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由於其時原有黨政軍權力運轉體系已經出現脫節現象，政令無法按既定形式暢達，兩報一刊社論就成為打破常規，越過所有行政層次直接傳達中共中央最高層聲音的一個渠道，顯示領導核心團結、運轉正常的象徵。在當時的輿論體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檔案的權威性，是以公開形式發布的中共中央檔案。它的撰寫多數不是出自兩報一刊的自主行為，而是中央領導核心的授意，從主題、立意、闡述角度、材料、結構、風格到作者、發表時間都有明確安排，有最高層輿論主管官員（政治局常委如陳伯達、和政治局委員如姚文元等）的參與、修改、審定。
介紹
社論經常擔負傳達毛澤東對運動的戰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階級隊伍”，無引語標識的用黑體字標出）並給以闡釋論述的職責，有的是事務性、帶有日程表的說明論述（1968年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論述（如批判劉少奇的《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有的是意識形態的理論論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論述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引起長久批評而成為歷史事件的著名社論，莫過於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披露毛澤東“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被判定為偽造遺言的奪權宣言），和1977年2月7日《學好檔案抓好綱》中提出的“兩個凡是”（被後來學者定義為導致華國鋒倒台的政治綱領）。
社論的功能定位要求對全局具有指導意義。因此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各地報刊要頭版頭條全文轉載、廣播電台要播送。這樣的社論遠遠超出文本範疇，本身就是政治權力的運作過程。
具體說，它是非常時期的一種組織形式和社會動員形式：兩報一刊社論發表前（前一天晚上7點）有預告（有重要廣播），社論文本由新華社發電訊通稿；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軍隊、地方（各省市縣）和單位領導要組織收聽、記錄，收聽完要組織敲鑼打鼓慶祝遊行；要在最快的時間裡安排貫徹落實，成為制定工作規劃（大計畫小安排）、政策法規的根據，作為國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都要以此為中心，組織文章、報導，闡釋社論精神（據一個不完全的統計說，僅僅1976年9月17日至30日14天內，《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社《內部參考》、《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等7種報刊就有236篇訊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針辦”內容），編寫學習輔導材料，報導民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反響；政治學習要反覆宣讀、宣講，座談心得體會，聯繫地區、單位、個人實際，重點在怎樣把社論精神變成單位和個人的思想、行動；甚至被收入課本，作為政治課、語文課的教材。中國以外的觀察家把它當成了在信息匱乏條件下收集、感知、判斷中國動向的寶貴的信息源。
由於挾持最高權威，在當時客群心中社論論說高屋建瓴，文風氣勢磅礴，修辭精確生動，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對象，作文論證引證的的經典。塑造、影響了文革時代的文風。個別地區還曾一度流行把《兩報一刊社論集》當作婚禮禮品的民俗。
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劉小楓把以兩報一刊社論為代表的這種語式稱為“‘社論’語式”。認為它是“一種道義—權力訴求”，指出“這種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內含——道義權力更有約束性”，被“階級的標籤”的“ ‘社論’語式”“成功地顛覆了傳統的種種自在語式並進而獨占全語域”，“甚至像抒情詩這種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論’語態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義—權力訴求理念的文人學者那裡，‘社論’語式（表現於某些特定的選語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在的呢喃》，載《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三聯書店1996年版）
後來的研究者也把它作為剖析當時的思維、話語範式的典型文本。他們認為，它是特定歷史時期畸形政治的產物，其賴以運轉的政治/社會結構是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政黨統制體制，話語方式是用領袖/政黨學說話語代替新聞學術話語（辭彙頻率最高的是“革命”、“階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鬥爭”、“專政”、“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批判”、“路線”、“偉大”），經濟/文化基礎是計畫經濟體制下統一的輿論宣傳，輿論生態是“‘黨報’本位”的封閉型傳媒環境。1990年代以來，它往日的神聖、神秘不再，在人們的口語裡也逐漸含有貶義，成了調侃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