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南鄉起義

1930年7月25日，浙江仙居南鄉農民，在中共仙居中心支部南鄉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帶領下，舉行了一次武裝起義。 此時，永嘉紅軍游擊隊負責人徐定魁、泮善琴也來到上岙村，動員楊老海發展武裝力量，與國民黨政府作鬥爭。 楊老海、朱福真領導的游擊隊計有130多人，在黃皮寺整編後，返回永、仙、黃邊境堅持鬥爭。

1930年7月25日，浙江仙居南鄉農民，在中共仙居中心支部南鄉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帶領下，舉行了一次武裝起義。
20年代末，仙居縣風、蟲、水、旱災害並臻，百姓苦不堪言。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卻有增無減，廣大農民怨聲載道。
1928年，中共仙居縣中心支部在丰南鄉的溪上、柯恩等地發展黨員，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開展革命活動。在黨的影響下，第17鄉（今寺前鄉）下塘村貧農朱福真，拉起10多人的隊伍在仙（居）永（嘉）黃（岩）邊境“打富濟貧”。1929年11月被編入永嘉紅軍游擊隊。朱福真在仙居的上張、柯思、十三都地區使游擊隊擴大到二三十人，並與上岙村的楊老海結為朋友。
此時，永嘉紅軍游擊隊負責人徐定魁、泮善琴也來到上岙村，動員楊老海發展武裝力量，與國民黨政府作鬥爭。
1930年3月9日，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浙南領導武裝鬥爭的胡公冕等，集中永嘉、仙居、黃岩等縣邊境的農民武裝，在黃皮寺（當時屬仙居，現屬永嘉縣）進行整編，成立浙南紅軍游擊總指揮部。活動在仙居西鄉的“浙西工農革命軍”金永洪領導的隊伍，和朱福真、楊老海領導的農民武裝，均被編入該指揮部的第1、2支隊。楊老海、朱福真領導的游擊隊計有130多人，在黃皮寺整編後，返回永、仙、黃邊境堅持鬥爭。
6月，國民黨仙居縣政府再度派員到二十鄉催繳田糧，剛到達上張村，農民陳春等帶著近百人蜂擁而上，奪下土地陳報單和“田糧冊”，當場燒毀。
還迫使“催糧官”檢討認錯。從此，國民黨在南鄉的村、里政權全部癱瘓。
國民黨仙居縣當局無可奈何，把楊、朱游擊隊的控制區稱之為“匪區”，聲言“要調大軍蕩平”。在黨組織和楊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人的發動下，各地農民紛紛請來鐵匠製造武器，僅姚岸、塘園兩村，就製造了土炮4門，火藥槍35支。
同月底，南鄉黨組織向楊老海等傳達中共浙南第1次代表大會精神。紅13軍所屬的永嘉游擊隊負責人徐定魁、泮善琴也向楊老海介紹了紅13軍的情況，並鼓勵他們發動農民，奪取政權。楊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深受鼓舞，分析了敵我態勢，決定舉行武裝起義，攻占仙居縣城。他們分頭進行了發動，得到了廣大農民的回響，踴躍報名參加起義。楊老海還去永嘉、黃岩聯繫，尋求支援。徐定魁、泮善琴等表示全力支持。
南鄉農民反對土地陳報的鬥爭和浙南紅軍仙居獨立中隊在西鄉的活動，使國民黨仙居當局大為恐慌。縣長韋雋明哀嘆：“出城五里都是共匪天下”。
並“要求省府飛派大隊剿辦、救援。”浙江省政府即飭保全隊第五團“負責剿辦”。7月下旬，縣長韋雋明得悉楊老海、程小俄欲攻縣城，即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由縣商會籌集經費，招收“鄉勇”協助駐城的保全隊5團2營6連守城，命皤灘保衛團團總王良喜、王元清待命來援；並派鄭天英、鄭雲趕赴臨海，向“浙保”5團求救，招收起“鄉勇”100餘人，加固了城防。
楊老海為奪取縣城，命令各支農民武裝於7月24日到塔木嶺十方堂（在今大洪鄉，系一座寺院）集中，到會者約1450人。永嘉泮善琴、黃岩戴元譜領導的隊伍100餘人也按時到達。是日晚，舉行攻打縣城誓師大會，發給參加者每人1條紅布作為標誌。25日，程小俄率領的臨海農軍近200人也趕到。參加起義的隊伍加上沿途跟隨來的農民，總數約2000人。起義領導人在研究確定攻城方案、明確分工後，即率領起義隊伍連夜向仙居縣城開進。
7月26日凌晨，隊伍抵達縣東嶺，占領了各個山頭。拂曉，隊伍迅即沖向城東門。城內守敵鳴槍報警，關閉城門，拔掉吊橋，據險固守，激烈的戰鬥隨之展開。領頭的1名旗手中彈犧牲，後續者擎起紅旗，涉水前進，包圍了縣城。但城牆系條石壘成，高6米有餘，城腳內外各有一條3米多寬、水深過人的護城河。農軍沒有渡河和攀城的工具，只能在城腳迂迥。對峙了一天，仍不能破城。27日中午，駐海門（今椒江）的省保全隊第5團2營趕到東門，駐皤灘的保衛團趕到西門，農軍腹背受擊。在此情況下，楊老海下令撤出戰鬥，退回南鄉山區。接著，敵人就在城郊各村瘋狂搜捕，先後20餘農軍被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