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澹初，光緒八（1882）年農曆五月廿八日出生於一個耕讀之家，幼從同鄉宿儒受經史、詩文、輿算之學。然兩戰秋闈，均不售，乃入湖南中路師範學堂。卒業後，即在長沙以家教維生，其時毛澤東同志欲報考湖南第四師範(1914年與湖南第一師範合併)，因數學基礎欠佳，故於門下補習數月。先生先後應湖南私立育才學校、益陽龍洲師範、益陽箴言學校之聘，出任國文或數學教員。
“五四”運動之後，在“民主”與“科學”旗幟的影響下，先生與友人熊亨瀚、夏時等人在益陽文昌閣組織公民自治會，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並於1926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起，先生因“跨黨”系獄長沙。出獄後，因生活無著，應友人龔心印之邀，遠走皖鄂贛，無功而返。然風雨如磐，先生多次險遭毒手，只得避地漢陽。因迫於生計，遠赴彭澤，顛沛流離，竟至無返家之川資，其時貧病交加，可申浩嘆。迫於生計，復往醴陵，黯然而返；再至南京，悵然以歸，只得屈就鄉間，充任國小教員，勉維生計。以先生之才，實不得已而為之矣。其間，曾於長沙任教，然終不為世所容，只得復歸林下，蠖屈難伸。晚年愈是貧病交加，於1950年農曆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家中，享年六十有九。
人物評價
綜觀其一生，首先，先生是一位有卓識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據先生高足熊承滌回憶：“劉先生從事教育工作多年，誨人不倦，循循善誘，教學有方，講課時條分縷析，融會貫通，務使學生了解”。對於我國的傳統教育，先生進行過深刻的反思，對其中的一些有違教育規律的作法，他總是深惡而痛絕之，這在他的日記中即可找到例證：“有欲余授兒童以《幼學》者，余絕對不承認。鄉人不知前代教育之不得法，而翻以《幼學》為適用，卻不知其謬種流傳，誤人不少，是亦不思之甚也”這在當時，見地是非常深邃的。請看他的教法：“夜點《桃花源記》，因學生程度有淺深，故間授以淺近之文，俾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自能得其途徑”，教學中能面向全體學生，因材施教，此舉說來容易，但若非通達之先生，曷能至此？“昨御學生過嚴，既而悔之，今後擬廢止體罰，不知能達目的否？”這種能尊重學生人格，在舊式學堂里確也罕見。《桃江縣教育志》為先生立傳，誠屬特具慧眼矣。
其次，先生作為一位早期的中共黨員，當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以一介布衣，置個人之身家性命於度外，宣傳新思想，傳播新文化，多次險及於難，然愛國憂民之心不改。他雖手中無槍，但筆與口是他投向敵人最有力的武器，“擬反日標語及口號，並為小學生詳細講解。”、“今晨為學生講演時事，語最痛切。”、“余登台演說約一點鐘，歷陳日本侵略中華情事及慘殺華人狀況，聞者為之動容”。難怪當時益陽縣團防局副局長劉夢龍對他恨之入骨，幾欲置之於死地。由於種種原因，到現在，先生的革命事跡知之者寥寥，作為一個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在桃江是不多的，我們有責任告訴世人：在桃江共運史上，曾經有一個為了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而呼號奔走的老戰士。
詩文成就
先生生當亂世，滿清政府的風雨飄搖，軍閥割劇的戰亂頻仍，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瘋狂侵略，國勢危如累卵。由於長期對苦難生活的深刻體驗，先生與廣大勞苦大眾饑溺同懷、痛癢相關。那憂國憂時的涕淚更集中體現在對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控訴，對當軸政府昏憒的痛斥。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憂患意識，如“豪貴藏金偏袖手，強鄰輸粟為沽名”（《四十自壽十六律・哀旱》）、“戈操同室時驚鶴，淚下三聲怕聽猿。”（《步李子白韻感懷二首》）“中原鼎沸不勝憂，塞北風雲又送愁”（《 次薛炳勛君五十自壽詩》），這種憂患，系天下之安危，慷慨激昂，時至今日，我輩讀之，猶有“亘古男兒一放翁”之嘆。
先生於詩，諸體皆通，尤精七律。通觀其詩，意境開闊，另出機杼，深得陸放翁之法乳，自成高格。如“杯傾籬畔頻餐菊，人望丘中自有麻。”（《再和子完先生〈病中偶吟〉四首・感遇》）、“雙扉松影時邀月，半畝荷池可養魚。”（《和毓春山居詠懷四首》）、“室有琴書堪作伴，囊儲風月不論錢。”（《 次韻示拔才》），遣詞造句，不落窠臼，寓情於景，搖曳多姿，深得隨園之妙。
先生之文，於桐城派影響極深。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力求“清真雅正”，但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煉。本書只選取有代表性的文章予以收錄，古人云：“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不亦可乎？
今人龔鳳軍整理有《澹初先生遺集》，由人文藝術出版社出版。通觀此書，作者以獨立的判斷和低徊的筆觸，記敘著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文耶？史耶？恐怕二者兼而有之，讓我們在震撼於先生神奇的文字之餘，用心去品昧先生的風骨與精神，感受那漸行漸遠的歷史空間，去找尋引領我們繼續奮發自強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