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見於《左傳.莊公十一年》，又見於《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詳解
縱覽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歷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歷了驚人相似的軌跡。概言之，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或皇權集中的古代社會，歷代王朝的興衰與一個人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個人就是作為王朝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即我們常說的國王或皇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時代，天子對社會財富擁有最高的支配權，對臣民擁有無上的控制權。作為天下百姓，歷來都把天子聖明作為治世的標準。天子聖明，則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則百姓之禍。
王朝興替，其興由帝王。一般來說，建朝初期的帝王大都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他們時刻惦記著創業難、守業更難，“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的訓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國天下”。在政治方面，他們事必躬親，嚴加管束皇親國戚、家奴宦官；他們親賢人，遠小人，善於納諫，能聽取不同的意見和觀點，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經濟上，他們與民休息，蠲租免稅，愛惜民力，輕徭薄賦；他們興修水利，發展經濟；他們打擊豪強，分配土地，保護生產和經營；在自然災害降臨時，他們安置流民，傾力救濟。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實考慮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際狀況，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間的風俗與信仰，民族之間、政權之間與國家之間和諧友好相處。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擁有早熟的農業文化，只要政治清明，愛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樂而向之，國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並不難創造。
例如，西漢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繼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漢初七十年，國力達於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時間，創造了後世羨稱的“開皇之治”。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距大唐開國僅僅三十年時間。明朝開國之初，到處田疇荒蕪，榛莽叢生，中原及江淮許多地區人煙斷絕。明太祖提出“安民為本”和“藏富於民”的主張，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以恢復和發展生產。到洪武二十六年時，全國人口數已經達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增加了696848人。
王朝興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樣，任何一個王朝衰敗和滅亡的軌跡都有著驚人的相似。
儘管每一個王朝滅亡的具體方式可能千差萬別，帝王或被俘沙場，或被捉宮廷，或身首異處，或客死他鄉，或自焚宮中，或自縊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魚腹……但任何一個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之間的事，都是有跡可循的。即便如所謂的清平盛世，也同樣潛伏著危機，只不過被表面的繁華所掩蓋。舉明清為例，明實亡於萬曆15年，清實亡於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後期。個別帝王或者試圖欲挽救將傾之大廈，但終因積重難返，無法逃脫被顛覆的命運。
亡國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國之君的行為方式多有驚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們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將朝政悉數委於他人；他們親奸邪，遠忠良，良莠不分，偏聽讒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敗壞；他們對治理國家不感興趣，對歪門邪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或求長生，或樂於興趣愛好，或荒樂好色，荒淫無道等。在經濟上，他們不抑兼併，橫徵暴斂，與民爭利；他們奢侈浮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其結果自然是積貧積弱。在民族關係和對外關係上，他們或嗜殺成性，窮兵黷武，元氣大傷，最後直落得兵敗如山倒；他們往往驕傲自大，採取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等級制度森嚴，致使民怨沸騰。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無度、縱情於歌樂聲色，數月不上朝。大臣關龍逄進諫說：“如果天子做到謙恭、節儉、講究信義、愛護賢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穩固。而今陛下奢侈無度，嗜殺成性，弄得諸侯離心離德，百姓盼望您早些滅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將關龍逄殺掉，並警告臣下，如果再有進言者，一律處死。從此，賢臣絕跡，佞臣當道，終被湯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無能，終日沉湎於享樂，權柄被竊於奸相趙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為馬”的鬧劇，不幸印證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大唐帝國後期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弄權，帝王權力被竊，無力左右政局。在明末，萬曆皇帝深居宮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國家大事於腦後，終日縱情於酒色。據史書記載，萬曆皇帝“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二十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頭暈目眩、動火熱症，這也是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而勤於搜刮，加劇了明代官場的腐敗，致使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刮為能事。
但是，歷史的發展是複雜的合力運動。我們強調人民民眾對歷史活動的決定意義，但作為最高統治者具有的重要意義，也決不能忽視統治者階層的其他群體所施加的影響，如外戚、宦官甚至絕代佳人等，這些都對王朝運行產生了重要影響。
能夠對皇權運行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是廣大官員群體。他們的權力既是皇帝所賦予的，同時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官員隊伍的素質是影響王朝興衰的重要因素。官員素質的高低既表現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現在官員的廉潔方面。官員是帝王治國思想的踐履者，吏治清明，則上令下達，政通人和，社會就會安定祥和；官員欺上瞞下，中飽私囊，就會出現“歪嘴和尚念亂經”的情況。官員的素質取決於這一群體的知識水平、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觀、價值取向等。歷史上，不乏冒死直言犯諫的官員，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價值觀，既能有效地緩和社會矛盾，也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又能規勸帝王嚴以律己。
然而，大臣的命運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皇權的運行。凡是在王朝的興盛之世，就會有一批正直廉潔無私的官員，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將崩潰之時，奸臣就會藉機竊權，中正鮮少。王朝的命運似乎可以通過直言犯諫的大臣的命運反映出來。貞觀盛世之時的魏徵，雖然冒死規勸唐太宗，卻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罵得狗血淋頭，雖被投放到監獄，但命不當絕；明末，一批正直的東林黨人慘死在血雨腥風之中，大明的死期注定不遠了。清朝入關之後，官員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唯唯諾諾、自稱“奴才”以自保，他們噤若寒蟬，整個思想界幾乎處於“失語”的狀態。於是，當所謂夜郎自大的“康乾盛世”美夢尚未結束時，天朝大國已淪落到任人凌辱的地步！
所以，我們在強調王權在王朝興替過程中重大作用之時，必然明確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也是歷代有為的統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之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