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報宗旨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三貼近”的原則,服務經濟,關注民生,鍾情真實,呼喚公平,為內蒙古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
發展
一元錢能買三份報紙。
在呼和浩特大街上,從2002年開始(2001年已經初顯),報販們把《內蒙古晨報》和《北方新報》合在了一起
賣,另外加上一份《呼和浩特晚報》或者 《內蒙古法制報》或《內蒙古商報》,售價為一元,除了《內蒙古晨報》和《北方新報》,其他報紙可以隨便選擇。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報販們手中的三份 報紙擺放很有講究,一段時間放在上面的是《內蒙古晨報》,一段時間又成了《北方新報》,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這兩家報紙在同城 媒體中的地位。內蒙古的都市報起步比較晚,研究紙媒的專家很少有人提到這裡的報業,但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是內蒙古的都市報在短短几年卻出現了在其他地區都市報發展過程中沒有過的經驗和教訓。
在2000年末,在包頭草草起家的呼和浩特來辦,這是一張很不講究報紙內容的市民周報(但已經出到了32個版),2001年起,呼和浩特大街上開始有了由本地辦的零售“新聞紙”,打破了人們單一靠訂報
讀報的習慣,隨後,〈內蒙古 科技報.晨刊〉也以周報的形式擺進了 電話亭,緊跟其後的是一張沒有刊號的〈內蒙古青年報〉辦的〈青春周末(2000年創辦)〉。也就在這個時候,〈晨報〉的高層正在籌劃〈內蒙古晨報〉的 破啼。2001年初,〈讀者世界報〉改名〈內蒙古晨報〉開始試刊,由於是本土新聞人(其實還是原來的人馬)辦報,報紙內容仍然是〈讀者世界報〉的操作方式,但這已經引起了“老大”〈內蒙古日報〉的不安,開始迅速策劃將周六的日報獨立出去,辦成一張“黨報特色的都市報”,而另一張在內蒙古一度在發行量上超出日報的〈內蒙古商報〉卻沒看到馬上將要來臨的報業大戰,依舊穩當的很,以至於丟掉了同步競爭的機會,在後來倉促應戰,傷痕累累(〈內蒙古商報〉的一位副總編輯就在後來對筆者坦言:就是因為〈晨報〉的出現讓大傢伙都吃不上了個飽飯。)。同樣遲了一步的還有老市民報〈呼和浩特晚報〉。
2001年的春天,〈內蒙古晨報〉上層變動,民企資本進入,老闆從四川請來以〈四川青年報〉原首席記者何人帶隊
的“北伐川軍”,人員開始“換水”,大量被稱做”白紙”的實習記者在川軍的“新聞軍棍”驅使下,開始以一種原來人們並不熟習的“記者面孔”出現,他們騎著腳踏車出現在城市的大街上,改變了過去黨報記者的傲慢,人們在〈晨報〉上看到了與自己密卻相關的內容,一些 機關單位開始漸漸接受起了媒體的監督。緊接著,原〈內蒙古日報.周末〉改名〈北方新報〉以小報出現,並在報紙的前幾期就給原來一直為市民敢怒不敢言,形象不好的“ 城管”暴了光,樹立了自己的形象,沒過幾天,在〈晨報〉報導了一起因家庭 暴力導致孩子失學的新聞後,〈北方新報〉挑起了新聞競爭的第一場戰役,不僅和〈晨報〉搶線索,還挖走了相關報導的一名記者。2002年4月,〈內蒙古晨報〉在報業一片死水的包頭登入。同年5月,〈晨報〉由周二報變成日報,與〈北方新報〉的同城競爭由此真正展開,內蒙古報業也由此進入了戰國時代。
傳統媒體優勢和新生媒體擴張的衝突。
2003年末,網際網路上一名為"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的傳媒網站公布了一項調查:2003中國內地報刊雜誌影響力公信
力調查報告。其中在內蒙古只有《呼和浩特晚報》和《內蒙古晨報》上榜,《內蒙古晨報》被評為最具成長力的 報紙。故且不說該調查的 權威性,但有一點可以說明:《內蒙古晨報》在短短2年半已經有了足夠的影響力。內蒙古都市報之間的真正角斗場是在自治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呼和浩特,可是在2002年4月,《內蒙古晨報》卻將報社的核心部門--編輯部搬到了內蒙古的第二城市--包頭,而對外卻仍宣稱報社總部在呼和浩特,所為何因呢?報社一老總這樣解釋:戰略性的暫時轉移。
那為什麼要轉移呢?合理的闡釋應該是:在呼和浩特,新生的都市報有四到五家,〈呼和浩特晚報〉做為老市民報,其讀者的認可度相對來說暫時不可動搖。另外幾家報紙如〈內蒙古商報〉〈北方經濟報〉雖然競爭力較低,但〈內蒙古日報〉旗下的〈北方新報〉卻是由於其背靠黨報而家大業大,無論是在發行和當地讀者的認可程度上,還是在人才的占有上,考慮到這些,只有避開正面的交鋒。同時在呼和浩特,晨報的發行量已經和〈北方新報〉持平,在新聞來源的競爭上也已不相上下,在廣告方面卻差下了很多,而〈北方新報〉依託〈內蒙古日報〉的發行渠道,在自治區其他十二盟市都可以看到,晨報由於是資本投入,沒有印刷機構,在報紙次日的新聞時效性上就相對落後,為了取得將來的一定優勢,晨報上層毅然做出了移師包頭的決定,包頭不僅是晨報好多上層人物的家鄉,而且〈北方新報〉由於報社在起步階段,還沒有過多的精力來開拓包頭,晨報乘虛而入,就如晨報一位搞發行的老總所言:我們在這裡搞好了,將來就是我們的天下,別人想插一腳都難。
競爭
“新聞黃埔”衰落和“沙塵暴”崛起。
在內蒙古的幾家報紙中,《內蒙古商報》曾經輝煌一時,在老總李希曉的一手操作下,充當著“內蒙古第二黨報”的角色,它的婆婆曾經幾度易主,先後是《實踐》雜誌,內蒙古商務廳和新華報業中心,因此人們習慣稱做為“李希曉的商報”。商報在曾經的輝煌中,曾經吸納了不少優秀的新聞人才,一些深度的時政性經濟報導到現
在還為人們說起。在後來的內蒙古新生 媒體中,有不少 采編人才均來自商報。商報的時評也頗有特色,到現在仍讓其他報紙不能匹比。商報在後來貽誤戰機,報紙沒有了競爭力,使得記者和編輯不得不流失到了其他 報社,就應為此因,商報被新聞界稱之為了“內蒙古的新聞黃埔軍校”。在《北方新報》和《內蒙古晨報》的刺激下。商報面臨著生死危機,2001年,商報將周六報紙改名為《大眾特刊》,以市民化方式開始零售,想和其他都市報分一杯羹,其報紙內容與版面均比較新鮮,獲得了業內的認可。當時還一度傳出《成都商報》要入主商報的訊息,不少優秀的年輕新聞人才加盟了進來。可後來由於《成都商報》入主的訊息成為泡影,報社給員工發不出工資,人員又一次大批流失。剩下的一些人只好靠弄點軟文過活,報社采編人員到處拉廣告,在社會上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北方新報》據說在招牌記者的時候就對商報出來的人員實行了“封殺”。2002年。商報意欲再度振作,將報紙徹底都市化,並改成了小報,卻由於采編力量的薄弱,到今都難以和其他報紙相抗衡,“新聞黃埔軍校”至此也成為歷史。
“新聞黃埔”的衰落和“沙塵暴”的崛起在內蒙古媒體的沉浮中顯然已經是必定要大書特書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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