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晚清政治腐敗，社會動盪，五花八門的事層出不盡。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預示著清朝統治行將覆滅。太平天國失敗後，人們傳言曾國藩有野心，其實他的部下早就慫恿他謀取帝位。在與太平軍作戰時，清廷不得不依重湘軍，但是，如今太平軍被“蕩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許曾國藩在江南坐大嗎？東南臥著一隻虎，她睡覺也不安心。於是她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派馬新貽任兩江總督，迅速裁撤湘軍。
江寧是湘軍攻下來的，兩江一直被湘軍視為私地，他們在那裡經營了數年，豈能輕易讓給馬新貽。馬新貽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軍隊，孑然一身來到江寧，如入龍潭虎穴。馬新貽被刺，朝廷心中明白，為了不致激起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問津。
太平天國失敗後，湘軍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來，他們比土匪還要兇殘，明目張胆地肆疾搶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後，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將領。這些人並不回鄉務農，而是到處遊蕩擄掠。有些人參加了哥老會，有些人本來就是哥老會成員。湘軍裁撤擴大了黑勢力，散兵游勇又與黑勢力結合，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馬新貽在懲治散兵游勇時非常嚴厲，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為營務處總管，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
那個曾給孫衣言透過口風的顏士璋頗有心計，他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張汶詳刺殺馬新貽，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一撲而中。馬新貽被刺後，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而且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竟然寓其譏諷，喬松年也來湊熱鬧，寫了一首歪詩作證，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畫、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從案件的實施，到輿論的有力配合，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事件始末
在同治九年，又發生了兩江總督、封疆大吏馬新貽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驚，舉國傾注。事情發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新貽校場閱兵完畢，返回督署的路上，為刺客張文祥所殺。刺客並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張文祥！”讓那班怕死的衛士捉拿。
這個案子發生後，清廷十分驚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內幕褻聞，於臉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蓋矛盾，粉飾門面。慈禧太后為了維繫她搖搖欲墜的統治，親自出面處理此案。把正在天津處理教案的大員曾國藩，調來審理這個案件。又在曾國藩出發前夕，召見了他，面授機宜，說“馬新貽辦事很好”，為此案定了調子。這還不放心，一周之內，又連連派出大員參與審案。刑部尚書鄭敦謹，也奉旨與曾國藩同審。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終於為張文祥定了一個“漏網發逆”和“復通海盜”的罪名，將張文祥處決，剜了張文祥的心，去祭奠這位馬新貽，又厚厚的於以撫恤。一句話，馬新貽是一個好官，張文祥是一個發逆。
然而，事情的真象總是難以隱瞞的，紙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筆記、小說、戲曲，卻不顧官方史家的曲筆，將馬新貽被刺原委，一一公諸於眾。原來，馬新貽之所以官運亨通，靠的是假報軍功，又結納權貴才得來的。他在所謂的“剿匪”戰鬥中，原本是一個敗軍之將。被俘以後，又沒有骨氣，與“匪首”義結金蘭，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導演一幕馬新貽收復失地的鬧劇，欺瞞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寶座。飛黃騰達以後，那些拜把兄弟原以為可以攀附於他，千里迢迢來投靠。馬新貽奸占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又誘殺了拜把兄弟。張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脫他的魔掌，才弄出這一出刺馬的大案來。由此可見，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漁色負友，形同禽獸。凡此種種，正是清廷官場腐敗的縮影，無怪慈禧太后煞費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蓋起來。
此事轟動朝野，慈禧太后驚問：“這事豈不甚奇？”曾國藩誠惶誠恐地回答：“這事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張汶祥供詞閃爍，主審大員奏案含糊，期間雖有曾國藩、鄭敦謹等朝廷大員複審，卻始終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張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馬靈。由於“刺馬案 ”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結案，難免傳聞四起，使此案更加撲朔迷離，後人將“刺馬案”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名伶楊月樓案” “太原案”並稱為“清末四大奇案”。
歷史評價
張汶祥為何“刺馬”？清廷給出的答案是“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民間則眾說紛紜，更有甚者，早在“刺馬”尚未結案時，上海就演出了“刺馬戲”。對此，當時官場老謀之士及近現代學者卻皆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刺馬”更像是一個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馬新貽居然做上兩江總督與曾國藩平起平坐，聖恩何以如此眷顧？“刺馬案”剛發生便有傳言揭馬新貽曾遭賊俘、品行不端，難道早有預謀？據查張汶祥本是湘軍，而馬新貽上任後曾嚴厲懲治湘軍游勇，案發後清廷又派“湘軍老祖”曾國藩主審，這其中有何奧妙呢？
按照民間傳言和演義版本，張汶祥刺馬的根本緣由，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是為友復仇。至於故事詳情，最早的版本為馬新貽曾與竇一虎、張汶祥結為把兄弟，始誘降，繼出爾反爾，賣友求榮，殺了竇一虎並霸占其老婆。張汶祥發誓復仇，終遂其願。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稗類鈔》中，老二竇一虎則名曹二虎。
有趣的是，在後世諸多版本當中，雖然故事大同小異，但“妻遭馬占”的這個綠帽倒霉蛋不斷更名，比如京劇有一個版本叫陳金威，另一個版本則是張汶祥自己。平江不肖生武俠名作《江湖奇俠傳》中喚鄭時，張徹的電影版名為黃縱，電視版則叫關雲寶。之所以列出上述舉證，並非無聊，而是想借“綠帽倒霉蛋”姓名的變遷說明“刺馬”歷經多年多人演義改編，文學意義早已遠勝歷史價值。
《刺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已久，各個版本層出不窮，撲朔迷離。但事實上，這個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為這個故事所傳達出的正義或兄弟俠義上的問題，也不是叔嫂通姦之類吸引人們眼球的花邊內容，而是在於這個案子背後所隱藏著更大的政治軍事秘密，據清代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十年,洪秀全聚斂無數錢財。而曾國藩攻陷天京後收繳了全部金銀,但所上繳朝廷的數額卻非常之少，便有傳言曾國藩有野心,於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接著召見過馬新貽,升其為兩江總督，之後馬便在其密旨的授權下開始了對湘軍的財政調查。就在馬新貽即將把太平天國財富去向弄清楚的時候,"刺馬"案突然發生。
事件影響
《刺馬》案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馬新貽遇刺身亡，可以肯定是湘系軍閥導演了這起大案，不過幕後真兇究竟是曾國藩還是黃翼升，現在無從考證了。但是刺馬案的發生卻加劇了割據東南的湘系軍閥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使得西太后加快了對湘軍裁減和對湘系軍閥的打壓力度，導致了一個近代史上一個災難性的後果，那就是讓依靠著湘軍的兵力和財力建立和維持的東南海防日益廢馳。正是由於東南海防的倒退，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起，英、法、美、日等列強在這一地區挑釁日益劇增，1874年，日本侵略我國的台灣及其附屬國琉球，並勒索清政府巨額“贖台費”，1881年法國又在東南沿海挑起了中法戰爭。由於東南海防的嚴重倒退和湘軍裁員導致東南地區國防力量的薄弱，清政府無法抵擋列強的侵略，只好與之簽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割地賠款和出賣國家主權來維護中國東南沿海的“安寧”，這樣一來，不僅不能維護國內的和平與安寧，反而讓列強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瓜分中國的狂潮，終究讓中國陷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以至清廷洋務派重臣李鴻章晚年曾對心腹幕僚說道：“若非馬案，則裁（湘）兵日緊，終致海防日廢，列強日盛，戰禍不斷，則國運日衰也。”（白話文：如果不是刺馬案，使得中央政府對湘軍的裁撤和打擊越來越厲害，終於導致了海防的日益廢馳，而列強的氣焰日益囂張，戰爭不斷國家便日漸衰弱。
疑案迷霧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內閣奉上諭：“閩浙總督箸馬新貽補授，等因。欽此。”馬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按慣例，馬新貽上奏要求進京陛見請訓。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馬新貽進京陛見，並乞賞假二十日回鄉祭祖。七月十九日，馬新貽回到家鄉菏澤馬海。八月初九日假滿，遵制啟程赴任，十三日到濟寧，邸報載：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內閣奉上諭：“兩江總督箸馬新貽調補，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同時又接兵部火票遞送軍機大臣字寄稱：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箸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馬新貽九月到江寧任兩江總督。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其一，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后在養心殿住處召見。召見後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濕，滿面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按說方面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後匆匆離京，回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其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回湘，原在湘軍中“哥老會”大行，裁下後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回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馬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其四，馬新貽被刺，幾天后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台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后，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此數人藉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藉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泄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其五，清廷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回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其六，曾國藩接旨後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准，諭令儘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七，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面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面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只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只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鄭敦謹聽後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面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台，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其八，結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寫奏摺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鄭敦謹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其九，刑部兩個郎中回京後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嘩，就連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結論
從上述十個方面的跡象來看，馬新貽之死，決非如同戲文里、《清稗類鈔》里所傳的“桃色案件”，也決非如同當時新聞、邸報里公布的“挾私報復”，可能是與查訪曾氏兄弟、湘軍集團的劣跡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去向有關，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員馬新貽被刺殺的真正原因。
從整個事件的過程分析，曾國藩極有可能並非“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案”的幕後主使，而是其弟------湘軍總督曾國荃，但曾國藩顯然知道是其弟和湘軍集團所為。然而此案關乎曾氏家族和湘軍集團的聲譽、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會牽連出更多的劣跡、更多的人，引發全面崩潰，因此曾國藩不得不曲為遮掩，並想辦法消除後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