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釋義
元和詩人群，是指主要生活在唐德宗貞元、唐憲宗元和及唐穆宗長慶年間(785一824歷時約40年)的元和年前後的詩人群，以孟郊、張籍、王建、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賈島、元鎮、李賀以及李紳、元宗簡等最具代表性。元和詩人現存詩7288首，創作量達該時期所有詩作的半數以上，[1]占全部唐詩的11.n%。元和詩人可分為三個群體：一是韓孟詩派，二是元白詩派，三是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貶謫詩人。[2]他們被稱為唐詩“第五代群”，是活躍在中唐後半期即德宗貞元、憲宗元和年間的一批詩人。他們的創作高峰相對集中，詩人間過往甚密，“韓孟”、“元白”、“韓柳”、“劉柳”、“劉白”、“張王”，已成為其個人友誼和創作聯盟的特稱。在詩歌創作上，其顯著特點是創新意識極強，而又具有明確的詩派觀念。韓孟、元白兩大流派一逐奇險，一求平易，大變唐詩舊貌;柳宗元、劉禹錫諸人更多地吟詠出貶謫失意的詩篇，賈島、李賀則劍走偏鋒，在詩藝上苦心經營。正是這些人的合力，營造出唐詩史上的第二高峰，並將“元和”提高到了與“開元”並列的位置。[3]
編輯本段
藝術成就
元和與其前後的幾代加起來，也不過短短50餘年時間，何以在文學史上如此重要，以致被認為是“古今百代之中”，是“三元”中極重要的一“元”呢?仔細尋繹，其與文化史、文學史等領域相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擇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三點。首先，元和為唐詩之第二高峰，亦為唐詩之大變期。綜觀唐代詩史，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詩人輩出，大家爭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高視闊步，各占勝場，合奏出激越昂揚的盛唐之音。開、天之後，大曆詩人難以接武，出現盛極而衰的落差。擺在元和詩人面前的道路無非兩條：一是跟在盛唐這座詩歌高峰之後不越雷池，亦步亦趨；一是另出手眼，別覓新途。這兩條路，前者平坦易行，但難以獲取大的創建，難以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後者艱難崎嶇，但卻可獲得創新的成就，可用深心大力彰顯自家面目。這是一種兩難的抉擇，在這抉擇中，元和詩人毅然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們發現，與其在盛唐詩人已深耕細作的熟地上再去用力，不如劍走偏鋒，從他們較少注意的方面突出奇兵，開疆拓域。於是，韓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異之美，硬語盤空，戛戛獨造，李賀、賈島諸人或淒艷詭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則重寫實，尚通俗，以家常語、眼前事入詩，重視詩歌的諷諭、教化功能，將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傾向推向極致。清人趙翼《甌北詩話》卷4有言：“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便準確指出了其各自的特點。葉燮《原詩》論中唐詩亦謂：“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更是高度肯定了韓愈大變唐詩的功績。至於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由於長期處於荒遠的貶地，遠離社會政治中心，所以將全副精力用於對個體憂怨的抒發，對政敵的抨擊和山水的寫照，對志節理想的持守，用柳宗元《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的話說，就是“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從而展示出貶謫文學最集中、最深刻的執著意識和悲劇精神。總而觀之，竭力衝破盛唐詩創作範式的籠罩，在詩歌內容、形式、技巧諸方面求新求變，大力突顯自身特徵，是元和詩人群最突出的特點，也是其為後人重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元和詩歌的部分新變頗啟宋調，開啟了宋詩某些重要特徵之先河。眾所周知，創作題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為詩、以議論入詩等，是宋詩較突出的幾個特點，而這幾個特點，在元和幾位大詩人筆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韓愈將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詩，融敘述、議論為一體，寫出了《山石》、《嗟哉董生行》以及《薦士》、《醉贈張秘書》等頗具散文化、議論化特點的作品。陳寅恪評其部分詩作為“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11]而在創作取材的日常化、生活化方面，韓愈也作了大量努力，如其寫落齒，寫酣睡，寫人情，寫物理，將此前不能入詩的諸多生活物事納入詩中，不厭其詳，不厭其細，以致宋人歐陽修《六一詩話》這樣評論道：“退之筆力，無施不可，……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與韓愈相比，白居易、元稹等人更以貼近生活而著稱。白氏《與元九書》聲言：其雜律詩多“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也說：“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明確表現出對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的追求傾向。這樣一些特點，被宋人拿去，發揚光大，遂成為宋詩的一些重要特點。而細究起來，元和一朝實為其不可忽視的主要發祥地。誠如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在辨析唐宋詩的分野時所說：“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此而言，要考察唐詩如何過渡到宋詩，宋詩從唐詩中吸取了哪些東西，元和詩歌實在是不能舍之繞行的一個重要驛站。
再次，元和詩人的內部交往頗為頻繁，形成了較為明確、自覺的流派意識，從而使其創作特點獲得了較個體詩人更為突出的集團放大效應。據我們考訂，唐五代共有詩作者3228人，作品數50454首；在歷時300餘年的唐五代詩發展歷程中，大致可分為七個詩人代群，其中以盛唐開(元)、天(寶)詩人群和中唐元和詩人群最為活躍；兩大詩人群活躍著最著名的20位詩人，即開、天時代的張九齡、孟浩然、王昌齡、李頎、高適、王維、李白、崔顥、杜甫、岑參；元和時代的孟郊、張籍、王建、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賈島、元稹、李賀；這些詩人僅創作量一項即不僅分別高達該時期的半數以上，而且其作品數之合(11661)已占全部唐詩(50454)的23.11%。[12]此外，我們又對兩批詩人所作交往詩進行比較分析，知元和10大詩人現存詩為7288首，其交往詩共3888首，占現存詩作總量的53.35%。這一比例，大致與開、天詩人持平。而就其現存詩和交往詩的總量言，則比開、天詩人分別增加了2915首和1291首，增長率分別為66.66%及49.71%。[13]此一情況說明，到了元和時期，詩人們的創作激情及其與他人交往的頻率都大大提高了，詩歌傳播接受的機率也大大增強了。也就是說，更重視人際間的交往並在客觀上導致其詩作得到較廣泛傳播，成為這一詩人群的突出特點。
具體來說，在交往詩的贈與和接受的篇數上，白居易、劉禹錫、元稹三人均達百首以上，名列前茅，這說明他們有著頻繁的對外交流，是此一時期最為活躍的作者。張籍、韓愈、孟郊、賈島所作交往詩多在50—20首之間，在創作量上難與白、元諸人爭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於柳宗元、王建、李賀三人，所作交往詩均在20首以內，創作數量很少，因而屬於封閉型作者。當然，從他們交往的人次看，則以韓愈、張籍、劉禹錫三人最多，屬於活躍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賈島、孟郊等而次之，屬於一般交往者；柳宗元、李賀最少，屬於封閉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10大詩人中不同作者社交範圍之廣狹、人際關係之疏密、個人心性之開放與封閉等有關情況。進一步看，在人際往還與交往詩創作兩個層面，元和10大詩人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即活躍作者在人際交往中往往範圍不大，主要是與自己關係親近的幾位友朋往來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際交往則範圍較廣，與群體內的多數人均有聯繫。至於封閉型作者的交往詩創作，則與其人際往還成正比，均呈低落態勢。據此，似可得出對元和詩人群內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社交面不廣而交往詩創作量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間關係的深化和發展，更具有一種基於相同審美追求的派系意識，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與詩美類型的互補。如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即屬此類情況。在白居易所作與群體成員往還的316首詩中，有172首是寫給元稹的，120首是寫給劉禹錫的，二者相加，已占其群體內交往詩總數的92.41%。與此相類，在元稹、劉禹錫所作與群體內成員往還的114首、158首交往詩中，各有106首、115首是寫給白居易的，分別占其此類詩作總量的92.98%、72.78%。可見，無論元與白還是劉與白，均具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不同者，元、白交往主要在白生活的前中期，而劉、白交往則已到了白生活的後期；元、白關係更多地集中在共同的詩學理念和詩派追求上，劉、白關係則重在二人晚年生活方式的類同和相異詩美類型的互補上。他們或長篇唱和，或短韻酬贈，形成了當時詩壇的獨特景觀，文學史上艷稱的“元白”、“劉白”，正與此一情況相吻合。
第二，具有一定交往詩創作量而社交面亦廣的作者，往往更具開放性與親和力，更具領導詩壇的氣魄或溝通派別關係的能力。如韓愈與張籍，其交往詩雖分別僅有48首、53首，但卻均與群體內7人主動往還贈詩，而其被動交往人數和受詩量則分別達到9人、7人，53首、61首。在群體內部，韓愈與孟、張、白、元、劉、賈、王、柳、李等人，張籍與白、王、劉、賈、韓、孟、王等人，均有交往之作，其中韓愈與孟郊、張籍交往詩最多，分別達到21首、19首；張籍與白居易、王建交往詩各14首，與劉禹錫、韓愈亦各達9首和8首。這種情況說明，韓、張二人既與群體內大多數成員具有廣泛聯繫，又分別與數位摯友交往密切。就韓愈而言，因步入仕途較早，文名甚大，社會地位較高，又樂於獎掖後進，故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都具有廣泛交往的條件，而對與其詩美追求相近的孟郊，更是極力稱道，聯句唱酬，由是形成著名的韓孟詩派；張籍則心性隨和，平易通脫，最具備與人交往的條件和能力，故其不僅與群體一般成員多所交往，亦與韓孟、元白兩派均有密切過從，通其驛騎。這樣看來，韓、張二人之交往詩的數量與其社交面的範圍大體上是吻合的，較廣的社交面必然帶來相應的交往詩作，而一定量的交往詩作也大致反映了他們的社交範圍。
第三，與開、天詩人群相比，元和詩人群在擴大外部交往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群體內部，他們更重視群體成員間的詩歌唱酬和人際往還，其結果必然使得群體成員間的聯繫更趨緊密，更具有一種協作意識和群體精神。這是因為：一方面，藩鎮割據的形勢大大限制了他們出遊的地域，使其活動範圍相對集中；弊端叢生的社會現實導致他們生成強烈的參政變革意識，使其在較集中的時間內均任職京城；而年齡的接近乃至進士的同年出身更給他們創造了得以相互交往、切磋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同時面對詩歌創作經開、天以後盛極難繼的局面，也就是說，創新和如何創新構成了對他們整個群體的挑戰，要應付這種挑戰，就不能散兵游勇，各行其是，而需廣泛聯繫志同道合者採取群體性的行動，於是，元、白、張、王和韓、孟、賈、李，一求平易，一逐奇險，既各為營壘，又不乏往還，在貞元、元和時期的詩壇上，播演了一出頗為繁盛的劇目，由此形成著名的韓孟、元白兩大派別。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正是藉助相互間的頻繁交往，藉助交往詩篇的彼此傳播和相互接受，才使得詩人間的聯繫得到強化，詩派的風格趨於總體類同和集中彰顯，並通過群體成員的合力，營造出了唐詩史上的第二高峰，並將“元和”提高到了與“開元”並列、啟“元?祐”先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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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
“元和”為唐憲宗的年號，從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實存僅有15年時間。但文學史上的“元和”，實際上應包括此前的貞元(唐德宗年號，784-805)、此後的長慶(唐穆宗年號，821-824)以及寶曆(唐敬宗年號，825-827)、大和(唐文宗年號，828-840)幾個歷史時段。這主要是因為，活躍在元和詩壇的主要作家大多都經歷了這幾個時段：元和之前，孟郊、韓愈與白居易、元稹均於貞元年間登上詩壇，其所代表的兩大流派已見雛形；張籍、王建則有了可觀的創作，柳宗元、劉禹錫等亦在此一時段嶄露頭角。元和之後，韓愈於長慶四年謝世，元稹於大和五年謝世，張籍、王建約到文宗大和前期辭世，劉禹錫、白居易、賈島則歷經穆、敬、文三朝，直到武宗會昌年間才辭世。因而，要談元和詩壇，不能不考慮與之前後相關聯的幾個時期，而要談這幾個時期，又不能不以這些著名詩人創作力最旺盛的元和一朝為代表。[4]中唐的元和時期是中國詩史上的重要時期，既導致了唐詩的大變，又開啟了宋詩某些重要特徵之先河，且形成了明確的、自覺的流派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