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瑤族農民領袖侯大苟
侯大苟——桂平大藤峽附近羅淥洞田頭村的瑤族人，家境貧苦，以燒炭打獵或幫工為生，善於捕捉蛤蚧，常把蛤蚧拿到市場上換米換鹽。大苟做事公道，有正義感，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深得人們的愛戴和信任。關於他起義的情況，《潯州府志》說：“金通志雲，正統初，撥官兵協剿誘擒蠻首藍受弍等以徇，而賊首侯大苟盾去，仍嘯聚倡亂。”由此可知，侯大苟反抗封建統治的鬥爭，在正統初（即十五世紀三十年代）即已開始，並且是領袖人物，在起義的重要首領藍受弍犧牲後，他重整旗鼓，繼續領導起義軍戰鬥。
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是侯大苟起義軍鬥爭的高潮時期。他們馳騁於黔江兩岸，“破城殺吏無虛月”。這時起義軍擁有步兵、騎兵、水兵三軍。控制了柳州、潯州、梧州三府十餘個縣，他們智勇兼備，攻奪州縣城池，勢如破竹，明朝官軍，驚慌失措，處處挨打，十分被動。當時官軍統帥韓雍哀嘆道：“五征不克勢益張，處處孤城未能保。”這一年，起義軍打出廣西，分路進擊，由梧州進攻廣東肇慶、羅定、陽江等地；經北流、陸川、博白、進攻廣東石康（屬合浦）、廉州（合浦）、海康、茂名、電白、化州等地；經富川、賀縣進入湖南江華、寧遠、桂陽等地。起義軍的一部分，還到達福建、浙江一帶活動。
明代的梧州，是兩廣軍事政治的中心，是兩廣總督衙門的所在地，形勢險要。明朝政府雖駐有重兵把守，卻常常被起義軍所攻破，據史料記載，從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到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的二十三年中，起義軍攻占梧州達七次之多。其中一次是天順七年十一月，侯大苟指揮七百人組成的輕裝精幹隊伍，實行突擊，一夜之間攻下重兵把守、防範嚴密的梧州，當時城內明朝將領正在召開軍事會議，義軍進城之後，殺死訓導任璩和前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龜縮在總兵府，擁兵自保，不敢妄動。起義軍從容不迫取走庫銀和武器裝備，並抓走副使周（王壽）作為人質，然後浩浩蕩蕩滿載戰利品，凱旋而歸。明英宗得到梧州失守奏報，非常震怒，說：“梧州蕞爾小城，總兵鎮巡三司，俱有重兵駐守城中，乃為小賊所蔑視，況遇大敵乎。”（1） 於是，懸賞千金追捕侯大苟。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十一月，起義軍的一部分打到廣東廉州、高州，明皇室的守珠池有皇帝給內官的“勅書”，是皇帝親筆寫的命令，被義軍撕得粉碎，表明義軍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是極端憎恨和蔑視的。入海採珠，是極其艱苦和危險的勞役，民憤沸騰。後來的兩廣巡撫林富說過：“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也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2） 在由此可知，歷年因採珠而死者更不知多少人，以勞動人民的白骨去換珍珠，流盡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血和淚。怎能不激起義軍的極端義憤呢。
侯大苟率領義軍分路出擊，聲勢浩大，沿江設卡，攻城殺吏，奪取庫銀，動搖了明朝在兩廣的封建統治。成化元年，明憲宗派遣韓雍領兵十六萬，圍剿侯大苟義軍根據地的大藤峽。義軍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毫不畏懼，英勇抗擊敵人，他們迅速集中各路支隊，退守根據地，先把婦女兒童轉移到較為險要安全的桂州、橫石、寺塘等處，然後在大路上據險防守。後因大批敵人擁至，大藤峽四面受敵，先後被敵人攻破了紫荊山等十多個山寨，義軍最後被迫撤退到九層樓山上。九層樓在桂平羅淥山的上峒，距大藤峽碧灘江邊約二十華里，是一座山巒重迭的大山，山頂有九個峰頭，九層樓因此得名。此山巍峨險峻，岩壁陡峭，易守難攻，侯大苟起義軍在這裡用巨石、滾木和毒箭為武器，打退敵人輪番進攻，堅守山頭，巍然不動。後來敵人改用火攻，打出大量火
炮火箭，山嶺上的樹木茅草都燃燒起來，木棚和防禦工事受到嚴重破壞，官軍還進行偷襲，由後山小路潛登，義軍陣地被突破，大苟及戰友七百八十餘人戰至最後，全部壯烈犧牲，他們堅貞不屈，血戰到底，寧死不降，充分表現出起義軍的革命氣概和崇高品質。他們的英勇事跡至今仍在當地民眾中流傳和歌頌著。
韓雍血腥鎮壓侯大苟義軍以後，砍斷江面交通的巨藤，把大藤峽改名為斷藤峽。侯大苟義軍的主力，雖然在戰鬥中犧牲了，但餘部仍然堅持鬥爭，正當官軍“告捷”、“慶功”的時候，又傳來了侯大苟部屬侯鄭昂率領義軍七百人，夜入潯州府城，“焚軍營、城樓，奪百戶印三顆”的訊息。韓雍等人因謊報軍情有欺君之罪，受到申斥罷官。（3）
侯大苟起義軍是以瑤族農民為主，聯合壯、苗、漢各族人民的一支農民武裝。大藤峽地區，歷年都有破產、犯“法”逃稅的各族人民遷入，這些“流民”，是起義軍的一個重要部分，當時官府奏報中，常提到“流賤”與“土賊”裡應外合的事。天順四年（公元1460年）藤縣漢族居民胡趙成起義，就得到藤峽義軍的有力支持，很快攻下藤縣城，燒毀官署衙門，大快人心。（4） 當韓雍率領官軍瘋狂撲向廣西，到達全州、興安一帶時，就受到苗族農民軍的阻擊，給韓雍當頭一棒。廣西八寨、府江等地義軍，經常與侯大苟義軍配合作戰，相互呼應，彼伏此起，起義農民反封建鬥爭能長期堅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鬥爭實踐中，堅持了民族團結。
侯大苟起義軍善於分兵作戰，把大部隊分成“幾十宗，每宗五、六十人”，並採用靈活多變的流動戰術，四面出擊，聲東襲西。當義軍攻打梧州前夕，先在上林發動佯攻，迷惑敵人，然後急攻梧州，而兵臨城下時，又施巧計，據梧州官軍說：“寇之設計巧矣！先示以必攻之勢，又佯為不克以歸，吾以飛樓四望，寂無所見，慰藉醉飽，酣寐達旦，彼乃梯東北以入。”（5） 取得了勝利。但義軍又是依靠萬山為家的，他們自豪地說：“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後來只在山溝里轉，滿足於以萬山為家，因此面對優勢敵人的重兵包圍，只能困守藤峽老家，損失極大。
侯大苟起義軍轉戰三十年，是否建立過農民政權，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由於資料不足，較難回答。但一般而論，侯大苟擁軍數萬，包括有步兵、騎兵、水兵，隊伍又時常聚散不定，必然有一套軍事指揮組織，在所控制或占有的地區，也有組織生產和分配產品的機構，作戰時必然有運輸後勤、醫療等機構，可能存在過短暫的軍事性的農民政權。列寧說過：“在這些革命中，往往有過短時期的暫時得到農村支持的勞動者專政，但沒有過勞動者的鞏固政權。”（6） 藤峽農民政權短暫的存在，有兩條材料可以證明：一條是明朝庶吉士編修丘浚的《兩廣事宜議》中論及起義軍時說：“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氈乘馬，張旗鳴鼓。……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即散者可比也。”這條材料告訴我們：一是義軍陣容威武，有組織，公開打出旗號，這個旗號就是革命政權的標誌；二是領袖犧牲後，馬上另選繼任者，實行軍事民主制；三是這個政權的水平比儂智高等還高一等，儂智高是建立過南天國政權的。另一條材料，義軍長期控制藤峽地區，沿岸設關卡自行抽稅。設關卡抽稅就是一種政權存在的表現。馬克思說過，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是捐稅，而捐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後來的廣西總督陳金，無力消滅義軍時，被迫與農民政權訂立稅約，“每舟所過，額與魚鹽，定立約束，求免剽掠，雖繡斧所經，亦攜鹽自備。”（7） “繡斧”原是漢代官名，是皇帝派出的欽差大臣，專門督察地方官員，鎮壓叛亂是否得力，可先斬後奏，這裡借指明朝派往廣西的欽差大臣，藤峽農民政權，對如此權勢極大的欽差大臣，毫無例外，一律徵收捐稅，這難道不是一種政權力量的表現。可笑的是明武宗根據陳金奏報，興沖沖把韓雍改名的斷藤峽，又改名為“永通峽”，至今藤峽上下入峽的地方，還保存皇帝手書“勅賜永通峽”五字的摩岩石刻，這是大藤峽義軍鬥爭勝利的記錄，是明朝統治者向農民政權投降的歷史見證。
侯大苟起義，沉重地打擊明朝在廣西的封建統治，迫使統治階級不得不在兩廣地區減輕一些封建剝削，改變一些民族壓迫政策。成化元年，明憲宗在《諭韓雍征剿兩廣賊寇事宜勅》中說：“爾宜查勘各府州縣，見派買辦解納物件，拖欠折糧銀兩、商稅等項鈔貫並請解軍匠，俱暫停止，……免其糧差三年，無房屋、牛具、種子者，官為指置給與。”軍事副使翁萬達，在《藤峽善後議》中，主張遷徙瑤民，撥給田地耕種，並實行保甲法，先計口科糧，十取其一，等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近郊地方設圩市，允許買賣食鹽、布匹等物，解除官府對山區的經濟封鎖。（8） 這些諭示和建議，不論其是否付諸實行，但卻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意圖。
侯大苟起義，對廣西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51年，就在侯大苟起義的桂平紫荊山一帶，爆發了震動全國的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革命就由此開始。如果說明代侯大苟起義還是農民革命的初級階段，影響只是局部地區；那么，太平天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的高級階段，震動全國了。侯大苟起義，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留下寶貴的遺產，這個地區至今仍大量流傳著侯大苟、洪秀全、馮雲山等人的革命鬥爭故事，人們能夠具體指出那些是侯大苟使用過的營盤，後來又為太平軍所使用。傑出的瑤族農民領袖侯大苟及其戰友，永遠活在人民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