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口紅利
第一個階段是1978到1989年。當時的改革說到底是放鬆了以前的制度管制，從而讓民間的創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這個時候的“制度紅利”可以看作是一個“制度解放”的紅利，就像一個彈簧一樣，已經被壓了很久，現在松一下，自然就能獲得高速的經濟成長。那個時候的“人口紅利”也不過是人的自發的創造力的迸發，當時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跨國公司還不多，因此中國的勞動力雖然便宜，但當時還沒有體現為一種競爭優勢。
第二個階段是 1992年到2004年。以鄧小平南巡為起點，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為政府拉動的經濟成長模式，各級政府都將經濟成長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同時大量的外資被引進到中國來。此時的“制度紅利”體現為舉國發展經濟的制度帶來的優越性，以及跨國公司的先進管理模式帶來的制度優勢。此時的“人口紅利”主要體現在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上，“中國製造”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是廉價勞動力帶來的成本優勢。
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濟規模並不是很大，但由此帶來的示範效應卻影響到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外資被認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過他們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在於中國的龐大市場和龐大的廉價勞動力，這都與人口有關。中國這個時候開始大力發展基礎建設和大有國有企業的重組改制，這些都與制度有關，此時的中國政府更像是一家有上千個子公司的集團公司。
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優勢，但也越來越顯示出他的弊端。比如說由於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政府官員權力大大增加，腐敗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中國對出口的依賴日益增強，內需相對不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成長速度不成比例。貧富差距被人為加大，目前中國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美國，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美國。各種制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導致社會處於一種高度變動的狀態，社會治安惡化。
第三階段是2004年以後，這一屆中國政府提出了“自主創新”和“和諧社會”，幾乎就是對第二階段發展模式的一種反思。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所言，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會很強勁，但不可持續。而“自主創新”和“和諧社會”正是基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前兩種“制度紅利”還在起著作用，但其助推火箭的燃料已經將要耗盡，通過自主創新來提高公司和國際的科技水平，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