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介紹
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位於內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境內。地處內蒙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東南約15公里,南距通遼市區40公里。這裡南望西遼河,北靠新開河,是大興安嶺東南邊緣,松遼平原西端,科爾沁草原的腹地。遺址在一片相對低洼平坦的林網帶北部,被掩埋在一米多厚的風積沙層下面,遺址總面積達17萬餘平方米。該遺址是考古工作者在北緯43°以北區域內,首次大面積發掘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遺址。遺址埋藏條件良好,出土遺物豐富。發掘過程中,清理出因失火坍塌的房址、還有保存相當完整的房屋木構架痕跡,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罹難場所,凡此現象,證明該遺址是遭遇突發事件而廢棄。它凝固了歷史瞬間所保留的原生狀態,為聚落的復原研究提供了極其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遺址規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遺蹟現象之震撼、出土遺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乃至中國北方地區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極其罕見的。哈民遺址的發掘不僅發現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首次揭示了這類遺存的文化面貌,填補了科爾沁沙地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空白,而且為相關聯地區新石器文化源流的探索、文化體系的構建和區域間考古學文化關係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發掘過程
2010年5—9月,因通(遼)-霍(林河)鐵路複線改擴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通遼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對鐵路沿線進行文物調查,這期間發現了附近正在被盜掘的哈民遺址。鑒於遺址保存現狀堪憂,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報國家文物局,經批覆後對遺址進行了局部的搶救性考古發掘。 2011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哈民遺址進行了大面積有計畫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2011年6—11月,朱永剛教授帶領鄭鈞夫、包曙光、董文斌、宋貴華等12名研究生參加了此次發掘。遺址發掘面積3000餘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9座、灰坑10個、墓葬3座、環壕1條,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遺物近千件。
考古發現
經過兩年的考古發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環壕1條,發掘面積達4000餘平米。出土近千件珍貴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特別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中發現了較完整的房屋頂部木質結構,再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構築框架情況,這在國內史前考古當中都是極其罕見的。此外,在其它幾座房址當中還發現了凌亂堆棄的大量人骨遺骸,其中一座房址內有多達97具人骨遺骸,反映了當時複雜的部落生存景象,對於深入研究新石器時代當地原始居民的社會結構、政治關係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極其重大的學術研究價值。哈民遺址房屋居址平面成排或成組分布,一般呈東北—西南走向,門道朝向一致,為東南向,排列比較整齊。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長方形門道和圓形灶坑。房屋平面多呈圓角方形,或圓角長方形,穴壁較直,面積多在10~40平方米不等。穴壁存高0.1~0.9米。門道多呈斜坡狀槽形,門向集中在130°至140°之間。灶坑位於居室中部偏南,平面多為圓形,斜壁平底,內部包含大量的灰燼和燒焦獸骨殘渣。居住面及四壁多經過燒烤,呈紅褐色,居住面局部發現少量柱洞。居住面上普遍散布有豐富的遺物,包括生活用具、生產工具以及裝飾品等。生活用具多為陶製品,如罐、壺、盆、缽等盛儲器。生產工具一般常見有石製品,如磨盤、磨棒、斧、錛、鑿、杵、鋤及球等實用器。裝飾品多見骨、蚌飾件和珍稀的玉器。
其中有7座房屋因火燒後完整或局部的保存了房屋頂部的木質構架結構痕跡。根據木質構架結構遺痕清理出來木質結構的形態和現象,幾乎可以復原房屋頂部的原始形狀。清理結果顯示,屋頂是由檁、椽等呈層捆綁、扣合構成,形成坡狀的梁架式屋頂,清理結果基本展示了原房屋的基本結構與形狀。此外,還有3座房址頗為奇特,房內出土有大量人骨遺骸,其現象極其觸目慘烈,當是草草斂屍後聚葬。遺骸呈現出凌亂、破損和焚燒等跡象,其中40號房址內可辨識不少於97具人骨遺骸,骨骸部分有火燒痕跡。經現場鑑定多為婦女和兒童。
作為靈魂歸宿的墓葬,古人的喪葬習俗通常可以理解為現實生活的縮影,例如,墓葬的分部與布局、墓葬的排列與走向等,與這些對應的可以是家族或家庭的一些構成情況。哈民的墓葬僅發現6座,散布於房址之間。除了3號墓葬發現於11號房址內,其它墓葬都是土坑墓。6號墓葬為圓形土坑豎穴墓,其餘的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墓穴較短淺。葬式除了6號墓葬是三人仰身屈肢葬之外,其餘墓葬都是單人仰身疊肢葬。墓葬內幾乎不見隨葬品。
哈民遺址清理出土的灰坑也較少,其平面形狀呈圓形、橢圓形、圓角方形和不規則形。坑體多為平底和圜底。灰坑內出土遺物較少,僅見陶片、動物骨骼和蚌殼等。
鑽探並結合探溝等方法,初步確定了哈民遺址北區的環壕走勢和形狀。哈民北區環壕為東西長350、南北寬270米,呈橢圓形封閉狀的聚落環壕。環壕溝體截面呈梯形,壕深0.6~0.8米、寬1.2~2.1米,壕溝內填土為疏鬆的黑褐色花斑土,包含少量陶片、動物骨骼、蚌殼及人骨等。根據現象分析,到了這一時期,這類環壕的實際功能僅僅具有象徵意義。
作為盛儲器出現的陶器在哈民遺址最主要的器形有以麻點紋為特色的筒形罐、壺、缽、盆等,多數成組出現。此外還有少量的丫形器、陶餅、彩陶片等。陶質絕大多數為砂質陶,還有少量的泥質陶和夾砂陶。泥質陶和夾砂陶的發現數量較少,皆為陶片,陶質堅硬。此外,泥質紅陶還見有少量的彩陶片,所見紋飾有橫向條形黑彩紋和弧線對頂三角黑彩紋。
哈民遺址發現的石器多為石質工具。製法以琢制和磨製為主。器類有磨盤、磨棒、餅、斧、錛、鑿、砍砸器、環狀器、杵、鏃、葉等。從石器的岩性看,主要有石英石、石英砂岩、鞍山岩、矽質灰岩、燧石、瑪瑙、玉料等。根據生產工具的組合關係來看,哈民遺址的先民們,應當是從事以農耕為主,兼具捕撈和狩獵的經濟模式。
骨角蚌器除了用於生產工具,多數製作成裝飾品,由於這類物質是有機質,保存下來的數量通常不很多。一般多見器形有錐、針、鏃、匕、刀及墜飾。這類遺物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自然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信息。
玉器在8000千年前就成為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也被認為是通天理地、曉諭鬼神的惟一載體。哈民遺址玉器見於個別房址內,其中的一座房址(37號房址)出土有圓角方形、圓形玉璧、雙聯璧、玉環、玉鉞、玉墜飾等,出土玉器質感細膩溫潤、造型精美,這對於解釋了古代人類生活習俗、審美情趣以及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初步推斷,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所處時代當為距今約5500年左右,大體與紅山文化晚期相同。
重要意義
哈民遺址規模之大、保存之好、現象之複雜奇特、出土遺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地區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極其罕見的,尤其是殘存的木質房屋頂部結構和房址內大量凌亂的人骨遺骸為復原史前生活原貌,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裝飾麻點紋的陶器、種類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對研究新石器時期的房屋結構、經濟生活、制陶工藝、宗教習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哈民遺址考古發掘的重要發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房屋居址成排或成組分布、規整統一的空間布局,屬於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態,對於正確揭示東北地區史前人類的居住環境及其居住方式有著不可多得的標識作用。由此可以探究古代社會人類群體之間的種群關係,最大限度地復原古代社會氏族、部落或家族之間的結構與形態,內部等級的構成、財產的占有以及家庭和婚姻的狀況等。甚至通過對出土物品的分類和統計還可以較為準確地再現當時社會的生產與生活畫面。豐富的出土遺物,反映聚落廢棄時間的突然性,有助於還原歷史的真實狀態。譬如像戰爭、瘟疫等的忽然降臨,令人猝不及防的地震、洪水等。保存如此完整的聚落形態和出土遺物,在東北地區乃至國內都是極為少見的,這對史前聚落遺址的研究意義及其重大。
其二,保存較好的房屋木質結構痕跡,是在中國甚至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在史前時期的聚落遺址中發現,清理出房頂的梁架結構,對於復原史前房屋的建築方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形象依據,堪稱史前建築史上的空前發現。
其三,房址內發現大量人為棄置的人骨遺骸,真實地反映了古代部落或種性之間的複雜關係,如種族仇殺、部落戰爭、抑或是瘟疫、自然災害等。經專家現場鑑定,被棄置的人骨多為婦女和兒童。這一發現對於解釋聚落的廢棄原因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五,辨識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科爾沁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較為薄弱,該遺址發現與發掘之前,其史前考古學文化基本是一個“空白”地帶。哈民遺址的發掘不但填補了這一空白,而且遺存所反映的獨特文化面貌,展示出一種新的考古文化遺存。這類遺存大體分布在科爾沁沙地一帶,東北甚至達到了松嫩平原地區。其年代大體與紅山文化晚期相當。哈民遺址的發掘,首次揭示了這類遺存的聚落情況,如房址、灰坑及墓葬的形制及分布範圍,為我們認識和了解這類文化的聚落提供了典型的依據。通過認識完整陶器及其組合關係,以及石、骨、蚌製品的共存現象,將會為這類遺存的命名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