉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當世公認的。這除了與漢末益州少遭遇戰亂的破壞有關外，更是與劉璋治蜀分不開。且以劉璋用人論，《三國志·先主傳》載：劉備在奪得益州後，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劉備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實基本上是原劉璋人才集團中的成員。特別是，劉璋所擯棄的彭羕，後來也被劉備所擯棄乃至誅殺。這說明劉璋在治蜀之時可以說還是比較能識人、用人的，對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攏與團結。這應是劉璋統治時，益州政治得以穩定、經濟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雖沒有直接的史實來說明劉璋治蜀的業績，但劉璋能穩定益州，發展益州，不能謂無能、無功。退一步言，劉璋統治下的益州雖然也有一些內亂，但政局尚穩，國富民殷，說明劉璋還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幹的。
劉璋還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劉璋的言行，時時都可窺測到他以民為念的思想。撇開其它原因講，（一）迎劉備入川是基於保境安民。（二）當鄭度提出堅壁清野以抵禦劉備軍時，劉璋認為：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也。”（卷37《法正傳》）可見，劉璋不納鄭度之策有不願勞民的緣故。（三）劉璋舉成都而降劉備是基於不願傷民。當成都尚兵精糧足、臣民表示願堅守城池時，“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卷31《劉二牧傳》）就此而言，說劉璋“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劉璋統治益州的實際。
宋人葉適云：“劉璋雖暗懦，然國富民盛，守之以恩，無所得罪也。”（卷28《蜀志·劉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劉璋非“昏孱”（卷9）。的確，劉璋誠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歸於昏君之類，更算不上暴君，故劉備比擬奪益州為伐紂時，當即遭到其屬下龐統的反駁（卷37《龐統傳》）。《三國志·劉二牧傳》注引張璠言亦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回顧諸葛亮對劉璋的評價，其作《隆中對》時說“劉璋暗弱”，為的是樹立劉備進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領益州後，全面貶低劉璋治益州，則更多是為自己的嚴刑立威辯護。
治益州人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諸葛亮作《隆中對》稱：劉璋所治益州，“智慧型之士思得明君”。後來，在劉備圖謀益州的過程中，劉璋手下有才幹的官員如張松、法正等果然積極策劃迎接劉備入蜀；在劉備攻占益州的戰鬥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嚴、費詩、許靖等人，他們或就是諸葛亮所謂的“思得明君”的“智慧型之士”。但另一方面，還有更多的“智慧型之士”在支持擁護劉璋。
對於劉璋迎劉備入川，就有黃權、劉巴等一批“智慧型之士”表示反對。《三國志·黃權傳》云：主簿黃權陳其厲害，“左將軍（劉備）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又，《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懸於城門死諫劉璋拒納劉備。此外，在劉備奪益州的軍事進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為劉璋而戰。《三國志·王連傳》載：“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王）連閉城不降。”劉璋巴郡太守嚴顏，抵抗失敗被俘後，願作斷頭將軍（36(《張飛傳》)。又，三國志·先主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嘆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圍，劉璋處於最困難的時刻，全城軍民也紛紛表示堅決抵抗。劉璋舉成都投降之時，軍民鹹流淚。這些都足以說明劉璋在益州有深厚民眾基礎，深得民眾擁護，決不是眾叛親離的獨夫民賊。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劉璋未必不是“明君”。正因為如此，儘管劉備處心積慮，竭盡全力，占領益州還是費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如雒城之役，耗時一年，折損軍師中郎將龐統，才艱難取勝。另外，據史籍記載，建安十六年劉備應劉璋之邀入川後，積極爭取蜀地民心。《三國志·龐統傳》稱：“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從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此後，劉備“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卷32《先主傳》）。劉備不敢也不能遽取劉璋，反而需花費較長時間來“厚樹恩德，以收眾心”，這除了說明劉備的“帝室之胄”的旗號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劉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劉備的處事謹慎之外，更足以說明劉璋並未失去蜀地民眾的支持。總之，諸葛亮所謂“智慧型之士思得明君”並不符合劉璋所治益州人情實際，畢竟劉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