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生平經歷
劉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鷸(段永強),四川酉陽(現為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龍潭鎮五育村人,土家族。
1924年到北京,入師範大學附中讀書。在舅父趙世炎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紡織行動委員會書記,組織赤色工會,發展黨的組織,領導工人開展鬥爭。
1930年被捕,在獄中堅持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於1932年宣布無罪釋放。
1933年起,先後在內蒙古、張家口、北平等地從事兵運工作和民眾工作,策動國民黨地方軍隊參加抗日同盟軍反蔣抗日。
1935年被派往蘇聯學習。
1937年底回國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後改稱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等職。對根據地的鞏固擴大和日偽統治的大城市中黨組織的重建、發展,做了重要工作,並為根據地輸送了大批軍火、藥品和通訊器材等物資。
1948年他及時向中央匯報了敵人妄圖偷襲黨中央、毛主席所在地西柏坡的重要情報,中央立即採取了措施,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他還為緊密配合解放軍解放天津,促成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城工部部長,組織平、津、唐等城市廣大地下黨員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民眾,開展反對美蔣反動派的鬥爭,形成“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為首都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貢獻。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堅貞不屈。
1966年11月,一天深夜,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把劉仁同志抓走了。之後是一連串無休止的游斗,劉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後,劉仁同志被帶上沉重的手銬,非法關進監獄,不允許孩子和愛人探視。1972年底,劉仁同志的愛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體已被摧殘得不象樣子,探監結束所帶回劉仁的衣物已全部發霉,毛褲、棉褲上有大小便的殘痕,上衣有斑斑血跡。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北京市第六醫院去,這是甘英最後一次見到劉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時30分,劉仁同志在北京含冤逝世,終年65歲。劉仁同志逝世後,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驗——深切懷念劉仁同志》以示懷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為劉仁同志舉行追掉大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平反昭雪,追悼大會由聶榮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詞,稱劉仁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領導”。
戰友情義
1934年,王再興到北平尋找黨組織,他到了一個聯絡點,剛剛走近,就發現周圍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轉悠。突然,王再興看見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劉仁遠遠地過來了。他趕快迎著劉仁走過去,邊走邊向劉仁搖手。劉仁心領神會,迅速離開了是非之地。
解放以後,劉仁曾擔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王再興也於1954年調到北京後,多次聽人提起,說劉仁一直在打聽他的訊息,希望和他見面。王再興覺得當年向劉仁報警是自己應該做的事,不值一提。劉仁身負重任,工作忙,不便打攪。儘管同在北京,他從未和劉仁聯繫。後一位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同志聽說此事後向劉仁求證,劉仁高興地說:“王再興救過我,我一直在尋找他。我一定要和他見見面。”在這位同志的幫助下,1960年春節前,王再興到北京市委大樓去見劉仁。戰友重逢。
堅貞不屈
1966年11月,江青和陳伯達在一次民眾大會上公開點了劉仁同志的名。隨後在一個漆黑的冬夜裡,一夥人連鞋都不讓劉仁穿上,將光著一雙赤腳的他強行帶走了,戴上了腳鐐手銬,關進了秦城監獄。自從進了這裡之後,他就再沒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則是一個數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號碼:6803。
1968年1月,一個顛倒是非的簡報送到了“四人幫”手中,劉仁於是就被升級為“叛黨叛國”的“反革命敵特分子”。“四人幫”在這份簡報上批示:“要銬起來,進行嚴厲的突擊審問。”“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
劉仁經常被突擊提審。
這種提審,實際上是對人從肉體到精神的一種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審的人員,就是在這種“突擊提審”後,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對劉仁的突擊審問更是殘酷至極,每次都長達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極為痛苦。幾十天折磨下來,使他每天咳嗽不斷,有時一天吐痰達1公斤之多。“ 四人幫”妄圖用此辦法來摧毀劉仁的意志。
審訊室里,劉仁一雙目光怒視著專案人員。
專案人員見劉仁經過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後,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頭認罪”,就大聲地問:“劉仁,你知道‘二月提綱’嗎?”
就像當年從事地下鬥爭面對敵特的審問一樣,劉仁泰然地回答:“當然知道。”
專案人員氣勢洶洶地說:“你知道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背著中央文革搞的嗎?”
劉仁:“不知道。”
專案人員逼問:“你一直在家養病,為什麼突然要跑去參加彭真的這個會議?”
劉仁反問道:“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彭真讓我參加討論,我能不去嗎?”
專案人員未想到劉仁會如此地反問,就大聲地吼道:“劉仁,你要認識自己的問題!你和彭真為什麼要背著中央文革的首長,搞這個‘二月提綱’?”
劉仁坦然地回答:“討論‘二月提綱’的會議,他們是參加了,可為什麼又說沒有參加,是彭真背著他們搞的呢?這不符合事實。在會上,我也未見他們之間有過不同意見,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吵,這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事情。”
專案人員一聽,氣得直拍桌子:“劉仁,你胡說,你要為你的這些言論負責!”
這時,劉仁將戴著手銬的手高高舉起,毫不退讓地說:“我是自覺自愿地參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對黨負責,不能講違心的話,不能不尊重事實,決不能把黨搞亂,我敢為我的言行負責!”
錚錚鐵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鑑。
劉仁再次被提審時,他已經被折磨得難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卻堅如鋼鐵,他知道自己的身後,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線。
當年劉仁領導北平地下黨在白區開展鬥爭時,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黨員,都是按照黨的地下鬥爭原則進行的是單線聯繫。作為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的劉仁,以“老頭”的代稱領導著這支地下黨員的隊伍,一條條北平地下黨員的線索,最後都歸到劉仁這個“老頭”的總指揮部,他是唯一一個了解北平地下黨員全部情況的人。“四人幫”一夥知道,要想達到將北平地下黨打成“特務窩子”的目的,能夠提供全部情況的就只有劉仁一個人。因此千方百計地攻下劉仁,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目標。
可是,“四人幫”一夥卻打錯了算盤,劉仁這個經歷過血與火考驗的老資格的地下黨負責人,又豈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對於“特務窩子”的審問接連不斷。
專案人員:“劉仁,你得老實交代你的特務問題!”
劉仁:“特務,誰是特務?”
專案人員:“你就是特務,解放前就潛入了黨內。”
劉仁聽後一陣大笑,用手提了提腳上的鐐銬,屋子裡便響起了“嘩啦嘩啦”的聲音:“請問,你們有憑據嗎?有證人嗎?要說特務,我是共產黨的特務,是帶著特殊的任務到城工部工作的,是黨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組建北平地下黨的,為解放北平做準備。當年全市的地下黨員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開展鬥爭時,你們都在哪裡?你們憑什麼說這些話,憑什麼來審問我?”
專案人員被駁得理屈詞窮,就衝上去擰劉仁手上的手銬,疼得劉仁頭上直冒汗水。
專案人員:“說!你這個特務頭子說不說?”
劉仁忍著疼痛站穩,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不信,可以問黨中央,問毛主席,問周總理,我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們,當年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工作的,他們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勞是不容污衊的。我劉仁個人的問題你們可以審查,但絕不能任意污衊北平的地下黨組織。”
面對個人的生死,劉仁就是這樣大義凜然。他深知自己作為當年北平地下黨的“老頭”,在這個問題上是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安危而編造歷史,嫁媧於人。如果自己有半點不慎,就會給當年的城工部,給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同志們造成無法構想的後果。面對監獄、鐐銬和非人的折磨,劉仁寧死不屈,不為解脫自己而尾隨於人,也不為苟且偷生而取悅於人。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立場,為許多當年的地下黨員證明。有些同志由於年代久遠記不清的問題,經過他的證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捍衛了黨,保護了同志。
劉仁被關在監牢幾年時間裡,吃飯都得舉著被手銬銬著的雙手,然後從門下面的那個小洞去掏窩窩頭。睡覺時被規定臉必須朝外,被冰冷的手銬銬著的雙手就得一直壓在胸口的同一側,時間一長疼痛難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銬也一刻不準取下來,連穿衣服都不準取,棉衣連衣袖都無法伸進去,只能披在身上。由於長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斷,最後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加之沒完沒了的無情審訊和折磨,就連上廁所也要作為要犯嚴密看管,劉仁的兩隻手腕被手銬磨得露出了骨頭,腳也被腳鐐磨爛。
1973年10月26日,劉仁在秦城監獄含冤而死。“四人幫”的專案人員規定“他還沒有結論,孩子們不能戴黑紗”,“不能向別人講”。就連對劉仁的遺體進行火化時也不能寫上他的真實姓名,而只能寫上他的囚號:6803。
正如當年劉仁在秦城監獄裡對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說:“我這一生,坐過國民黨的牢,坐過外國侵略者的牢,想不到還要坐我們自己建造起來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判江青誣陷迫害廣大幹部和民眾時,甘英擔任主審審判員,她與同時擔任此案審判的劉麗英、曲育才、黃涼塵坐在審判台的第一排。中央電視台特地對甘英播放了一個特寫鏡頭,人們看到這位主審法官威嚴面容的時候,同時也看到她的眼裡流出了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