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稅碑

在杭州碑林也存有一塊清康熙年間的免稅碑。 立在杭州的這兩塊免稅碑充分折射了康乾時期皇帝減稅富民的理財思想。 乾隆朝的賦稅減免總額為2.5億兩,按當時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5000萬兩計算,減免額為5年的財政收入。

康熙免稅碑

“聊攝為漕運通衢,南來商舶絡繹不絕”。沿運兩岸,行棧林立,店鋪門面,星羅棋布。沿岸的商業繁榮和碼頭前面一塊“免稅碑”不無關係。
據史料記載,免稅碑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時,刑部侍郎任克溥奏請康熙帝恩準所立。免稅碑高約4米,原立於聊城閘口南電廠家屬院西運河南岸,碑帽盤龍,中有“聖旨”兩字。碑頂有雕鏤,碑中央題有“今日無稅”的大字。上世紀50年代初,曾有市民見過此碑。但我市文化部門工作人員遍訪運河沿岸,也未發現該碑蹤影。
在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 “聊城運河”展廳內,參觀者除了可以領略到當年運河沿岸的繁榮景象,還可以看到一塊新“免稅碑”。這塊石碑是博物館布展工作人員根據史料記載模擬建造的。

乾隆免稅碑

在杭州市餘杭區塘棲鎮水北街高聳著一塊清代乾隆皇帝的免稅御碑。御碑碑文在高度肯定東南各省對國家財政所作貢獻的同時,對浙江省歷年稅收沒有積欠大加讚賞,並決定蠲免浙江省當年地丁錢糧總額30萬兩白銀,作為對浙江省的獎勵。在杭州碑林也存有一塊清康熙年間的免稅碑。碑文說,杭州府轄區共有100多艘魚花船,以此為生者,有數千家之多。過去,每船納稅3兩5錢或3兩6錢不等,造成民不聊生,現予免除,並立碑以示久遠。立在杭州的這兩塊免稅碑充分折射了康乾時期皇帝減稅富民的理財思想。
康乾盛世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後輝煌,在兩任皇帝統治的120餘年間,對外開疆拓土,終結了幾千年來遊獵民族入侵對中原農業文明所帶來的嚴重威脅。全國人口在長達百餘年的太平盛世中達到了史無前例的3億之眾。國力強盛的中國成了當時東方強國和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凡對外開疆拓土的王朝都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戰爭需要經濟支撐,軍隊又會徵召大批青壯年從軍,由於無盡地消耗民力,百姓必然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康乾盛世,為了開疆拓土,也頻繁用兵。乾隆時期,兩次征伐彈丸之地的金川,就耗費了國庫7000餘萬兩白銀,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恰恰相反,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康熙皇帝在位62年間,蠲免天下錢糧總計545次,折合白銀高達1.5億兩,相當於當時國家每年2000萬至3000萬兩財政收入的5—7倍。乾隆朝的賦稅減免總額為2.5億兩,按當時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5000萬兩計算,減免額為5年的財政收入。康雍乾三朝蠲免賦稅及賑災百姓,計銀高達4.2億兩,其力度之大可謂空前絕後。
由於貫徹執行了減稅富民的理財思想,清初國庫儲備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國庫存銀超過5000萬兩;乾隆三十七年,國庫存銀上升至8000多萬兩。清初財政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良性循環,答案就是:朝廷既注意減輕民負,發展生產;也嚴厲約束了政府開支。因為清王朝是愛新覺羅家族所有,“產權”十分明確,要實現長治久安,必須減輕百姓負擔,而把政府支出減少到最低程度則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對此,乾隆皇帝也曾作過很好的回答:“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檐蔀屋自為流通。”他畫龍點睛地告訴後人,與其將財富積聚國庫用於政府,還不如讓它流通於民間,成為民間經營致富的本錢,才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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