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何元鄉地處施甸縣西部,鄉政府所在地距縣城17公里。由於受怒江低熱河谷的影響，具有典型的立體型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肥沃的土壤，豐沛的雨量，亞熱帶與溫帶共存的高原立體氣候孕育了豐富的物產，農副產品質量上乘，故有“西山曬煙、辣椒之鄉”的美譽。烤菸、甘蔗、辣椒、反季蔬菜、畜牧是何元鄉發展的五大支柱產業。林地8.05萬畝,森林覆蓋率27.3%。礦產資源已探明的有汞礦、鐵礦，莽王紅大理石、五彩石、石灰石等。大寨門古生物化石、何元村西邊塘古海洋動物化石吸引中外考古專家到此考察。
全鄉生產總值3435萬元，糧食總產519萬公斤，人均產糧421公斤。程控電話、行動電話覆蓋全鄉各村。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農村人人享有初級保健，廣播、電視覆蓋率達90%以上。
截止2006年底，該鄉已實現通電、通水、通路、通電話。現轄：9個行政村（何元、莽王、王家莊、石頭寨、李為地、大仆寨、組軍門、大坡腳、大寨門），52個自然村，80個村民小組，農戶數3417戶，鄉村人口15567人，其中：農業人口15452人。
何元，原為人名，施甸壩何家村人。本人於明末崇禎十一年（1683），從施甸何家村搬遷至何元鄉何家寨居住，去世後，人們為紀念他而改鄉名為何元。
農村經濟
何元鄉何元鄉2006年農村經濟收入4621.53萬元，其中：種植業收入2067.82萬元，占總收入44.7的%；畜牧業收入1814.41萬元，占總收入的39.3%（其中：年內出欄肉豬17907頭，肉牛396頭，肉羊211頭），林業收入199.7萬元，占總收入4.3%，第二三產業收入310.9萬元，占總收入6.7%，工資性收入194.8萬元，占總收入4.2%。
農民人均純收入1588元，農民收入主要以種植業、養殖業等為主。全鄉外出務工收入172.29萬元，其中：常年外出務工人數914人（占勞動力的8.1%），在省內務工368人，到省外務工546人。
人口衛生
何元鄉現有農戶3417戶，鄉村人口15567人，其中男性8075人，女性7492人。其中農業人口人，勞動力15452人。何元鄉以漢族為主，少數民族為彝、佤、傈僳、獨龍、景頗、布朗、納西、白族，其中漢族13104人，其他民族2470人。
到2006年底，參加農村合作醫療13390人，參合率86.7%；享受低保1020人。有鄉衛生院1所，有醫務人員9人，建築面積922.44m2，設有病床8張，X光機1台，黑白B超機1台。全鄉設有9個村衛生室，鄉村醫生23人。鄉內建有公廁2個，建有垃圾集中堆放場地1個，建有生活排水設施2個。
人文地理
何元鄉何元鄉位於施甸縣城西部山區17公里處。東與甸陽鎮接壤，西和等子鄉交界並隔怒江與龍陵縣相望，南跟萬興鄉和甸陽鎮菖蒲塘辦事處為鄰，北與由旺鎮大秧田和仁和鄉相依，總面積140.5平方公里。元代為土司轄地,明代屬歸仁鄉，隸施甸長官司。嘉靖三年（1524）隸屬保山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隸永昌府分防施甸巡政廳。民國時期屬保山縣第五區歸仁鄉。1950年設西強公社。1963年初隸屬施甸縣，1980年地名普查時更名為何元公社,1984年4月設何元區。1988年3月設何元鄉,1994年4月前，鄉人民政府駐何元寨，故名。現轄何元、莽王、石頭寨、王家莊、李為地、大仆寨、組軍門、大坡腳、大寨門9個行政村，52個自然村，80個村民小組。境內的少數民族主要為彝族。
全鄉地處怒江東岸，山勢東高西低，山脈多呈南北走向，南北最大縱長16公里，東西最寬12公里。主要山峰有大尖山、長箐山、岩子腳山等，大尖山海拔2354.3米，是境內最高峰。由於受地形特徵及怒江熱氣流影響，氣候屬立體型氣候。李為地、大仆寨一帶為亞熱帶，大寨門一帶屬冷帶，其餘為溫帶，轉換界線比較明顯。年平均氣溫15℃，最高氣溫30℃，最低氣溫僅為3℃。年平均降水量為1040毫米。
水利設施有上寨水庫、栗子園水庫、秧草塘水庫等，總庫容為317萬立方米。境內主要河流有莽城河、何元河、莽王河等，皆由西北向西南流入施甸河而注入怒江。林地面積8.094萬畝，主要樹種為雲南松，經濟林木主要有茶、核桃、花椒等。耕地主要以種植水稻、玉米、小麥、豆類等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有烤菸、甘蔗、辣椒、花生、葵花籽、涼曬煙等。
鄉內大寨門、大歇廠一帶有大量古代無脊椎動物化石，被確定為全球目前保存完整的泥盆二疊紀地質。
鄉內有媧妮澡塘,不同的水質、不同的顏色，及其醫療價值吸引著遠方的客人，胃病、風濕病、皮膚病、黃水瘡的相繼治癒讓它聞名遐邇；鄉境內有鐵礦、雌雄黃、汞礦等，曾在組軍門建有“六一四”水銀廠。
鄉內有滇西抗戰時期的戰壕、保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台坡碉堡位於何元鄉人民政府駐地20公里處攀枝花渡口，地處王家莊村攀枝花自然村，海拔660米。明萬曆11年（公元1583年）11月，永昌參將鄧子龍鎮守姚關圍殲緬軍主力，敵軍殘部向攀枝花渡口潰逃。據歷史記載，攀枝花渡口之戰，是鄧子龍抗緬戰役中的東線第一戰役勝利結束之地。
攀枝花渡口在抗戰時期的一九四二年成立“攀枝花抗日軍民合作站”，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攀枝花渡口作為著名的松山戰役的第一線，配合抗日遠征軍第88師，新編28師抗擊日本人侵略者，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基礎設施
何元鄉截止2006年底，何元鄉已實現通水、通電、通路、通電視、通電話。全鄉有1973戶通自來水，有1444戶飲用井水，有935戶還存在飲水困難或水質未達標（占農戶總數的27.4%）。有3414戶通電，有63戶通有線電視，擁有電視機農戶數1950戶（分別占農戶總數的99.9%、1.8%和57.1%）：安裝固定電話或擁有行動電話的農戶數2010戶，其中擁有行動電話農戶數1646戶（分別占總數的58.8%和48.2%）。
鄉到縣道路為彈石路面，進村道路為土路，鄉內主要幹道為未硬化路面。距離縣客運車站17公里，建有集貿市場2個。全鄉共擁有汽車4輛，拖拉機69輛，機車330輛。全鄉耕地有效灌溉面積為2867畝，有效灌溉率為15.9%，其中有高穩產農田地面積2586畝，人均擁有高穩產農田地面積0.17畝。
到2006年底，全鄉建有沼氣池農戶1982戶；裝有太陽能農戶62戶；建有小水窖1989口；已完成“一池三改：的農戶1212戶。全鄉有47個自然村已通自來水；有52個自然村已通電；有52個自然村已通路；有13個自然村還存在飲水困難或水質未達標。
全鄉農戶住房以土木結構住房為主，其中有11戶居住磚混結構住房；有35戶居住磚木結構住房；有3352戶住於土木結構住房；還有19戶居住於其他結構的住房。
招商引資
何元鄉積極主動做好招商引資工作，放手發展個私經濟。一是全力營造發展環境，消除一切妨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束縛和不符合發展要求的做法，不斷改進服務，最佳化政務環境。二是放寬市場準入和投資領域，凡符合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不違反產業政策的行業，都允許民間資本經營。三是強化政府服務職能，改進政府服務方式，簡化審批程式，提高服務效率，保護合法經營，維護公平競爭，堅決治理各種亂罰款、亂攤派行為。
以石材產品開發為工業支撐：一是繼續支持江蘇王老闆，加快建廠速度，儘快投產；二是加快莽王紅的市場開發，爭取儘快辦廠開發；三是支持大寨門、小大山石廠，增加何元青石開發效益；四是進一步規範砂石廠的採伐制度，保證全鄉資源得到保護性利用，以市場為導向，依法進行開採。
新農村建設規劃
何元鄉何元鄉截止2006年底,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項目。“十一五”期間，我鄉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思路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探索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機制，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以“四村”建設（小康村、文明村、生態村、和諧村）為主要目標，以“十個有”（人均有一畝基本農田地、有一畝經濟林果；戶有一院安居房、有潔淨能源和安全飲用水，有一個科技明白人；村有產業化合作組織、有學校及衛生室、文化室，有進村入戶硬板路、有團結務實的好班子、有科學民主的好制度）為具體建設內容；以五項骨幹產業（糧食、菸草、蔗糖、畜牧、辣椒）為支撐，圍繞形成產業發展新格局，實現農民生活新提高，構建公共服務新體系，建設鄉村新面貌，塑造文明新風尚，健全管理民主新體制等任務，全面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我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全縣、全市乃至全省同步推進。
何元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總的要求是力爭通過15年左右的努力，把全鄉90%以上村莊建設成：產業穩步發展，集體經濟實力增強，農業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以上，農民人均經濟純收入達6000元左右的小康村；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5年，鄉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衛生室，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100%，養老、農村低保等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建立和生活方式科學健康的文明村；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基礎設施完善，人居環境優良，村容村貌整潔的生態村；村級黨組織堅強有力，村務管理民主規範，社會治安良好，鄰居和睦相處的和諧村。
實現上述目標，“十一五”時期是關鍵。到2010年，我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階段性目標是：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總收入達到5721萬元；現代農業建設取得初步成效，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提高，總產量達到6706噸；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大幅上升；農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高，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2300元以上；鄉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20萬元左右；農村居民恩格爾係數40％左右；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5‰以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邁出較大步伐，農村環境衛生狀況和村容村貌得到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到遏制，林木覆蓋率達到40％。農村社會事業快速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成果進一步鞏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建立，農村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等保障制度初步形成。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農村基層政權和民眾性自治組織建設得到加強，農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能力進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