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超書名稱：當代中國思想文化批判
作者：劉東超
出版社：河北大學
使用語言：中文
雜思篇之一：籲求公正
當代中國最缺乏什麼是一個大卻未必無當的問題，如果它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和未來指向的話。對此最為激烈的回答也許是“缺乏靈魂”，最為溫和的回答也許是“什麼也不缺”，在此兩極之間尚有各種各樣的答案。讀完秦暉先生《天平集》（新華出版社，1998年），我的感想卻是“缺乏公正”。
談到“最缺乏”時當然是在一定參照系內各項之間比較的結果。從功能角度看，轉型社會的各種要素中最為重要的無疑應該是規則。這是因為規則是社會整體系統變革的“心臟”或說啟動和動力裝置。我國延續了二十年的改革在根本上便是各種規則的變革。
規則的變革有一條最為基本的軌跡，那就是從不公正到公正。這是宇宙間平衡公理對人類社會的要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相對於我們期望走向而在許多國家已成現實的以獨立個性和契約關係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我們最為缺乏的就是規則公正。
對此，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有過詳細闡述。而在《天平集》中，秦暉先生也予以深入探討。通過理論層面的分類把握，他指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兩種不公正。第一種是舊體制的不公正，這主要是身分壁壘與權力等級壁壘造成的“非競爭性結果不平等”，它既是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也是人的基本權利的不平等，因此是一種性質極為嚴重的不公正方式。在社會轉型的時期，這種不公正隨著市場競爭的發展在相對比重上有所下降，但其絕對量卻仍在擴大。第二種不公正可稱為“競爭的不公正”，它包括競爭起點的不平等和競爭規則的不公正。“靠權搶錢做買賣”和政府經商之類便是其表現。這種不公正是一種走出舊體制的不公正方式。它與第一種不公正的聯繫在於：前者起點正是後者的結果。根據我們的感性經驗可以斷定，目前第二種不公正無論在絕對量上還是在相對比重上都在上升。
也許大家對這些不公正的價值判定並不完全相同，但生活常識和事實邏輯告訴我們，它們對當代社會存在嚴重的危害。首先，這些不公正嚴重干擾著我們正在建設的市場經濟的功能發揮和效率體現。這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效率來源於市場機制所實現的生產要素配置最佳化，而配置最佳化有賴於要素的自由流通，要素的自由流通又以利潤率的平均化為前提。而利潤率的平均化正是形式權利公正下的公平競爭的結果。”（《天平集》11頁）其次，改革中公正的缺失就會使反改革的力量穿上整體主義的某種包裝走上舞台，扮演起維護大眾公平利益的角色，並假借社會危機使改革夭折。再次，規則不公勢必造成道德危機。我們對社會生活的直接感受也許使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道德淪喪、物俗橫流已經威脅到我們民族的精神健康和心理活力。但造成精神危機的卻並不是某些論者所指責的市場經濟，而恰恰是阻礙市場經濟和理運行的規則不公。道理也並不複雜，不公的規則一方面導致了不公的社會價值取向，另一方面致使社會不平積聚，造成各種違反規則的“叢林取向”，使社會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唯利是準、唯力（權力、武力）是尚的“叢林狀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公正缺失是目前中國的最大問題。如果以公正來定義一個民族“靈魂”的話，當代中國最缺乏的就是這種靈魂。而以“什麼也不缺”的觀點來看待當代中國社會的人無疑是規則不公的認可者，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同謀。而籲求公正應該成為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
雜思篇之二：略論楊帆式荒唐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知識界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景觀：一方面是（較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來說）學術的繁榮、思想的自由、視野的開闊、境界的提升、討論的熱烈、探索的深入，另一方面則是浮躁、低俗、荒唐、偏頗、無聊、禁錮、吹噓、罵詈、煽風點火、拉幫結派等惡習的大流行。這兩個方面往往混雜滲透在一起，使人們對當代中國學術景觀的判斷和認知相當不易。有趣的是，在當代中國一些學人身上也體現出這種兩面性，或說上面兩個方面在他們身上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表現。在我看來，楊帆先生就相當典型地體現出這一特點。
一個方面，楊帆相當受學界同人的尊敬和喜愛。我就喜歡讀他的一些文章，雖然說不上多么深刻系統，倒也犀利明快。他的一些觀點雖然有偏頗浮躁之處，但也有準確有力之處。比如，他對房地產泡沫的評判、對權貴私有化的批判等我都贊成。可是，近來我覺得他在另外一個方面越走越遠，那就是越來越荒唐，一些話越來越不象個學人的話，請允許我從三個方面說明。
一、邏輯矛盾
在今年一月份的一個講演評論中，楊帆說：“什麼是理性？就是經濟學學多了，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學學學，你就以為人真是理性的了？我看人沒多少理性，有了理性也不見得有什麼用，也不一定有什麼好處。經濟學已證明個人理性會導致集體非理性。” 這些話很清楚，他在事實上（“人沒多少理性”）和價值上（“有了理性也不見得有什麼用，也不一定有什麼好處”）否定理性。但緊接著下文他又說：“我們這些年來，在一系列觀念上都有嚴重的錯誤，所以出現像馬立誠這樣的人，他是其中最惡劣的、最不理性的。他才沒理性呢，他有理性他能這么幹嗎？”暫不提這句話用詞（“最惡劣”）這樣的尖刻，僅就最基本的邏輯來說，你在前面已經否定了理性，那么，即使馬立誠先生真沒有理性，那也用不著批評啊。你可以批評他別的錯誤，批評他沒理性至少按你楊帆的邏輯是打錯了地方。在另一個地方，談到買車時他又說：“買一個車每一年停車費一萬塊錢，我打車一年也是一萬塊錢，特奇怪，怎么啦？中國人瘋啦？瘋了！這叫理性嗎？主流派經濟學家自稱理性，我一說話就說我不理性，我怎么不理性了？我知道不買汽車，根本沒法兒買車，沒法兒開。” 看來，他又認為人需要理性，而且認為他自己是理性的。可在另一處他卻說：“什麼理性都是瞎扯蛋。中國要想強盛就要打掉什麼‘理性’，動不動批評‘情緒化’，恐怕需要非理性，中國人這幫人全是理性，理性到沒種。關鍵時刻不敢拔刀了。” 這裡他又認為理性會導致“沒種，關鍵時刻不敢拔刀了”，這不是說他自己嗎？須說明的兩點是：第一，這段話中的引文來自楊帆的兩個講話，這兩個講話的時間相隔不到一個月，竟然出現了這樣的邏輯矛盾。第二，在此我並不是想雞蛋裡挑骨頭，也不是想揪楊帆的小辮子，而是想指出一點：作為學者，說話應該負點責任吧。這樣明顯地自己和自己打架，你的話還有什麼意義呢。
二、“怪”招迭出
對社會發展提出自己的建言是楊帆先生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實事求是地說，我覺得他一些建議是有道理的和現實價值的，但他還有一部分建議則極為荒誕。大家知道他最近對台灣問題發言不少，談到“台灣的民心”時他說：“第二個說打，我們擔心失民心，我說你總不打才喪失民心呢！什麼是民心呢？現在台灣的民心就是欠打。也不用占領；打了以後撤回來讓他投票，投完以後看你變不變，不變的話再打；再打完了以後讓你再投，投了不行再打，一直打到他認同中國為止。收台灣民心這事就是要不斷地打他，就能把民心收回來。告訴你一個中國，只要你不認，就打你一傢伙，這不就成了嗎？怎么打了以後還喪失民心呢？這都什麼邏輯啊？改過來，打！” 坦率地說，楊帆這番話中暗含著一些深刻之處，但同樣地也包含明顯的荒唐之處。第一，台灣是我們想打就可以隨便打的嗎？作為經濟學家，對於台灣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你楊帆應該有個基本的了解啊。在目前的力量對比之下和國際環境之中，我們動兵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作為經濟學家，你楊帆應該有個基本的估計吧？實際上，如果真象楊帆想得這樣簡單，台灣問題早就不存在了。第二，作為一個知名學者，用這樣的玩笑心態來談台灣問題你就不覺得太輕率了嗎？這種方法在今天的家庭中管孩子都不好使啊，難道你連這點常識都不明白。第三，對於戰爭留下的歷史傷痛難道我們忘了嗎？戰端一起，得有多少家破人亡啊，憑什麼這些人就要付出這樣的代價呢。在此，我並不是否定在必要時對台動武，而是強調應充分看到戰爭的危險和災難，盡最大努力來避免它是必要的。即使爆發戰爭，也應把它的危害減到最小。因此，怎么可能象小孩打架一樣一遍遍地來呢，這不是純粹開玩笑嗎？類似開玩笑式的建議在最近楊帆的講演和評論中還有許多。比如，對日對台搞持久戰，封鎖台灣五年，對東三省軍管等。我們並不難看出，這些建議基本上僅是過過嘴癮而已，不可能真正實行。如果真要實施，絕對是民族的巨大劫難。因為一旦實施，其實際過程及其後果絕對不是今天任何一個人所能預計的。坦率地說，進行這種兒戲式的建議並公開發表出來是不負責任的。
三、罵街和耍橫
從最近的表現來看，楊帆最讓人接受不了的荒唐之處是罵街和耍橫。雖然他自己也說“不要罵街” ，但他自己卻照罵不誤。比如，上文中他罵馬立誠“最惡劣”，後文中還說“有比馬立誠更混蛋的” 。我想說的是，即使和您觀點不一致，甚至觀點十分錯誤，能用這樣的話來評判人嗎？
不過，楊帆更為難聽的罵人話還在後面，他曾說：“我給你們舉個例子，前兩禮拜開了一個孔子文化討論會，來了一個小王八蛋，是個社科院博士……這種人，我兩句話就把他說沒了。”“我到政法大學先把他們鎮了，吃飯時幾個青年教師說毛澤東啥好事兒沒幹，餓死三千萬人，我罵他們一鐘頭。我說你們不是主張弱肉強食嗎？我告訴你們我來了，我就是強者，專門欺負你們，誰敢當著我罵老毛跟他們不客氣。這幫孫子就是欠罵！沒有任何道理可講。” 這裡不需要我們分析，這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罵人和耍橫。問題是，作為一個五十多歲的成名學者，你楊帆這樣做是不是太失風度了，太讓人看不起了？而且，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有話不能好好說嗎？你口口聲聲替下層人民說話，可為什麼比你低的人遭到你這樣的罵詈和欺侮呢？
以上三個方面僅是近來楊帆表現出的部分荒唐內容，此外他有時還會出現貶人抬己、憑空臆測等行為。這些方面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名之為楊帆式荒唐。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場合中和他自以為可以放言無忌的時候，這種荒唐表現得尤其明顯。從精神實質上來說，如果說得重些，這是一個人自持較弱、涵養不夠、心理有異的表現。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楊帆並不是總是表現得這樣荒唐，多數時候他表現得還是較為正常和謹嚴，他的大部分觀點也自有其道理和意義。這裡，荒唐和謹嚴兩個方面在楊帆身上的展現正好和當代中國學術景觀的兩個方面（本文開始所議）一致。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楊帆式荒唐並非完全是各別現象，這在有的學者身上也有某些表現，尤其是在網路學術中體現得相當頻繁和平常。對此，我們應該儘自己的力量予以校正和調整，因為這畢竟是可能導致導致惡劣結果的學術傾向。而這正是本文寫作的目的。至於文中不當之處則是歡迎楊帆先生和其他師友批評的。
文思篇之一：一個時代的靈魂記憶
巴金先生以百歲高齡久病而逝，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學一個時代劃上句號。網路、電視和報刊中湧現了大量回憶、懷念和評論的文章，與此相伴隨，出版界也不失時機地再版了他的著作。在這樣一個信息和市場都相當發達的時代，我解讀新版《隨想錄》（作家出版社，2005年）的感覺卻指向靈魂深處。
概括地說，《隨想錄》記述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半期一個老文學家的思想和情感，有對昔日友人和親人的懷念，有對編輯經驗和寫作經驗的闡發，有對兒童教育改革的建議，有對出訪經歷的記錄，有對創作自由的呼喚，而毫無疑問的是，書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對文革的記憶和反思。可以說，後者構成了《隨想錄》的亮點甚至靈魂，是這本書的核心價值所在，至少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應該是這樣。而且，我們完全看得出來，即使其他內容也常常由對文革的記憶和反思構成底色。
這些記憶之中最為切實和引人注目之處是他對自己在文革之中如何立身運思的描述，這些描述清晰地為我們提供了文革中一個知識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真實例證，為我們了解文革的內在運行機制提供了一個視角。在《隨想錄》中，巴金坦率地承認自己曾經完全按照造反派的邏輯來思考問題，完全按照文革的立場來給自己定罪。“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一九七0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歲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麼不可以！”（該書277頁）談到自己接受這種批判的態度時，巴金說：“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該書277頁）在此，讀者忍不住想問的是，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使巴金——這位曾經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知識者這樣真誠地相信自己的“罪行”呢？在我看來，解答這一問題至少要考慮到互相作用的兩種因素。一種因素是巨大的社會現實壓力，一種因素是思想空間的極度狹窄和思想話語的單一化。我們知道，文革中許多知識分子受到了各種肉體整治和政治迫害，這就迫使他們在現實壓力之下不得不屈服，接受給他們的不公定位和嚴苛規範。還有，在當時社會上文革話語成為主流話語甚至惟一話語，其他話語已經基本喪失了存在的可能性，知識者只能按照文革話語展開自己的思維，思維空間已經變得極為狹小。這兩種因素結合使知識者不僅在現實生活之中而且在自己的思想深處接受了文革對於自己的認定。因此，這種接受確實有某種真誠性，有時這種真誠還相當強烈，巴金先生就是如此。不過，這種真誠並不是自由思考後得到的確信，而是話語選擇權喪失和思維空間壓癟後無力展開思維後得到的“不得已”的確信。因此，這種真誠可以稱為“被動真誠”。
可是，由於社會生活本身的複雜性和變動性，即使在文革那樣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那套文革話語也極易被證偽，尤其是其表現出來的極高的“理想主義”很容易為人發現其虛偽性，所謂“爬得高，跌得重”的歷史辯證法對於思想話語也是成立的。在當時，這套文革話語常常因為宣講者無法表演高遠的理想主義或堅持不住對此的偽裝而被人識破。這自然也會使知識者的被動真誠很快就轉化為“不真誠”。巴金的經歷便是這樣，“六九年後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口裡所講的並不是他們心裡所想的。” （該書277頁）可是，即使他已經開始懷疑，在巨大的現實壓力面前他仍然得在表面上接受這一切說法，這是恐懼現實壓力、為了自己和家庭能夠活下去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心靈受到的靈魂煎熬可想而知。不過，這時已經沒有真誠可言，“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該書280頁）這樣，他實際上又開始恢復自己自由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了。雖然這種能力的回覆對於他來說有一個過程，但他終於逐漸找回了自我。這就是巴金先生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其實際過程中包含著我們今天無法完全理解的觸及靈魂的痛苦和困惑，因此從深層次來說也許可以稱作靈魂的煉獄歷程。
在《隨想錄》中巴金先生對於這一歷程的真實揭示是一筆不大不小的思想財富，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國知識界，它在中國社會上曾經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當時曾引起許多人的認同和討論。今天，文革似乎已經是一個相當遙遠的時代，社會中再關心它的人已經較少了。但實際上，它的陰影還在或隱或顯地延伸到現在甚至未來。因此，這筆財富仍然有其現實價值。它提醒我們應該具備清醒的歷史意識，對於某些類似文革的趨向保持警惕心理。
文思篇之二：王朔是時代的一個寓言
從出道以來，王朔一直夠“鬧得慌”的。他不僅推出了一些褒貶紛紜的“痞子”小說，而且還時常口出“狂言亂語”，自吹自擂同時罵街貶人。如果說80年代他的“鬧”似乎是年輕人精力旺盛“憋”的，那么新世紀之初他的“鬧”就顯得有些“強努”。但不管怎么說，他的“鬧”能招來那么多目光，能引起眾人的議論紛紛，就有一些值得解讀之處。說實話，王朔能暴得大名，能時斷時續地處於輿論的中心，除了他本人確有過人之處外，更主要的還在於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寓言，是時代文化和社會心理某種形式的表征，我們可以也有必要從中讀出當代社會的一些信息來。
可以用來解讀王朔的文本當然包括他的作品，但最為明顯、最為直接的應當是他的夫子自道——《無知者無畏》。比起他那些人物、情節宛然的小說，這本嬉笑怒罵的小書的一個好處是，公開揭示或說承認了他作為一種當代文化現象的一個基本特徵——遵循資本的運行規律。也就是說，王朔之所以為王朔，他之所以取得確實可觀的成功，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主動地按照市場原則進行文化運作，即根據市場需求來“製造”和“出賣”小說中的和現實中的“故事”，從而獲得暢銷的效應，為自己贏得名聲、金錢及其它。這裡的市場需求直現表現為大眾的文化口味，這種口味並不是一個勻質的整體，而是有著非常複雜的方面和傾向。但一般來說，它首先需要的是通俗易懂、喜聞樂見。在這樣的基礎上它有兩個可以延伸的維度，一個是向上走向真善美，尋求大眾心目中讚賞和嚮往的境界和人格；一個是向下走向“感官刺激”，在聯想或幻覺中尋求快感。毫無疑問，這兩個維度都可以在王朔的小說和電視劇中找到自己的對應，所以他的作品受到文化市場上消費大眾的廣泛歡迎。實際上，以市場為導向的文化生產是資本運行規律的必然結果，這是全球化時代任何民族文化無可避免的結局。當代中國文化自然無法超出其外，而只能接受和順應資本運行邏輯的制約。王朔聰明地看到這一點（當然不只他一個人看到這點），而且從此出發做得不錯（能做得不錯的人就極少），所以成為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一面有趣的旗幟。
《無知者無畏》還揭示了王朔受到的西方文化和觀念的影響，這倒是人們過去較少注意到的。在多數讀者的眼裡，以“北京話”寫作的王朔似乎是個相當民族性、地域性的作家，他小說中的人物也的確以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出現，以北京為主要活動場景。可是，我們在《無知者無畏》中清楚地看到他對自己受西方文學和思想影響的說明。比如，他承認“《玩的就是心跳》源自法國作家莫里亞克的《暗店街》”（該書53頁），“對幽默感的處置和重視，寫《22條軍規》的約瑟夫•海勒對他有決定性影響”（55頁），《浮出海面》“是雷馬克《凱鏇門》和《三夥伴》以及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的中國版”（49頁），等等。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觀念中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現當代思想，而這些思想在潛移默化化地對他的寫作和價值取向發揮著作用。比如，他對概念及其功能的一些把握就模模糊糊地蘊涵著現代西方哲學對語言的一些認識。來自西方的這些影響能在王朔的作品和思想中占多大比重是個很難說清的問題，恐怕就是王朔本人也未必能說得十分準確。但我們認識到這點是有意義的。這實際上反映了國際性的文化融合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展開，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無可躲避的大潮。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我們所謂的西方文化在這一融合的過程中體現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可為世界各個民族所吸收利用。王朔聰明地利用了這筆財富，而且以民族性、地域性的形式使這種“利用”表現得“天衣無縫”。自然，中國文化也是人類共同財富中的一部分，只不過相對西方文化的現代發展，中國文化由於歷史等多種原因而在整體水準上要差一些。在我看來，西方文化不僅對王朔而且對幾乎所有中國知識者的影響就和這兩種文化水平之間的“落差”有關。正因此，當代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具有某種必然性。
從以上兩個方面來看，王朔作為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當代文化的一些特徵。只不過同其他作家對時代的反映相比，他是一面較為特殊的鏡子，他不僅靠自己的作品而且靠自己的公眾形象來反映這個時代。或說，不僅他的作品是時代的寓言，而且他本人就是時代的一種寓言。他的作品表征著這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和大眾趣味。他的形象則代表了當代普通流行的一種文化策略，即千方百計出名（不管好名壞名）。這種文化策略實質上是人被商品化的一種表現，這也是資本運行邏輯的必然結果。只不過，王朔採取這種被商品化的策略是一種自願的選擇，而且是一種可以帶來利益的活動。他沒有感到甚或不承認哲學家所談的人被異化的悲哀（在當代社會生活中，這種悲哀是否存在都成問題）。從另一角度我們也許可以說，商品化改變了人本身。
資本運行邏輯深刻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也使這個世界第一次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整體，東西方文化正在進入一體化的進程中。當代中國及其文化自然無須也無法避開這一邏輯的展開過程。王朔是文化界順應這一過程的先行者的代表，解讀他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一邏輯中的這個時代。
文思篇之三：家庭給了葛優什麼？
坦率地說，僅就閱讀給人帶來的感覺來說，施文心（葛優之母）和葛佳（葛優之妹）合寫的《都趕上了》（華藝出版社，2004年）並不算太精彩。作為以葛存壯、葛優為主人公的傳記，在讀者心目中無疑有著極高的期望值，希望從中讀出或驚妙或新奇或幽默或深邃的感覺來，因為他們畢竟是現當代中國影視界最具功力、最有特色、最值圈點的一對父子。但是，這部書多少給人一種流水帳的感覺，有時似乎沒能將二人經歷中許多有彩之處寫出光彩，這確是讓人有些遺憾的事。不過，細讀這本書仍然可以給人許多啟迪和教益，這是由於他們二人經歷和性格中具備一些有價值的內容，可以為文藝界一些不良風氣的校正及年輕人的成長提供某些參照。
在此我們想要討論的是葛優身上這些有價值的內容。我們楔入這一問題的角度是：作為中國最為出色影星的葛優從家庭中獲得了什麼，或說，家庭在將葛優塑造成世界知名影星的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在他母親和妹妹娓娓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葛優身上來自家庭的一些思想和性格特點：
一、膽小謹慎。許多人都知道葛優比較膽小。據施文心女士說，葛優的這種膽小不是來自其父葛存壯，因為後者“好像什麼他都敢”（該書84頁），而是來自母親基因的遺傳。她自己從小就膽小，自己丟的鋼筆不敢去認領，都十七歲了還不敢去藥店買藥。葛優也是從小就膽小，書中寫到兩個這方面的例子：“曾經有一次，老嘎在攝製組拍戲。有一場戲需要幾個小孩當民眾起鬨，小嘎正好在攝製組玩。老嘎讓兒子上，兒子不敢，都七八歲了，還不敢。”“老嘎在《南征北戰》劇組，小嘎去玩，晚上劇組工作人員夜宵給發麵包，老嘎讓他去幫著領一下。小嘎已經十多歲了，欏是不敢，沒有去。”（該書80頁）書中還寫到葛優長大了以後膽小的例子：“小時工來幹活，打掃客廳、廚房、衛生間時，小嘎躲在臥室不敢出來。”（該書81頁）就一般意義而言，膽小似乎不能算是什麼優點，有時它會影響人們才能的充分發揮，對於影視演員來說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葛優身上卻好象將這種“不足”轉化成了一些優秀品質。比如，他為人比較謙虛謹慎，生活上比較低調簡單，和人交往比較平易近人，對待錢財和名聲不貪不搶。他的哥們兒馮小剛對他的描述頗能說明這些：“戲裡的葛爺必要時是豁得出去的，戲外的葛爺則要小心謹慎得多”，“戲外的葛爺待人友善，懂事，通情達理，沒架子。這些都是值得稱讚之處。但最可愛之處還在於他的‘小富既安’，不貪。一切榮譽在他看來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沒敢惦記。”（馮小剛《我把青春獻給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149頁）馮小剛還舉過一個例子：一次《紐約時報》想採訪葛優，他竟然以“去大鐘寺給父母家的陽台買塊地板革”為由推託。當別人以這種採訪有利於他的海外發展勸說他時，葛優的回答是：“咳，我到海外發展什麼去呀？我連英語都不會說，我就把中國的觀眾伺候好了就成了。讓他們省了這份心吧。”（同上書150頁）葛優身上這些低調謹慎的優點當然不是膽小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但似乎也和膽小有著密切關係，應該說是從膽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只不過增加了許多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二、認真刻苦。許多人都認為葛優的赫赫聲名屬於“天上掉餡餅”，但他的夫人賀聰的解釋是：“哪有那么便宜的餡餅？別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優子一接戲，失眠就加重了。拿到劇本那個琢磨勁，一夜一夜看劇本，分析。白天拍戲，晚上還要看劇本，琢磨第二天的戲，一點不敢大意，耗費多少心血，我是最清楚的。天上從來就不會掉餡餅。”（該書94頁）他的母親也指出：“小嘎是刻苦用功的，他總是在鑽研思考。”（該書55頁）和葛優合作過的導演路學長也說他“非常用功”（該書77頁）那么，葛優的認真刻苦從何而來呢？在我看來仍然和家庭的影響和督促有關。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父葛存壯之所以能被選作《紅旗譜》中扮演老地主馮蘭池的演員，導演凌子風的解釋是“根據他平時跑民眾的感覺，那種認真、一絲不苟的精神”（該書22頁）。到了九十年代他為了在《周恩來——偉大的朋友》中飾演齊白石老人，在大量採訪的基礎上，他“每天對著鏡子琢磨”，“旁邊放一張齊大師的畫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該書58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老一代藝術家的葛存壯在藝術追求中刻苦認真的精神。而毫無疑問的是，他的這種精神會在潛移默化中對葛優產生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葛存壯和施文心夫婦還以內行人的眼光對葛優的表演進行了多方督促。施文心說：“自從兒子做了演員以後，他每次演出，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什麼天氣，風雨無阻，我和他爸總是要去看的。看了以後一定是要挑毛病的。”（該書26頁）比如，“我和老嘎看影片《代號美洲豹》時，老嘎仍然挑了不少毛病，什麼地方反應不夠強烈啦，什麼地方節奏感不太對啦等等。”（該書29頁）再比如，葛優在《圍城》中飾演李梅亭得到了許多人的好評，可葛存壯卻“指出李梅亭向校長告密的那場戲，小嘎沒有找準感覺，內心是空白的。”（該書32頁）可以說，葛優認真刻苦精神的形成是他成名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家庭的影響和督促又是他刻苦認真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珍重親情。從《都趕上了》可以看得出來，葛優十分重視親人之間的感情。比如，他關心自己的外祖父，給老人買輪椅，陪老人下棋，甚至為老人倒便盆。他愛戴自己的父母，他用自己的片酬給他們買海資曼鋼琴和義大利皮沙發，在父親住院期間，“小嘎兩口子每天給爸爸送飯，做一些可口的飯菜，富有營養的雞湯、魚湯等。”（該書72頁）他對自己的妻子忠誠專一和體貼疼愛，當別人問他為什麼成名後不象其他人那樣換老婆時，他的回答是：“我沒什麼的時候，人家沒嫌我，跟了我。現在日子好了，我哪能幹那事？現在換，還不知道人家是圖我什麼？再說，見了好的，換了，以後還有更好的，怎么辦？累不累？！”（該書87頁）他的妻子賀聰說：“他拍片子又忙又累，可是不管怎么樣，有點空，他總是和我拉拉家常，問問我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優子只要有空閒在家休息時，他就上街買菜，給我買回我最喜歡的果茶呀，康萊蛋酥卷什麼的。夏天熱，他心疼我，就主動下廚房。”（該書93頁）他對妹妹愛護關照，妹妹四次回國探親，他不管有多么忙，都要去機場接送，有時甚至要從外地請假回北京。應該說，葛優對於親情的珍重無疑受到父母的影響。葛存壯就對岳父極為孝順。他的岳父曾被錯劃為右派，並被勞動改造二十二年。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人們普遍還對政治運動心有餘悸的情況下，在他妻子內心還猶豫忐忑的情況下，他毅然同意將岳父接到家中贍養，並從各個方面予以細心的關心照顧。在文化大革命中當風聞妻子施文心將要被當作托派分子揪斗時，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對妻子說的是：“你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該書44頁）從而使妻子得到了堅強的心理支持。並不難猜測，葛存壯的這些做法會對兒子葛優產生什麼樣的感染。施文心的結論是“孝順也會遺傳”，實際上，對於親情的珍重都會“遺傳”。
我們知道，家庭對兒女的影響是深入持久和多方面的，以上我們根據《都趕上了》總結出的三條僅僅是葛優身上較為突出的特點。實際上，在戲裡戲外葛優還有幽默等其他特點。但是，正是這三條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家庭的特點才使葛優超出了同行中的某些人。其中，膽小謹慎使他具備了相當大的朋友緣和觀眾緣，認真刻苦使他具備了業務上的深厚功力，珍重親情表面看來僅僅和家庭有關，實際上對於形成他身上的平民色彩和感情積累也很有好處。也許有人認為，這三個特點並沒有什麼新鮮奇特之處，什麼人都可以做到。這在理論上說起來好象很有道理，但在現實生活中能夠真正全部做到的並不多。因此，葛優身上的這些特點還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的做人原則被市場和物慾的發達給消解得七零八落的時候，葛優以自己的影視形象和生活形象表現出的一些思想和性格特點就顯得更為值得珍視，也可以為年輕人的成長樹立一個較為正面、較為積極的典範。
文思篇之四：王朔與流氓文化
近年來，王朔一系列獨特的“高論”掀起了軒然大波，不僅引得學者、作家們議論紛紛、褒貶不一，而且引起諸多“網蟲”在網路上的諷刺挖苦“大戰”。在當代社會，能在文化領域掀起些波瀾是相當不容易的事，這能讓專家學者們有話可說、有題可作，能讓大眾消閒消食、解悶解氣，僅憑這一點，王朔就是一個值得觀察和解讀的人物和文化現象。
當前對王朔的一種解讀是將他和流氓文化聯繫起來，認為他和中國源遠流長的流氓文化有著血緣關係。這便是王彬彬先生在《中國流氓文化之王朔正傳》(《粵海風》2000年9—10期，以下簡稱王文)一文中提出的觀點，其理由是王朔繼承了“大院文化”。對此，葛紅兵先生在《別忘了，王朔只有一個》((粵海風》2000年11—12期，以下簡稱葛文)一文中提出了商榷意見。不過，他並非否認王朔從屬於流氓文化，而是認為“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牆之隔”、“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別名”。坦率地說，雖然王、葛二位先生的文章蘊含著一些正確的批判意向，但從概念套用到事實把握都明顯存在著一些需要辨析的問題。
首先從流氓的概念談起。在當代漢語中，流氓無疑是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惹事生非的人，王朔小說中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誰”便是這個意思。有時這個詞的狹義僅指男女問題上作風不正派的人，在“耍流氓”“臭流氓”“女流氓”等詞組中便是這種含義。根據流氓一詞的意思，不難推理出流氓文化就是指社會上相當邊緣化的一種文化，它採用的往往是一些非道德、違法紀的手段，對於民眾的正常生活常有妨害，對於社會整體及其規範也常有破壞。當然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比如當社會動盪時，它對於打亂腐朽、陳舊的社會體制、倫理道德也具有某些積極功能。不過，從流氓文化對於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整體作用來看，無疑是負面作用要大得多，正面作用可以說相當微弱。這恐怕是絕大多數人(不管是學者還是社會大眾)都承認的事實。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流氓文化，那么就不能說王朔和流氓文化有著血緣關係。王朔雖然被人罵為“痞子”，但我們今天還是沒聽說王朔有什麼值得譴責的流氓行為(至少從他寫小說之後)，相反，據說他還是一個相當坦誠、實在、寬容的人。如果說王朔和流氓文化有什麼關係的話，那是指他對於流氓文化進行了描寫，他的相當一部分作品尤其是他所渭最為真實、最有個性的小說描寫的都是痞子。但這是他在今天市場經濟學術爭鳴的條件下為生存而採取的策略，這些痞子小說是他為獲得高出別人的利潤而“生產”的特色產品，甚至他帶有痞氣的公眾形象也可視作他故意製造的商品。這應是清清楚楚的事實，對此，王朔本人也並不諱言，在(無知者無畏》和《美人贈我蒙汗藥》中他曾坦率承認。因此，從這裡無論如何也推理不出王朔從屬於或繼承了流氓文化，至少根據對流氓文化一詞的常識性理解我們是推論不出來的。
問題在於，王彬彬所謂的流氓文化不是這個意思。他有些奇怪地通過論證王朔繼承了“大院文化”來說明王朔繼承了流氓文化。但這裡的大院還不是北京的大雜院，而指的是機關大院、軍隊大院。在那裡， “人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官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王彬彬認為這種大院和流氓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而王朔正是在這樣的大院中長大的，並接受了大院的價值觀念和感情取向，所以說王朔繼承了流氓文化。在這些論述中，王彬彬採用了迂迴曲折的表達方式，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他的真實本意。他對官場尤其是帶有較重封建殘餘的官場進行了批判，這是筆者贊同的，但不贊同他將官場文化和流氓文化聯繫在一起。實際看來，官場文化和流氓文化之間並非一點相同之處也沒有，比如在這二者之中都常有陰謀詭計。但在更為主要的意義上，官場文化和流氓文化是對立的。前者是社會主流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後者則是這一秩序的破壞者。可以說，二者無論在利益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是相悖的。因此，即使王朔繼承了大院文化、官場文化，也不能說他繼承了流氓文化。前兩個概念和後一個概念之間的區別是相當明顯的。
二
話到此處，又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王朔是否繼承了大院文化?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在這裡，我贊同葛紅兵的一個斷語： “他(指王彬彬)的一些理由是用不著反駁的。”其中最“用不著反駁”的也許是王彬彬的一些事實把握。比如，他引用來證明王朔是大院文化繼承者的那些話，多是王朔小說中一些主人公的話。實際上，王朔在這裡用的是文學中常見的反諷手法，他小說中的人物能夠說出這些話，正好說明王朔對於大院文化是有明確意識的，而且採取了批判、揭露、消解的態度。這本是一個簡單的文學事實，沒有什麼複雜之處，而且得到了王朔本人和多數讀者、批評者的共同承認。所以我對王彬彬以此為論據，證明王朔繼承大院文化感到有些不解。實際上，從王朔的小說內容和思想傾向來看，在某種程度上他倒是那種特權化的大院文化的叛逆者，葛紅兵說他的小說“寫出了平民意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王朔某些事實的。因此，王彬彬這篇文章中的確存在一些概念和事實不清的問題。他實際上是根據兩個遠遠悖離的概念 (流氓文化和官場文化)之間的某點相同或某點聯繫，而推出這兩個概念的深厚親緣關係(甚至相同關係)的，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成立的。同樣，他對一些事實的把握也不甚準確，這可能和他急於尋找自己需要的材料而未加仔細鑑別有關。
有趣的是，和王彬彬商榷的葛文中也存在一些有必要辨析的概念問題和事實。比如，葛紅兵認為： “流氓和英雄本沒有什麼區別”。“‘流氓’是英雄的化名”。在當代漢語中，流氓和英雄的區別是十分清楚的，前者的意思在上文已論，後者指的是聰明勇武的傑出人物。即使我們不能說二者在含義上是對立的，也可以說二者在褒貶上的傾向是相反的，所以實在不能將這兩個概念混淆。否則，將嚴重影響它們在當代漢語中基本的表意傳情功能。葛文中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將流氓一詞的外延擴大了，似乎不屬於正統文化的異質因素就是流氓或流氓文化。實際上，流氓一詞僅指異於正統的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即為非作歹、無德無法的那部分，除此之外在異於正統文化的因素中還有大量其它內容(比如自成系統但仍遵紀守法的異端)。因此，葛文中使用的流氓概念有些不準確，違反了當代漢語的常用意義。眾所周知，如果不尊重常用語言的基本意義，是沒有辦法討論問題的。對此，葛紅兵是清楚的，但不知道為什麼他還非要按自己的重新規定來使用流氓等概念。實際上，他完全可以在不打亂當代漢語基本意義的條件下將自己的思想表達清楚。比如，他肯定異質文化因素在文明進程中的積極作用，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沒必要把它表述為“流氓”文化；他指出有些英雄(準確來說只是學術爭鳴極少一部分)曾被視為流氓，當然可以在歷史上找出個別的例子(他舉的一些例子並不準確。但即使按照他擴大了外延的流氓概念，也不能說英雄就是流氓或流氓就是英雄，因為顯然還有大量英雄不是流氓，還有更多的流氓不是英雄。
另外，與概念使用中的一些問題相聯繫，葛紅兵對於一些事實的把握也有些問題。比如，他將劉邦、陳勝看作“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如果說劉邦“不事產業”、向別人帽子中撒尿之類劣跡還能表明他有流氓習氣，可是在陳勝的經歷中實在找不出類似的事例。他的“苟富貴，毋相忘”之類的話最多只能被視作有野心(另一種說法就是有大志)，而不能證明他是流氓。再比如，布魯諾被燒死時被視作異端，但絕對不能與流氓相提並論。 流氓和異端及現行反革命的意義區別是十分清楚的。這是明確的歷史事實，似乎沒有多大必要進行考證或分析。
從總體上看，王、葛二文中的要領使用和事實把握的問題是較為嚴重的，而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又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纏繞，從而共同加劇了文章中的邏輯混亂。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我們當然可以猜測出許多，如果不從思想方面追究，那么至少作者的情緒性因素在起著一定作用。而作者不對自己的情緒進行分析、反思，而是通過混亂地使用概念、牽強地甚至錯誤地運用事實讓它渲泄出來，便只能造成文章中的漏洞和偏失。當然，指出這兩篇文章中的問題並不是否定它們也有一些正確、甚至有些深度的地方，比如王文中對大院文化、葛文中對平民意識的某些認識，如果濾去表述中的一些偏差還是有一定見識的。
總之，王朔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典型文本，有必要進行多層面、多角度的解讀，從流氓文化角度的解讀當然有一定意義。但是，如果看不到當代商業社會對王朔的深刻影響，看不到王朔身上濃重的商業氣息，就不可能很好地抓住王朔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本質(所以，對於王彬彬說的理解王朔時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筆者是極表贊同的)。他的流氓文化或說痞子文化實際上只是他的一個品牌，是他在我們這個深度商業化的社會中從事競爭的一個高明手段。不認識到這一點，便容易將王朔的真實人格和他的產品品牌混淆，也可能將王朔拔高成為魯迅當代傳人般的戰士(如葛文：雖然王朔有自己明確的思想取向且表現出一些批判色彩，但和魯迅混到一塊還是有不妥之處)，而這兩種傾向都是沒能全面、本質地把握王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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