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死（death of men）
人的概念此前，人文學科雖然發現了人的存在，但並沒有將人當做一個特殊的對象來看待，人並不是這些學科的中心，這些學科也“沒有關於人本身的認識論意識”。只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期之後的現代思想中，人既是知識的客體，又是認知的主體，既是人文學科捕捉的對象，又是這些學科得以奠定的基礎，成為學科和知識的中心。人文學科正是以人的秘密做基礎來展開自身的學科想像。這個誕生於十八世紀的知識過程，實際上就是“人的誕生”的過程。而無論是“誕生”還是“死亡”，並不是意味著作為一個具體實在的人的誕生或死亡，而是指人文學科中作為知識對象和知識客體的“人”的誕生或死亡。
這樣一個學科中的人，就是一個概念的人，或者說就是人文學科所形成的人的觀念。福柯將十八世紀末期以來的現代思想對於人的分析稱作人類學，它由康德開創。正是在人類學中，人成為中心。它的基本問題是“人是什麼？”它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但是，福柯卻宣布這種人類學將要死掉了。這就是所謂的“人之死”，或者說，就是人的終結或人的消失。顯然，這裡的“人之死”，是作為某種知識形態和觀念形態的人的死亡，是以人為中心的學科的死亡，是以康德的人類學為基本配置的哲學的死亡，最終，是十八世紀末期以來的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知識型的死亡。但是，這樣一個觀念意義上的“人”是如何死亡和消失的呢？
福柯藉助尼采提出了這個問題。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思想是“人之死”的哲學起點。超人正是對人和人性的克服，超人將取代人，它的出現意味著人的消失。在福柯看來，上帝之死同人的消失同義。在尼采那裡，上帝和人相互歸屬，人與上帝存在著一種親緣關係，緊緊地纏繞在一起。二者的意義只有依賴於對方，只能在以對方為參照、為語境、為解釋的條件下才能被闡發，它們無法彼此隔絕和孤立。上帝只能是人的上帝，人只能是被上帝所俯瞰的人。就此而言，人和上帝是孿生子。只有在這種相互依託、相互寄生的意義下，“上帝和人才相互歸屬”。人和上帝具有怎樣一種牢靠而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尼采看來，上帝常常讓人負債於他，在人和上帝的契約關係中，人占據著債務者的位置，人和上帝的關係成為一種欠債和還債關係。作為債務者的人，被上帝免除了債務，也因此免除了因為債務而該得的懲罰。但人並不因此解脫，反而充滿了罪感、負疚和責任。這樣，在上帝面前，他愈發謙卑恭順。他應該不停地償付、同情、憐憫、犧牲。他的罪感意志構成了他的全部存在性，這也決定了他在上帝面前的永遠敬畏和臣服。他的一切，無論哲學還是倫理、行動還是意識，總是處在上帝的凝視下，總是以上帝為準繩，以上帝為永恆的裁判、起源和理念，人無法擺脫上帝的咒語。同樣，就上帝而言，如果沒有人，沒有人的行為、道德、意識、哲學，沒有人的全部存在性，上帝同樣沒有自己的存在意義。上帝的發明正是人的發明，上帝的出現正是人的出現的結果，上帝是為人而生的，它的職責、任務、價值和意義，它的全部起源性要素只有在控制人、操縱人、作為人的參照物這一點上才可以得到解釋。這樣，上帝和人須臾不可分離，二者互為參照，既是父子關係，又是孿生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如果一方死去了，另一方也將死去，如果一方失去了全部的存在性，另一方也將墮入虛無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說，“上帝之死和人之消失別無區別”。
但是，尼采的“人”和福柯的“人”並不完全相同。尼采更多地將道德意義和情感意義根植於人之內。他將內疚、責任、仇恨、善、惡、愛等道德內容作為人的中心所指。尼采的上帝之死，意味著一種作為道德形象的人之死。上帝死去了，上帝所施加於人的責任、愧疚、痛苦、同情和憐憫——這些道德素質——也將死去。超人和人的差別在於，超人擺脫了人的這些道德負擔，擺脫了人的這些禁忌、束縛和內心的自我壓力，變得身輕如燕、無所顧忌、從容瀟灑、神志健全而又孔武有力。但是，福柯的人並不是一個道德和倫理主體，是一個與道德無緣的知識形象。
人，是一個概念的人，是知識學科建構和想像出來的人。人之死，是作為學科內容的知識形象的人的消失。既然這個學科對象消失了，那么，在這個對象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倫理主題和人文主義當然也會隨風飄逝。如果說在尼采這裡，是道德的人的死亡，導致概念的人的消失;那么，福柯則將尼采顛倒過來，概念的人先死去，道德的人自然就不存在了。儘管二者的邏輯次序不一樣，但人之死和倫理主義的消失緊密交織，道德的人和概念的人，倫理主體和知識主體，人文主義和人類學，其中之一的死亡必定引發另一個的死亡，其中之一的喪鐘必定敲響另一個的喪鐘。
除了尼采之外，福柯還在馬拉美以及後來的結構主義那裡看到了人之死的徵兆。馬拉美對語言做了激進的反思。對馬拉美來說，語言有至高無上的自主性。不是人在說，而是言詞自身在說，在其孤獨中，在其脆弱的搖擺中，在其虛無中，在其謎一般的存在中說。詞語在自主地行動、表達和說話，寫作是在設定一個空間，人在這個空間中不斷地消失，“作品現在獲有一種殺戮的權利，它成為殺死其作者的兇手”——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福柯和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的呼應。人在寫作中退場了——言語活動取代了從事言語活動實踐的人。這，則是具有結構主義意味的人之死，事實上，在結構主義活動中，人陷在一個巨大而無情的語言網路中，他被語言和結構吞噬了。儘管福柯後來一再否認他和結構主義的關係，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福柯的“人之死”的觀點，不可能擺脫如日中天的結構主義的影響。我們可以說，“人之死”就這樣誕生在尼采、馬拉美和結構主義交織的三岔路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