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大學畢業後，隻身乘船赴美留學，1929年進入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學習鐵路運輸和公路建築。1930年獲碩士學位。畢業後，他曾先後做過測量員、繪圖員、貨運員等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波士頓參加了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機關報《先鋒報》的編輯。1932年在紐約加入了共產國際美國共產黨。先後擔任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書記，紐約《救國時報》編輯，美國共產黨中國局書記。
1939年底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他將自己的名字余宰揚改成了余光生。曾任張聞天的秘書兼管延安華僑事務。延安《解放日報》創刊後，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該報副總編輯、國際版主編。1942年3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6年5月任解放日報社編委會委員、總編輯。
1945年11月任中國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6年2月至11月任新華社、解放日報社代理社長。5月至11月任新華社、解放日報社總編輯。12月調東北工作。
1946年底，國民黨在東北不斷對解放區發動進攻。為了保證東北戰場的人員和物資的運輸，加強東北鐵路運輸的領導，考慮到余光生在美國學的是鐵路運輸專業，余光生於1947年2月被黨中央派往東北，任東北鐵路局第二局長，協助呂正操局長工作。由此開始，余光生一直奮鬥在我國的鐵路運輸戰線上。
1947年2月至1948年任東北鐵路管理總局第二局長。1948年8月至9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第二副部長。同年9月至1949年3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鐵道部副部長。
1949年3月起任東北鐵路總局局長。5月起任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委員。8月至9月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駐東北特派員，中長鐵路理事會主席。
1950年12月至1953年2月任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政治委員。
1953年5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齊齊哈爾鐵路管理局局長兼黨組書記。
1954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委員。
195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副部長兼運輸總局局長，哈爾濱鐵路管理局局長兼黨組書記（至1956年6月）。
1978年6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家庭
父親余遂辛是我國早期的留日學生，是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成員，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務院參事。
1940年，余光生去延安女子大學作國際形勢報告時相識了劉卓雲。劉卓雲是新加坡歸僑，為了投身於抗日洪流中，不遠萬里來到延安。他們1941年結婚，共生育了3個男孩，長子余曉芒曾任中國信息大學校長、中國聯通集團前副總裁。
受教領袖
《解放日報》當時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它的任務是宣傳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反映黨領導的軍隊的對敵鬥爭，反映邊區的民眾生活。毛澤東主席對《解放日報》的工作一直非常關心，不僅領導了《解放日報》創刊，指導《解放日報》成長，還親自動手為《解放日報》寫社論、改稿，親自安排、指導《解放日報》的許多具體工作。
在《解放日報》成立之初，報紙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報導國際新聞上，過量刊登了國外通訊社的訊息，對國內的抗戰情況和邊區的民眾生活報導很少，脫離了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鬥爭的實際。針對這一情況，毛主席在1942年3月8日專門為《解放日報》題寫了“深入民眾，不尚空談”八個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報紙工作的癥結所在。接著，毛主席又親自召開座談會廣泛徵求黨內外人士對《解放日報》的意見。社長秦邦憲非常重視黨中央關於改造黨報對《解放日報》進行改版的指示，認真地開展了自我批評，組織報社工作人員積極貫徹黨中央指示。作為副總編輯的調查研究、精心策劃，為改版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
1942年4月1日，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加強了國內新聞特別是邊區軍民抗日戰爭和建設大後方的報導，副刊的革命文藝欄目也緊密圍繞這兩方面的內容編排，通俗易懂、催人奮進。報紙將當時黨的兩項重點工作――轉變全黨工作作風和生產運動，做了突出的報導，受到了邊區軍民的好評。
毛主席經常親自動手為《解放日報》撰寫或審改重要社論稿，親自安排、指導《解放日報》 的許多具體工作，接見一些重要外國友人時有時會安排余光生作翻譯。此外，毛主席還讓余光生做他的兼職英語老師，余光生每周要去給毛主席講授幾次英語。因此，在延安期間余光生與毛主席的接觸見面機會是十分多的。余光生親身經歷了毛主席英明決策處理的許多重大問題，這使他深受教育並終生難忘。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針對形勢變化，毛主席和黨中央立即在國際上第一個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問題。秦邦憲根據中央精神，在6月25日就為《解放日報》寫了《為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鬥爭》一文。中國共產黨對世界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宣傳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國際上一些兄弟黨驚奇地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西北一個偏僻的小山溝里，怎么能對世界形勢作出如此深刻的觀察和正確的判斷？”
1946年8月6日下午5時，毛主席在延安楊家嶺接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大家圍坐在窯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個小石桌旁，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格局和中國的戰局。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發表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余光生是這次談話的英文翻譯。據當時《解放日報》的編輯黎辛的回憶，此次談話的第二天，余光生便在報社的全體會議上傳達了談話的情況。余光生說：“毛主席的這個論斷非常英明。”余光生還特別向大家介紹了此次談話的一些具體細節。余光生說，毛主席的思路十分敏捷，智慧過人。毛主席在談話中提到了紙老虎，但英語的習慣用法中沒有這個組合詞，因此余光生翻譯時用了英語中類似的習慣用語“稻草人”來代替，由於毛主席向余光生學習過“紙（paper）”和“老虎（tiger）”這兩個單詞，而在譯文中沒有聽到，於是，他在向余光生問清情況後說：“不行，我的意思是紙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這樣，Paper-Tiger這個組合詞，隨著毛主席的著名論斷，在世界廣泛流傳了。
在主席身邊，還有一件使余光生難忘的小事。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毛主席接見一個全國性工作會議的會議代表並與大家合影。那次余光生正好由於有一項重要的工作耽擱而到晚了，看到與會代表已排好了照相的隊伍，余光生便站在遠處不好意思再入列了，沒想到毛主席一下子便發現了他。毛主席熱情地向他招手，示意他過去照相，並詼諧地對大家說：“我的老師來了！我的老師來了！”頓時會場氣氛變得非常輕鬆，代表們也紛紛跟余光生開起玩笑來：“光生同志你可不簡單啊，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你卻成了毛主席的老師啦！”
嚴肅認真
余光生認為培養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對自己、對部下要求都很嚴格。
上世紀80年代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在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穆青》系列片中，還特別提到與余光生有關的一件往事。穆青當時作為年輕記者，《解放日報》派他去採訪一位正在延安作報告講述蘇聯人民如何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名叫阿洛夫的蘇聯醫生。他採訪時一進會場，就被那種會場的氣氛感染了，回來後一氣呵成寫成了稿子並立即送給當班編輯。隨後，時任報社副總編輯的余光生把他叫了去，問他：“你去聽報告了嗎？”
穆青說：“是的。”
“阿洛夫作報告了嗎？”
“是的。”
“那么講得精彩不精彩？”
“很精彩。”
“你看你這裡怎么寫的？你這裡講的是，從始至終響起掌聲，如果是從始至終掌聲不斷，那么阿洛夫怎么作報告？人們怎么聽報告？”
穆青回憶說：“聽了這話，我心裡咯噔一下，頓時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直到今天，想起這件事，我依然感到臉上發燒。在以後長達半個世紀多的新聞生涯中，我再也不敢用那些哪怕是一點點誇張的詞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