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之路
任希夷行楷他師從朱熹，篤信力行，故而朱熹對其深為器重。後來他調往浦城任主簿；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為太常寺主簿；嘉定四年（1211），以宗正丞兼太子舍人，累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嘉定十二年，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十三年，兼參知政事；嘉定十四年，出知福州。任氏卒後贈少師，謚宣獻。其平生著有《斯庵集》，已佚。《宋史》卷三九五、明嘉靖《邵武府志》卷一三有傳。
任希夷書法
任希夷擅書法，這一點從他留傳至今的行書《范氏唐誥題跋卷》即可知悉，儘管筆者並未能在書史中找到後人對他書法的評述文字。《范氏唐誥題跋卷》（見下圖），紙本，縱24厘米，橫39厘米，現藏南京博物院。此作書於“嘉定丙子季春六日”，即嘉定九年（1216），任希夷時年60歲。前面我們提到任希夷從朱熹學，所學當然是指學問方面。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史實，即朱熹在書法上造詣也很深，並被目為“南宋四家”（另三家為陸游、范成大、張孝祥）之一。任希夷在書法上一丁點兒不受朱熹的影響似乎是沒有道理的。正是基於這一點，使得筆者產生將兩者書法做一簡單比較和探究的興趣。
評價
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儒家在漢代獲得統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將精深的思想與淵博的學識結合起來。”朱熹就是儒家這兩個方面的傑出代表。他淵博的學識，使其成為著名的學者；他精深的思想，使其成為第一流的哲學家。爾後數百年中，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絕不是偶然的。雖然書法在古代大家、學者眼裡只算末等學問，但是他們對此均未敢真正小覷過。除了科舉考試要寫得一手工楷外，平時詩詞酬唱、書信往返中，字寫得差也會被同儕看不起，再加之書法本身就有使書寫者深陷其中而樂此不疲的魅力，故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擅此道者何止千萬！朱熹的書法淵源有自，青少年時期曾受到父輩的影響：“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朱熹又“少好古金石文字……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大約也因為這個經歷，明人王世貞獨具隻眼地評其書帖有“漢魏風骨”。除了崇尚漢魏以前石刻文字外，朱熹後來對顏真卿、蔡襄、王安石、張浚等人的書法也有學習和借鑑，並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當然，朱熹學問做大了，書法這種小名被掩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我們要談任希夷的書法，卻說了半天朱熹的書法，目的無非是想說，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發展起來的，除了內因，外因的作用也相當重要。既然沒能找到有關任希夷書法的相關記述，就只好對其作品本身透露出來的“蛛絲馬跡”“就事論事”了。從這件行楷作品可以看出，任希夷在書寫《范氏唐誥題跋卷》時是十分用心的：點畫用筆講究，筆筆到位，起筆多尖起，勾、挑、捺筆畫多在收筆處頓挫後銳鋒送出，精神外耀。然而他又不是一味如此，而是藏露結合、剛柔相濟、相輔相成。這就是任希夷的高明處。在字形上，個別字欹側不平，略有拙意。檢之朱熹所存諸種書跡，風格不盡相同，因其遺墨大多為手札、文稿，書寫隨意天成；而任希夷所書內容具有一定的嚴肅性（如這件誥命題跋），故而不宜潦草。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從朱熹的《卜築鐘山帖》找到了與任希夷書法許多相近的地方。而從朱熹撰文並書寫的《劉子羽神道碑》拓本來看，任希夷的《范氏唐誥題跋卷》竟像是朱熹書法的翻版。
根據上面的認識，筆者以為，任希夷在書法上曾受到朱熹的影響乃至點撥都是極有可能的。另外，任希夷在書法上似乎學過歐、虞，這也是通過對任希夷書法所傳達出來的信息加以分析而大膽臆測的。在沒有文獻支撐的情況下，大抵也只好如此了。任希夷傳世墨跡不多，亦殊乏相關資料，這無疑會影響我們對其書法做深入、全面的認識，進而對其書法做出客觀、貼切的評價。通過觀察其有限的幾件傳世作品，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任希夷的作品能留傳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緣於歷史首先認可了他純正的書法淵源。
任希夷行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