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魯西南平原的兗州，自古以來一直就是兵家必爭要地。戰爭頻繁使得這座城市地面的文物所剩無幾，大多埋藏於地下。一起盜掘案的破獲，讓位於兗州市內的興隆塔地宮，在1000多年後得以示人。
記者◎李晶晶 攝影◎宋波
剛踏進地宮北甬道的台階，帶著濕氣的暖流撲面而來，這僅僅走下了三級台階，就和地面零下3℃的氣溫形成了明顯差異。地宮北甬道入口在塔基北側正中，距地面約2米，開口為長方形豎井，內設7級踏步，沿階梯而下，進入長6米的地宮甬道，甬道內有4道封堵磚牆。興隆塔的地宮面積不小，平面為正方形，邊長2.25米，高約3.1米。地宮頂部為疊澀頂，設有16排磚雕斗拱。在兩個斗拱間有一處明顯的盜洞，直徑約為40厘米左右，現在已經被封死，盜洞只能容一身材瘦小的人勉強進出……
一起地宮盜掘案
今年8月初，山東煙臺傳來訊息，說當地有人販賣文物，據傳這些文物可能來自兗州的興隆塔下。然而，興隆塔四周並沒有任何被盜跡象，而且據當地文史專家介紹，兗州地方史志上並沒有興隆塔地宮藏寶的記載。
幾日後，訊息再次傳來，8月5日嫌疑人將在煙臺進行交易。濟寧、兗州兩地警方根據線索聯手出擊，分別趕赴河北廊坊市大城縣和山東煙臺市。8月7日，特偵組將主要涉案嫌疑人崔廷(化名)在河北大城縣抓獲，並將文物追繳。同一天，在煙臺市準備交易的嫌疑人姜松(化名)等人也被抓獲。“2007年，姜松看到中央電視台播放天津薊縣白塔寺地宮文物被盜的專題片後，受到啟發，於是在網上搜尋古塔的資料，最後選定我們的興隆塔為作案目標。”兗州市博物館館長史建強對本刊記者說。
盜掘者所選中的這座興隆塔位於兗州市博物館院內，始建於隋仁壽二年(602)，是隋代全國第二批建的53座舍利塔之一，重修於宋，因興隆寺而得名。寺早已毀壞，唯塔存留至今。目前所看到的興隆塔是北宋嘉祐八年(1063)時興建，距今已近千年。這座古塔為磚木結構，造型奇異，共13層，高54米，為八角樓閣式空芯磚塔，磚疊澀檐，有簡單斗拱，體量大。下部7層規格與同類磚塔近似，層層設台階踏步，層間設迴廊，形成2米寬的陽台，台周設有石雕欄桿。上6層急劇縮小，形成“塔上塔”，為全國罕見。
盜掘活動是從2007年底開始的，姜松與當時在煙臺打工的崔廷相識，兩人一拍即合，於是一個出資一個出技術，在兗州市興隆塔北側圍牆外的農貿市場租了間門面房，又雇用了3個幫工採取挖地道的方式。當年天津白塔寺被盜，就是犯罪分子在白塔寺附近租賃了薊縣城關鎮西南隅一套平房，採用從房內打洞挖地道的方式，鑽到白塔寺底，打開地宮洗劫大量遼代文物。
“整個盜掘方式和過程與白塔寺一案如出一轍。這些犯罪嫌疑人先是在出租房內打開了一個1米左右直徑的洞口，由此垂直向下打了4米多深，然後再從這個垂直洞開始橫向打一條40多米長的隧道，直接通到兗州博物館院內的興隆塔塔基處。塔基本身厚度是6米，他們便把磚一塊塊拆下來，穿透塔基進入地宮。”一直跟隨此案的山東省文物局副局長王永波告訴本刊記者。
據農貿市場裡的一些小販回憶，當時這些盜掘者以賣海鮮來掩蓋身份，大部分時間是將房門緊鎖，裡面雖有不小響動，可大家誰也沒往盜墓這一層想，也就沒在意。大概過了幾個月，屋裡沒有了聲響。據王永波介紹：“盜竊塔基地宮是近年文物犯罪案件的一個新動向，與通常的野外古墓被盜案不同，盜竊分子通常採用極為隱蔽的作案手段。興隆塔的盜掘分子開挖隧道可以說不計工本，採用手鏟而不用鎬頭挖土以減輕震動，隱蔽外運坑土等手段，以至於作案過程長達3個多月而沒有被發現。”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司法程式，所以不便多談。他們(姜松、崔廷)不僅有這個案子在身，還牽出了其他一些盜竊文物的案子，正在審理。兩個主犯都是有前科的，而且他們的家人中，就有因為盜墓而被判刑20年的。他們很有盜掘經驗，挖掘的時間選擇在了冬天，這樣地面結凍，土質比較硬，而且隧道面積不大，只能容下身材極為瘦小的人進出，這樣才不易塌方。”兗州博物館館長史建強告訴本刊記者。
所幸的是，盜走文物全部追回。5名犯罪嫌疑人4人被捕，1人在逃。
地宮裡的文物
“我記得很清楚，8月7日那天我們在兗州市公安局等著，一直到22點多，這些文物才從煙臺運回來。”兗州文物局局長仇立彬和兗州博物館館長史建強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追回的文物有鎏金銀棺、金瓶、琉璃瓶、佛牙、舍利和金屬鑄幣等。”
銀棺通體鎏金，長47厘米、寬20厘米、高25厘米，四周設有圍欄。銀棺左右兩側為釋迦牟尼涅場景，四周為眾弟子護法場面，神情各異，其餘部位有佛、弟子、菩薩等。雖然左右兩側表現的主題一樣，但在人物造型、衣飾、神態方面卻完全不同。金瓶是裝舍利的容器，通高13厘米，呈瓜棱狀，蓋頂端坐一尊弟子像，內盛舍利48顆。
據山東省文物局副局長王永波向本刊記者介紹，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對地宮一般不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但案發後為了解興隆塔地宮結構和受損程度，弄清地宮文物埋藏情況，山東省文物局開始對興隆塔進行搶救性挖掘。“打開北甬道進入地宮後，我們發現一塊唐代鹹通年間的墓志銘和長方形蓮花基座及石函，都有明顯挪動過的痕跡。墓志銘提首文字為‘唐故太原郭府君合墓志銘並序’，所記載系譜十分清晰。在墓志銘的下方一口直徑26厘米、深約170厘米的水井，東側牆壁處有‘安葬舍利’紀事碑。”史建強曾第一時間進入到地宮。
石函是安葬佛陀舍利的最外層石棺，由蓮花基座、石函、函蓋組成。石函四周和頂蓋雕刻有人物圖案和花紋，石函的左右兩側刻畫佛教的護法及弟子形象，並有“梵王眾”、“帝釋眾”、“天王眾”、“波旬眾”、“比丘眾”、“諸王眾”等榜題銘文。前後兩側分別為菩薩和天王形象，函蓋為龍、牡丹和金翅鳥形象。石函上的圖案從繪畫風格來看，延續唐代吳道子畫派風格，筆法婉轉，線條細密，畫風飄逸。經鑑定，地宮出土的石函、鎏金銀棺、金瓶等3件為一級文物，“安葬舍利”碑、琉璃瓶等2件為三級文物。
據參與此次挖掘的山東省博物館考古專家肖貴田向本刊記者介紹：“舍利寶函是為瘞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肇始於北魏佛教興盛時期，發展於隋，全盛於唐。佛骨舍利，在佛教發祥地天竺是用罌壇盛放。佛教東漸中國，北魏、隋唐時期採取建塔瘞埋佛舍利的習俗。盛唐以後，瘞埋舍利的習俗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在佛塔之下構建地宮。皇室異常重視，按照中國傳統的墓葬禮儀進行舍利容器的設計，逐漸形成了地宮、石函、金棺銀槨等特點。唐代皇家對瘞埋佛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正因為如此奢華靡費，才有了韓愈諫迎佛骨而遭貶謫的歷史典故。到了宋代，因為皇家篤信儒家思想，對佛教的重視程度降低，而且宋代崇尚儉約，目前全國範圍內發現的宋代舍利塔基足有10餘處，但舍利寶函除頭層石函外，內里都沒有使用金銀這樣的貴重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