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湖北省鄂城縣人，又名劉芬。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參加同盟會，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回國後在廣東司法界任職。1920年在上海被陳獨秀吸收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員。不久受陳獨秀委託，到武漢幫助籌建武漢共產黨組織，成為武漢支部的重要發起人之一。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書記長。大革命失敗後，脫離革命，參加了托洛茨基派組織的無產者社。1936年去世。譯有《無產階級論》著。人物生平
劉伯垂（1887～1936），又名劉芬，號笏祥，1887年生於湖北省武昌（今屬鄂州市）段店鎮劉弄村一個書香世家。同盟會會員。1920年10月組建共產黨武漢支部（共產主義小組）。他的父親劉弼丞，為日本政法大學畢業生。劉伯垂清末留學日本，就讀於明治大學法科。留日期間，結識了孫中山、陳獨秀等人，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並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劉伯垂回國，歷任民國大元帥府秘書官、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參事。袁世凱稱帝後即憤然辭職，南下廣州，出任廣東軍政府高等審判廳廳長。“五四”運動後，劉伯垂在廣東參與編輯《惟民周刊》，從事社會主義思潮的宣傳工作。因廣東軍閥政府未徹底擺脫軍閥控制，劉伯垂深感不滿，於1920年夏秋之交辭官北返，在上海由陳獨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並被派回武漢籌建湖北的共產黨組織。
劉伯垂回武漢後，先後發展了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人，並與他們商議建黨事宜，取得一致意見，贊成成立共產黨武漢支部。1920年10月，劉伯垂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湖北的第一個支部（亦稱共產主義小組）正式宣告成立。會後，劉伯垂租用多公祠5號為支部機關。共產黨武漢支部成立後，劉伯垂和其他同志一道，致力於積極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先後組建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和武漢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辦了支部機關刊物《武漢星期評論》。1921年3月，劉伯垂直接領導了漢口人力車工人反對增加車租的罷工，取得了武漢建黨後的首次鬥爭勝利。1923年他又和項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共同組織領導了武漢地區的“二·七”大罷工。
1923年底，劉伯垂根據中共三屆一中全會精神，與項英一道成立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劉伯垂擔任籌備處主任，負責組建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漢口市黨部。1924年1月，劉伯垂以國民黨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3月，國民黨中央委任他為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黨部籌備委員，與董必武、李漢俊等負責籌建湖北省黨部的工作。不久林伯渠由廣東來到武漢，劉伯垂與之一起建立了國民黨漢口市執行部，並任工農部長。“二·七”大罷工失敗後，5月，漢口市執行部被軍閥蕭耀南破壞，劉伯垂與許白昊等不幸被捕，漢口市執行部的工作也告停頓。在各界人士的共同營救下，劉伯垂於1925年1月15日獲釋（一說關於劉伯垂在獄中的情況和他何時出獄，尚無可靠的資料查考）。劉伯垂出獄後，仍積極為黨工作，同國民黨右派擅自成立的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進行了堅決鬥爭，終於挫敗了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爭取領導權的陰謀，於5月21日建立了直屬國民黨中央領導的漢口特別市執行黨部，劉伯垂和向忠發等為黨部主要負責人。“五卅運動”後遭通緝。1926年1月，劉伯垂等以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身份出席國民黨 “二大”，並受中共中央指派，提前赴粵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任大會秘書處文版主任，“工人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議期間，劉伯垂與國民黨左派一道同 “西山會議”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代表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作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黨務報告》。在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劉伯垂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書記長。“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清理在國民黨組織的共產黨員。1926年5月15日，根據“整理黨務案”，國民黨員葉楚傖代替了劉伯垂的職務。1926年7月北伐戰爭爆發。同月，國民黨湖北省“三大”召開。劉伯垂與董必武等省市黨部成員一起，竭力發展工人組織，宣傳北伐意義，發動工人罷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爭。9月，北伐軍取漢陽，克漢口，兵臨武昌城下，劉伯垂和董必武與攻城別動隊司令梁瑞堂聯繫，利用各種統戰關係，策動守軍宋大霈部6個營起義，為北伐軍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貢獻。後參與創辦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機關刊物《漢聲周報》，為主要撰稿人。北伐軍攻占武漢後，劉伯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漢口行營秘書室主任、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湖北省民會議組織法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委員、湖北全省總工會法律顧問、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教授等職。曾主持審判陳嘉謨、劉玉春一案。積極領導武漢的工人鬥爭，使武漢地區的革命運動進入了新的高潮。
1927年4月，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宣告結束，湖北省政府成立。劉伯垂、董必武等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同年，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汪精衛在武漢也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國民黨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大肆逮捕屠殺中共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劉伯垂與董必武等一批在湖北省、市黨部和政府工作的共產黨人，於1927年7月1日登報申明，辭去國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遵照中共黨組織指示轉入地下。中共 “八·七”會議後，劉伯垂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
1927年底，劉伯垂躲過汪精衛在武漢的大搜捕，潛往日本，脫離中共黨組織，參加了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後又脫離。翌年回國。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發生，他赴閩任職。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被迫解散後返滬隱居。
1933年，因潘漢年已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他原先的崗位由劉伯垂同志繼任。
1934年，在上海代表黨組織促成了革命黨人黃慕蘭的婚姻，為營救共產黨人提供了更好的掩護條件，並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重要備註：以上所列1933年、1934年歷史情況，摘自《黃慕蘭自傳》，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1年12月30日，書號ISBN: 9787500087304）
1936年患肝病逝世，終年49歲。
軼事典故
辛亥革命後劉伯垂回國，歷任民國大元帥府秘書官、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參事。袁世凱稱帝後即憤然辭職，南下廣州，出任廣東軍政府高等審判廳廳長，並主編《惟民周刊》，宣傳革命主張。因廣東軍閥政府未徹底擺脫軍閥控制，劉伯垂深感不滿，1920年夏秋之交，辭官北返，在上海由陳獨介紹加入共產黨，並被派回武漢籌建湖北的共產黨組織。劉伯垂回武漢後，分別找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人交談，取得一致意見，贊成成立武漢支部。1920年10月，劉伯垂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湖北的第一個支部（亦稱共產主義小組)正式宣告成立。會後，伯垂租用多公祠5號為支部機關。
武漢支部成立後，劉伯垂和其他同志一道，致力於積極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先後組建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和武漢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辦了支部機關刊物《武漢星期評論》。
1921年3月，劉伯垂直接領導了漢口人力車工人反對增加車租的罷工，取得了武漢建黨後的首次鬥爭勝利。1923年，他又和項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組織領導了武漢地區的“二·七”大罷工；同年底，他又根據中共三屆一中全會精神，與項英一道成立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 劉伯垂擔任籌備處主任，負責組建市黨部。
1924年1月，劉伯垂以國民黨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3月，國民黨中央委任他為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黨部籌備委員，與董必武等人負責籌建省黨部的工作。不久，林伯渠由粵來漢，劉伯垂與之一起建立了國民黨漢口市執行部，並擔任工農部長。
“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劉伯垂一度被捕，漢口市執行部的工作也告停頓。在各界人士的共同營救下，1925年1月15日方獲釋放。劉伯垂出獄後，仍積極為黨工作，同國民黨右派擅自成立的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進行了堅決鬥爭，終於挫敗了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爭取領導權的陰謀，於5月21日建立了直屬國民黨中央領導的漢口特別市執行黨部，伯垂和向忠等為黨部主要負責人。
1926年1月，伯垂等人以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身份出席國民黨“二大”，並受我黨指派，提前赴粵參加大會籌備工作，任大會秘書處文版主任，“工人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議期間，伯垂與國民黨左派一道，同“西山會議”派進行了堅決鬥爭；代表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作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黨務報告》。在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伯垂還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書記長。
1926年7月，北伐戰爭爆發。同月，國民黨湖北省“三大”召開。伯垂與董必武等省市黨部成員一起，竭力發展工人組織，宣傳北伐意義，發動工人罷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爭。9月，北伐軍取漢陽，克漢口，兵臨武昌城下，伯垂和董必武與攻城別動隊司令梁瑞堂聯繫，利用各種統戰關係，策動了守軍宋大霈部6個營起義，為北伐軍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貢獻。
北伐軍攻占武漢後，肩負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和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雙重領導責任的劉伯垂，積極領導武漢的工人鬥爭，使武漢地區的革命運動進入了新的高潮。
1927年，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伯垂與董必武等一批在省、市黨部和政府工作的共產黨人，於7月18日登報申明，辭去國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遵照黨的批示轉入地下。
1934年，在上海代表黨組織促成了革命黨人黃慕蘭的婚姻，為營救共產黨人提供了更好的掩護條件。請見下面所摘引的《黃慕蘭自傳》相關內容：
1933年，我從杭州回到上海。那時，潘漢年已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他原先的崗位由劉伯垂同志繼任。
……
1934年，陳的母親出面托趙畹華到我母親那裡去求婚。
……
劉伯垂和趙畹華反覆思考商量後，認為我是遵照組織指示通過陳志皋去開展營救工作的。陳似乎已經覺察到我跟共產黨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儘管如此，這幾年來，只要我委託他去做的事，他都會不避風險地全力以赴去做，並且巧妙地把公開的一般營救與秘密的特殊營救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幫助我們黨在最困難的時候營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獲釋出獄，對我們黨的事業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我跟他的家庭又相處得很好，這樣重要的工作陣地，是決不能輕易放棄的。於是，劉伯垂和趙畹華同志就極力玉成這樁特殊的婚姻。
劉伯垂對我說：“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陳志皋是中央給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對象，如果現在為了個人婚姻，擅自放棄，離開這個極其重要的崗位，是無法向組織交代的。你和陳志皋結合組成家庭後，將更加有利於掩護自己的身份，極有可能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件事我一定會向中央證明，不是你私自的無組織行為。聽說土豹子（賀昌）在江西中央蘇區工作表現很好，他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至今沒有派人來接你去中央蘇區，你就應該明白，你如今在上海白區這個特殊工作崗位的重要性和黨對你的信任、期望。對賀昌同志，將來我們都會向他說明箇中緣由。賀昌是個很開明的人，他也決不會埋怨你。”話說到了這個分上，雖然我仍拋不下對賀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這樁特殊的婚姻。
……
對於這門親事的看法，自然是眾說紛紜：敵人誣衊說這是“共產黨的美人計”，有些人說我是貪圖生活享受“去做闊太太了”。但我至今仍是心懷坦然，無怨無悔，並不認為當時是完全違心地作出的抉擇。我雖然時時在懷念賀昌同志，忘不了我們的夫妻情意，但劉伯垂同志那番語重心長的勸說，是組織上的意見，我必須慎重考慮。
——摘自《黃慕蘭自傳》，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1年12月30日，書號ISBN: 9787500087304
作品著作
其生前著有《新方言被遺》、《爾雅小記》等書，譯著有《無產階級論》等相關記載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已有正式黨員53名，根據本人手頭資料，查證的有到的有46人。他們分別是：1920．5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共12人）：陳獨秀、李 達、陳望道、李漢俊、沈雁冰、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沈玄廬、李啟漢、趙世炎、邵力子
1920．10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3人）：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吉、李 駿、張太雷、朱務善、陳為人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2人）毛澤東、何叔衡、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7人）劉伯垂、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張國恩、黃負生
1920．11濟南共產黨小組：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復元、
1921．2~3廣東共產主義小組：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阮嘯仙、
旅日本共產主義小組：周佛海
旅歐共產主義小：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 “八·七”會議後，伯垂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年底，伯垂躲過汪精衛在武漢的大搜捕，潛往日本。翌年回國，隱居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直到1936年，患肝病逝世，終年50歲。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30日出版書號ISBN: 9787500087304）相關內容：
1933年，我從杭州回到上海。那時，潘漢年已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他原先的崗位由劉伯垂同志繼任。
……
1934年，陳的母親出面托趙畹華到我母親那裡去求婚。
……
劉伯垂和趙畹華反覆思考商量後，認為我是遵照組織指示通過陳志皋去開展營救工作的。陳似乎已經覺察到我跟共產黨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儘管如此，這幾年來，只要我委託他去做的事，他都會不避風險地全力以赴去做，並且巧妙地把公開的一般營救與秘密的特殊營救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幫助我們黨在最困難的時候營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獲釋出獄，對我們黨的事業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我跟他的家庭又相處得很好，這樣重要的工作陣地，是決不能輕易放棄的。於是，劉伯垂和趙畹華同志就極力玉成這樁特殊的婚姻。
劉伯垂對我說：“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陳志皋是中央給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對象，如果現在為了個人婚姻，擅自放棄，離開這個極其重要的崗位，是無法向組織交代的。你和陳志皋結合組成家庭後，將更加有利於掩護自己的身份，極有可能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件事我一定會向中央證明，不是你私自的無組織行為。聽說土豹子（賀昌）在江西中央蘇區工作表現很好，他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至今沒有派人來接你去中央蘇區，你就應該明白，你如今在上海白區這個特殊工作崗位的重要性和黨對你的信任、期望。對賀昌同志，將來我們都會向他說明箇中緣由。賀昌是個很開明的人，他也決不會埋怨你。”話說到了這個分上，雖然我仍拋不下對賀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這樁特殊的婚姻。
……
對於這門親事的看法，自然是眾說紛紜：敵人誣衊說這是“共產黨的美人計”，有些人說我是貪圖生活享受“去做闊太太了”。但我至今仍是心懷坦然，無怨無悔，並不認為當時是完全違心地作出的抉擇。我雖然時時在懷念賀昌同志，忘不了我們的夫妻情意，但劉伯垂同志那番語重心長的勸說，是組織上的意見，我必須慎重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