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所謂主權財富（sovereign Wealth），與私人財富相對應，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特定稅收與預算分配、可再生自然資源收入和國際收支盈餘等方式積累形成的，由政府控制與支配的，通常以外幣形式持有的公共財富。
傳統上，主權財富管理方式非常被動保守，對本國與國際金融市場影響也非常有限。隨著近年來主權財富得利於國際油價飆升和國際貿易擴張而急劇增加，其管理成為一個日趨重要的議題。國際上最新的發展趨勢是成立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並設立通常獨立於央行和財政部的專業投資機構管理這些基金。截至2008年初，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累計達到約2萬～3萬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分布在石油輸出國家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中。
隨著主權財富基金數量與規模迅速增加，主權財富的投資管理風格也更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於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於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甚至擴展到了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主權財富基金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且重要的參與者。
主權財富基金常與官方外匯儲備相提並論，引起了不少混淆。二者的共同點顯而易見，即皆為國家所擁有，同屬於廣義的國家主權財富，來源也頗相似。但我們可從幾個方面對它們加以區分：
其一，官方外匯儲備反映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中，後者則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以外，有獨立的平衡表和相應的其他財務報表。
其二，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運作及其變化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密切相關，而主權財富基金一般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沒有必然的、直接的聯繫。
其三，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化產生貨幣政策效應，即其他條件不變，央行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或減少將通過貨幣基礎變化引起一國貨幣供應量增加或減少。而主權財富基金的變化通常不具有貨幣效應。
最後，各國央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通常採取保守謹慎的態度，追求最大流動性與最大安全性，而主權財富基金通常實行積極管理，可以犧牲一定的流動性，承擔更大的投資風險，以實現投資回報最大化目標。
正因為這些區別，近年來國際上的一個趨勢是把官方外匯儲備的多餘部分（即在足夠滿足國際流動性與支付能力之上的超額外匯儲備資產）從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機構，即主權財富基金，或委託其他第三方投資機構進行專業化管理，使之與匯率或貨幣政策"脫鉤"，只追求最高的投資回報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是這一模式的先驅，中國國家投資公司已於2007年成立，註冊資金2000億美元，是此模式最新也最重要的案例。
需要指出，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國家投資公司的功能與作用有各種看法。其中一個普遍觀點是，成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可以控制外匯儲備規模與增長速度，有效減少當前中國經濟中的過剩流動性，並緩解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只受國際收支變化趨勢、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影響，與外匯儲備資產的具體管理方式或具體管理機構無關。至少按照已經公開宣布的設計思路，該投資公司並不能管理國內流動性，不能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也不能影響國際收支與外匯儲備變化的趨勢。在貨幣政策方面，它是中性的。
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作為獨立於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專門投資機構，主要通過採用更為活躍積極的投資管理方式，進行風險資產的最優組合，以獲得比傳統外匯儲備管理更高的回報率。此外，鑒於國家外匯投資公司計畫吸收兼併現有的匯金公司，因此它的一個附屬功能將是代表國家對國有金融資產（主要是股權資產）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幫助改善國有控股、參股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內部管理與經營效率。
在主權財富基金日趨活躍的同時，它們也面臨一些極大的風險與挑戰，包括特殊的價格風險、市場風險與政治風險。
首先，主權財富基金與一般投資基金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樹大招風"，其一舉一動都會格外引人注目，很難在市場上維持匿名性與私密性。市場一旦獲知某主權財富基金有意投資某資產或證券，該資產的價格就會上漲，從而增加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成本。其次，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大部分分布在其他國家，因其敏感的政府背景，往往會引起東道國各方面的猜疑、無形的阻力甚至公開的敵意。 為實現主權財富基金的成功運作，中國應認真總結可資借鑑的經驗和教訓。國際上主權財富基金運作對中國最重要的啟示有三條。
第一，要建立明確的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原則。所謂商業化，即主權財富基金章程要非常明確地規定，基金只追求純粹商業的目標，即長遠投資價值的最大化，而不摻雜其他非商業的政治性或社會性的目標。
實踐證明，主權財富基金因其背景，極容易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政治上的影響與官僚干預， 被迫追求多元但往往互相衝突的目標。這樣做的後果是，犧牲了其獨立性與專業化運作能力，難以實現投資風險與回報最佳的匹配。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大部分投資于海外資產，本來政治上就極為敏感。如果一國主權財富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就有可能被認為只不過是該國政府的一個政策工具，因此更容易遭受投資東道國政治上的指控與阻力。
第二，為確保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主權財富基金一方面要在公司章程中明確確立基金及其董事會與股東（國家）的關係，與央行和財政部的關係，與政府其他部委的關係，與金融監管當局的關係，以及與旗下投資對象尤其是與由其參股控股的子公司之間的關係。任何含糊不清的關係界定，必將導致各方面對於主權財富基金的不必要干預，從而影響其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運作。
另一方面，主權財富基金的內部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如何建立也至關重要。成功的主權財富基金如阿聯阿布達比投資局、新加坡GIC、挪威政府養老基金等，都致力於仿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的組織，避免仿襲照搬政府行政機關的架構，尤其是突出董事會與專業投資委員會的核心決策職能與自主權，講究組織上的精簡與決策的效率。
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引申意義是，主權財富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文化，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使命，阿聯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第三，外部管理在主權財富基金管理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具有良好業績記錄的主權財富基金，都把很大一部分資金交由外部專業機構管理。它們一般優先委託給國內真正高資質、具有國際經驗和發展潛力的專業投資管理人，從而培育目前國內仍處於極端幼稚階段的機構投資者行業。其次，這些主權財富基金會挑選世界上一流的投資機構--包括投資銀行、PE公司、對沖基金以及傳統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其外部管理人，這既可以獲得較高的預期投資回報，也可得到外部專業機構所能提供的投資研究報告、市場情報資訊與投資管理經驗等。
外部管理對絕大多數主權財富基金都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外部管理，主權財富基金可以彌補政府投資機構專業人才的嚴重不足，同時避免了主權財富基金直接出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競購資產，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減少主權財富基金面臨的特殊市場風險與政治風險。
2007年的全球金融市場，最為耀眼的一個概念當屬“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SWFs最為國人所熟知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2007年9月29日掛牌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億美元的中國投資公司，不但使其自身成為2007年最吸引全球金融市場眼球的中國企業，更是因此而喚起全球輿論對SWFs的高調關注。2007年終，中國投資公司購買50億美元摩根史坦利可轉換股權，取得9.9%的股權，成為該公司第二大股東。此舉讓中投公司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歷史經驗表明，已開發國家一直習慣以資本為武器，在國際社會橫衝直撞，攫取了大量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當新興國家的SWFs大規模增長時，舊有的政治、經濟、金融權力結構的均衡當然要打破，而歐美對全球金融權力的操控也不會自然放棄，於是，一時間，全球政要、金融巨子對SWFs品頭論足是一個流行時尚。國際上的主流論調傾向了“金融保護主義”：美國自然要求SWFs乖乖聽話，而德國總理默克爾抵制的吆喝聲最為賣力，2008年初的G7公報表示了擔憂，IMF則在美、德的授意下準備加強對SWFs的風險評估和國際監督。
歷史經驗表明，資本的確是一種有力的武器，已開發國家就曾一直習慣以資本為武器，在國際社會橫衝直撞，攫取了大量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當新興國家的SWFs大規模增長時，舊有的政治、經濟、金融權力結構的均衡當然要打破，而歐美對全球金融權力的操控也不會自然放棄，於是，一場關於SWFs的暗戰驟然拉開了帷幕。
【SWFs的現狀】
SWFs是2005年由國際投行們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詞，其實並非一件新鮮事物，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出現。1953年，科威特利用其石油出口收入成立科威特投資局，投資於國際金融市場。1956年，西太平洋島國——英屬吉爾伯特群島利用其富含磷酸鹽的鳥糞出口收入也創建了一隻SWFs。當鳥糞消耗殆盡時，該群島SWFs的投資組合價值達到5.2億美元，約為該群島年度GDP的9倍！一般認為，SWFs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由政府擁有、控制與支配的，二是追求風險調整後的回報最大化目標。從SWFs的資金來源看，既可以是一國政府通過特定稅收與預算分配形成的，也可以是資源出口收入或非資源性貿易順差等方式積累形成的，但通常是和如何管理多餘外匯儲備分不開的：以亞洲為例，中東產油國和中國、東南亞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若僅僅出於維護對外支付職能、維護幣值穩定的目的，亞洲各國並不需要如此多的外匯儲備；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講，過多持有低收益率的外匯儲備，也是一種金融資源浪費。因此，多餘部分的外匯儲備逐漸不再投資於傳統的高流動性資產，而轉換成主權投資基金，通過專家管理來選擇更廣泛的投資工具、構造更有效的資產組合以獲取風險調整後的高回報。
迄今為止，全球範圍內已設立了SWFs的22個國家和地區中，由資源輸出國或大宗商品出口國利用相應的出口收入創建SWFs的，有阿聯、科威特、沙特、卡達等OPEC產油國，以及俄羅斯、挪威、汶萊等非OPEC產油國、美國阿拉斯加等盛產石油的獨立地區，同時還有銅礦出口國智利以及鑽石出口國波札那等；由長期以來存在持續貿易順差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利用國際收支盈餘創建的主權投資基金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中國等。
雖然SWFs成立時間較早，但因總量規模一直不大，並不引起世人注意。據估計，1990年全球SWFs的規模只有約5億美元，在最近10～15年間，得益於油價上漲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收支大幅盈餘，近年來SWFs才獲得驚人的增長，目前總量已經達到2萬～3萬億美元，名列全球前五大的SWFs合起來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阿聯的阿布達比投資局約有8750億美元、挪威央行的NBIM約有3549億、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約有3300億美元、沙烏地阿拉伯的各種SWFs約有3000億、科威特投資局約有2500億美元的資產規模，見下表)。從基金管理資產規模相對於基金所在國GDP百分比的相對規模來看，則阿聯、挪威、新加坡、科威特、卡達、汶萊等國SWFs的比率均超過100%，而俄羅斯的比率不到15%、中國的比率不到10%。值得指出的是，全球SWFs的資本集中度是相當高的，其中最大5隻基金的規模相當於全球總規模的70%以上。
目前，人們認為最為成功的SWFs是成立於1974年的新加坡淡馬錫。2007年8月發布的《淡馬錫2007年度回顧》顯示，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淨值，已經從成立之初的3.54億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億新加坡元，公司淨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資產組合為金融類股權。而投資項目的地域範圍也從新加坡延伸到整個全球。總之，當前的SWFs已經成長為全球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管理風格日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於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於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甚至擴展到了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金融保護主義”的幽靈】
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們，跨境資本既追求經濟利益，還追求地緣政治利益與權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國家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後起大國也像他們當年一樣，會利用其雄厚的SWFs力量作為“金融核武器”，解構現有的政治、經濟、金融的權力版圖，實現其政治意圖和經濟利益。用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的話來說，SWFs坐擁如此龐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統將任其左右。因此，隨著中國投資公司的成立，一場關於SWFs的約束與反約束、控制與反控制的暗戰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發布的G7公報，可以說是正式拉開了這場暗戰的帷幕：該公報明確表達了對SWFs帶來的風險的擔憂，指出國際社會應儘快確定SWFs的制度結構、風險管理、透明度和問責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美國的兩難：需要與遏制】
在如何對待SWFs問題上，美國兩難的矛盾心理非常明顯：既要想辦法挽留SWFs投資於美國的金融市場，又害怕SWFs規模壯大後導致其美元霸權的衰落，使其弱勢美元轉嫁債務的政策破產。由於當今美元霸權地位，在美國採取弱勢美元政策時，人們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續貶值帶來債權縮水的惡果，但持續貶值對美元也有極為不利的一面——終將耗散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導致市場拋售美元。而大規模增長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資策略，追求高風險資產的回報率，在美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必將逐步減少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轉換到歐元等其他幣種資產，從而加快美元轉換歐元等其他幣種的趨勢，可能形成拋售美元的羊群效應，而終將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屆時，美元霸權的終結時代就將來臨了。除了擔心對美元和金融市場的衝擊之外，美國政府對SWFs操作策略的隱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頗有微詞，害怕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利用SWFs來控制其高科技、資源性和軍工類企業。比如，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克萊·樓瑞就表示,那些貿易順差巨大的國家所管理的主權投資基金迅速壯大,但不知道SWFs的這些錢都去了哪裡，難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魯莽的風險管理舉措帶來較大影響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強透明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懷疑，SWFs會利用政府間諜機構蒐集大量幕後信息來進行內幕交易。許多美國的專家學者也跳將出來助戰，紛紛指責SWFs其中，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時報》上撰稿說，SWFs會造成市場的恐慌，可能削弱國際金融機構的政治影響力，甚至有擾亂全球市場的趨勢。
儘管很想進行嚴厲管制，但考慮國際收支逆差需要他國的SWFs與外匯儲備支撐，美國政府投鼠忌器，並沒有出台嚴厲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為，美國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一方面是出於擔心保護主義情緒急劇升溫會導致SWFs真的用腳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維護自身監管能力和美國金融市場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強化了美國財政部對外國公司投資美國資產的審查和限制的權力。美國財政部認為，該法案已經體現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既保護了美國的利益又沒有增加更多的投資貿易壁壘。基於這套法案的背景，美國財政部認為，推出一套SWFs自願遵守的“最佳實踐”規則就已經足夠了。
然而，美國內部的“金融保護主義”仍在繼續抬頭，在2007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的SWFs聽證會上，部分議員認為美國政府對SWFs的約束還是過於寬鬆，要求採取更為嚴厲的立法來抵制和約束SWFs。
【德國牽頭歐盟力舉抵擋大旗】
歐洲的上空也瀰漫著“金融保護主義”的幽靈。長期以來，德國政府對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資載體控股德國企業就非常警覺。目前，德國政府對待SWFs態度與其先前強烈要求監管對沖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態度倒是一脈相承，成為了歐洲牽頭抵擋SWFs的旗手。德國認為，SWFs會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動機的驅使”，因此不但在國內組織政府草擬立法、組織委員會，限制SWFs的投資，還努力鼓譟整個歐盟採取一種“共同方式”，審查SWFs對歐洲公司的“惡意收購”活動。德國抵制SWFs的觀點其實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爾烙印”。默克爾上台後，德國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擔任起全世界秩序領導者的職責，努力扮演人權衛士的政治大國形象。相較科爾、施洛德等幾位前任，默克爾對中國的個人成見較深，主導推動立法約束SWFs投資，也是受到了中國投資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回響了德國的呼籲，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報告書，試圖建立一套系統的核心產業保護法律框架，旨在保護法國一些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不受SWFs的影響。
【青睞SWFs的國家】
面對中國的投資和經濟成長給世界帶來的超常的紅利，理性的人們都會認為自築樊籬隔絕中國的資本實在不合時宜。因此，G7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面對默克爾煞費苦心的限制SWFs的牽頭行動，英、意不為所動，堅持其傳統的自由主義立場，明確表態期待SWFs的投資。澳大利亞更是對來自中國的資金提供各種機會。英國財政大臣阿里斯代爾·達林認為，作為政府針對具體投資意向的保護主義言論是錯誤的，因此，英國將抵制歐盟採納統一政策應對SWFs。倫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長約翰·使達德更是對SWFs拋出了“來我這裡，不必透明”的橄欖枝。2007年10月26日，中國投資公司成立尚不到一個月，使達德就迫不及待地專訪中國，力邀中國投資公司落戶倫敦。使達德認為，強迫SWFs透明的理由並不充分，而倫敦金融城採用的是“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制度，可以與企業之間進行“持續的對話”，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臨和形成的風險。
義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場準入，對潛在投資者沒有國別限制。其國際貿易部長愛瑪·波尼諾在談起一直虧損的義大利航空公司時就表示：“我不在意誰買下它，他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愛斯基摩人……只要他們能讓該公司扭虧為盈就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對包括SWFs在內來自中國的投資都持歡迎態度。霍華德總理在位11年來一直在為中國公司投資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鋪平道路，澳大利亞工黨領袖、現已於2007年12月3日剛剛就任總理的陸凱文也表示支持這一政策。德國的“金融保護主義”傾向，顯然給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機會，這可是德國最不願意看到的後果。
【躍躍欲試的IMF 】
既然親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整個2007年，美國政要都紛紛在多種場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應儘快出面展開評估SWFs風險的工作程式，在全球範圍內出台一項針對SWFs的運作和監管規則。美國的如意算盤是，納入IMF的國際監督框架下，SWFs無論到哪都有約束，不如就留在美國。德國在歐盟的呼籲反響平平的時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動此項艱難工作。美、德的邀請其實正合IMF心意。IMF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給危機國提供融資。最近10年來，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並將其轉換為SWFs，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還提出了最多要裁員15%的計畫。如果IMF不轉換工作重心，加強對SWFs的監控，一旦其規模急劇增長而做大，將會使得IMF的地位邊緣化。當然，IMF也意識到對融資職能逐漸弱化意味著什麼。因此，加強國際監督職能是IMF改革的內容之一。在這種情形下，當美、德等國呼籲IMF制定相關原則加強SWFs的監管時，IMF認為這是一個重塑國際監督職能的時機，自然應允。更何況，IMF被賦有評估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職責，以關注、監控風險的角度對SWFs提出“最佳實踐原則”實在是名正言順的事情。
為了配合美、德兩國，2007年以來，IMF關注焦點已經從對沖基金轉移到SWFs了。IMF認為，鑒於以往世界經濟經歷過類似主權倒債、投機資金狙擊一國貨幣等慘痛教訓，IMF必須高度關注SWFs的發展。同時，IMF擔心，SWFs可能會利用一國的主權信貸資質，濫用槓桿融資從事高風險投資項目，最終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從IMF新總裁史特勞斯·卡恩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勞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燒到了SWFs，他強調了SWFs給基金組織成員國帶來的挑戰，並暗示這些基金有可能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新來源。
目前，IMF建議各國政策的制定者應該留意SWFs，並有必要讓這些基金的運作更透明；同時，IMF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資本研究小組，已經開始蒐集相關信息，評估SWFs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過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詹森表示“進度還處在相當初級的階段”。但不管怎樣，這項工作已經正式啟動起來。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進一步採取強行行動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樣不顧中國在內的部分開發中國家的保留意見、強行通過關於匯率監督的《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那么最終形成一個不採納我們意見的關於SWFs的監督原則也未必不可能。
【盼望著泡沫浴的國際投行】
2007年下半年來，國際投行們的日子也都不大好過，一直在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危機的泥潭中徘徊，貝爾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們一個個掛冠離去。雖然次級按揭貸款危機最終化解為時尚早，但大鱷們洗刷滿身泥濘的渴求卻非常強烈。它們發現這樣的機會就要來臨了，那就是SWFs將帶來資產管理業務飆升的泡沫浴。本來，SWFs就是國際投行們兜售的一個概念。投桃報李，SWFs成立後一般都要聘請國際投行進行資產管理。事實上，基於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保護主義”存在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設立內部投資組合管理團隊面臨的高成本和種種困難，藉助外部的資產管理人是SWFs爭取主動權的一個現實選擇。作為SWFs進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歡用外部管理人來提高資產管理績效，目前，其內部經理人也僅僅管理了總量為3549億美元資產中不到40%的份額。美林認為，未來SWFs對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會達到1.5萬億至3萬億美元，在全球風險資產(股票和非主權債券)中占有的份額將會較現在增加一到兩倍，到2011年，將占全球風險資產的16%左右，每年直接給國際投行們增加40億至80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費。一個還算酣暢的沖刷次級按揭泥濘的泡沫浴已經在等著它們了。
其實國際投行們鍾情於SWFs還有一個埋在心裡的小九九，那就是隨著SWFs規模的持續擴大，將進一步深化市場規模和增加全球流動性，全球資產價格的飆升將會愈走愈強，這一方面將導致國際投行們的管理收入因資產管理規模大幅飆升而大幅上漲；另一方面國際投行們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在全球價格飆升過程中，通過自營業務獲利。當然，國際投行們的小九九也並非壞事，至少在促進SWFs規模增長問題上不是絆腳石。
【我國SWFs的暗戰之道】
開弓沒有回頭箭，積極發展SWFs已是我國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績效和沖銷流動性過剩的有效舉措，但對成立中國投資公司引致全球軒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對西方“金融保護主義”的咄咄逼人，一味地迴避消極，聽任歐美設定投資壁壘，肯定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如何妥善應對，考驗著我國政府與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認識清楚“金融保護主義”的政治性，尤其要考慮西方政治更替可能會導致“金融保護主義”升級的可能性。面對“金融保護主義”，切不可等閒視之，不要以為不投資美國就能輕易地占有主動性，摻和了政治因素後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國總統大選年，針對中國話題歷來是一個激發選民情緒的有用手段，百試不爽。2008年又是大選年，一旦總統候選人拋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論調，抵制SWFs可能會愈演愈烈。如此以來，亞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資產，必將加快資金轉移到美元幣種以外的資產，屆時將導致歐元承擔更大的升值壓力，並可能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從而觸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勢力更大的“金融保護主義”浪潮，乃至引發全球的不滿。而這一切又是在中國主權財富資金剛剛成立後的背景下發生，甚至連他國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們樹大招風。
其次，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強調商業性目標，適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謀求控股，以緩和“金融保護主義”牴觸情緒。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國家滿意，主要是3條：一是不謀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投資，不涉及私募股權投資；三是在投資組合變化後適時公布於眾。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中，我國實業公司併購國外資源性公司經常遭遇嚴重抵制，自然我國SWFs的投資行為也一樣會遭遇抵抗。因此，有關方面要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做好“金融保護主義”的安撫工作。
在經營目標上，中國投資公司向國際社會強調按照商業模式運作，以資本回報率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貨幣市場，不存在政治動機，不會增加全球經濟金融的風險。
在經營策略上，可參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謀求控股，聘請外部資產管理人，設立不同投資組合的子基金，如滿足交易性和預防性動機的高流動性組合、滿足盈利性動機的長期資產組合、滿足發展性動機的緩衝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強各子基金投資目標的透明化，緩解東道國“金融保護主義”的牴觸情緒。
在投資品種上，實行漸進戰略。投資品種可以在金融產品的風險譜繫上，按照風險從低到高的順序逐漸擴展，包括：國債、政府債、機構債、貨幣市場產品、房地產金融產品、公司債、實業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產品等；條件適當的時候，才開展直接投資。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牽制戰術。G7國家並非鐵板一塊，德國欲牽頭歐盟抵制SWFs，但英、意卻對來自中國、俄羅斯的SWFs欣然接納。澳大利亞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都歡迎SWFs的投資。即使是美國和歐盟的立場也沒有完全協調一致。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尋找各國的制度差異，利用各國急於吸引投資的心理，以夷制夷，各個擊破。
國際投行也是一個可以藉助的幫手。主權財富基金的巨額資產規模令國際投行們垂涎三尺，我們可以聘請它們擔任外部資產管理人，甚至還可以購買它們的股權，在分享它們的知識資本的同時，利用其對各國政府的遊說與操控能力，牽制“金融保護主義”。
第四，要針鋒相對地利用國際的輿論，加強宣傳工作，批判鬆散管束對沖基金的同時卻抵制SWFs的歧視標準。與對沖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穩定的中堅力量。從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與動盪來看，沒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機引發的。相反，1997～1998年對沖基金攻擊固定匯率制而觸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還被西方津津樂道。其實，對沖基金自身投機失敗也是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來源之一。如美聯儲出面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就是一個明證；最近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也脫不了對沖基金的干係。
第五，要積極聯合全球SWFs與抵制國協商談判，建立類似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解決糾紛。二戰以來，國際貿易體系通過詳細的協定成功處理了各種熱點政治糾紛。事實上，完全可以將SWFs的活動視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國及其投資的東道國之間，就投資行為進行協商，簽訂雙贏的金融貿易協定。若SWFs違反協定，以後的投資就要被叫停；若東道國違反協定，母國可以得到相應補償或對等地報復東道國。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聯合其他SWFs，與“金融保護主義”國家坐下來談判，簽署牽涉金融市場的貿易協定，並在IMF的參與下達成SWFs“最佳行為準則”的核心原則，以消除投資壁壘和監管空白。
最後，要注意監管流入我國的國外SWFs。一是在市場準入的安全審查中堅持對等原則的同時，可參考國外的投資委員會制度，將國家安全以及保持競爭優勢放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資領域與控股水平上，嚴格限制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安全的投資，對SWFs的投資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強對國外SWFs在我國境內投資行為的跟蹤監測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