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1888年的柯倫泰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倫泰，是俄國革命中一位有重大爭議的人物，主張對俄國傳統的社會習俗和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她是俄羅斯帝國軍隊中一名將軍之女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進行革命宣傳。1906年加入孟什維克派，1908-1917年僑居國外，曾在英國、丹麥、挪威及其他國家居住，她是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的委員，歷次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團，出席1907年在斯圖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爾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191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曾為《真理報》的女工欄撰稿，1915年受列寧委託，為俄國士兵和俘虜寫一本小冊子《誰需要戰爭？》1916年旅美，發表演說，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回到俄國，參加由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所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受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的委託在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和彼得堡士兵間進行鼓動工作，曾任布爾什維克的《女工》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1917年6月參加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齊美瓦得左派代表會議，十月革命後，任布爾什維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員。是列寧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婦女。1919年任克里木共和國宣傳與鼓動人民委員，1920年，她任全俄黨的婦女工作部部長。提倡自由戀愛，簡化結婚和離婚手續，消除對私生子的社會和法律歧視，以及從各方面改善婦女地位。當時她已經發表了許多批判家庭關係和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著作。她在這些問題上的毫不妥協的立場（往往袖曲解為一種“自由戀愛”的立場），突出地表現了一種理想主義和個人關係的自由意志論，後來由於一起愛情風波，她被指控犯有瀆職罪，經列寧出面干涉後，才免於被判處有罪。柯倫泰後來（1920年11月-1921年3月）加入工人反對派——反對日益加強的官僚主義化、精英人物統治論以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要求更多的黨內民主和工人在黨的事務中有更多的決定權——這使她贏得了一般黨員的歡迎，但卻和主流越走越遠，因此她必不可免地失寵了。
1952年的柯倫泰《A.柯倫泰選集》於1978年出版。
柯倫泰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作家和演說家，但在蘇聯，她作為女性先驅主要表現在她個人成為世界第一個女大使，而不是她的思想。在西方，她始終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熱情地捍衛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跡和信仰，並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統治和官僚主義化的黨的正統觀念的殉難者。關於柯倫泰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至少是因為她對否定她的思想的黨仍然保持忠誠，她寧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選擇而不是繼續支持其反對派立場。
革命元勛
從叛逆到革命
柯倫泰柯倫泰夫人是世界上第一個擔任正式大使的婦女，原先曾有一段漫長而與眾不同的政治生涯，他和史達林都是原先布爾什維克最早的領導人之一。不同的是她出生於聖彼得堡貴族家庭，父親是沙皇時期的將軍米哈伊爾·多蒙托維奇·德夫蒙特（Dovmont）親王（立陶宛的道曼塔斯Daumantas）的後裔。德夫蒙特是普斯科夫的王子，以在十三世紀時，抵抗條頓騎士團、保衛大諾夫哥羅德而馳名。她的父親曾在1877年-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戰爭中擔任將軍，也曾於1878年至1879年間擔任保加利亞的俄國政府的大使館首長。她的母親，亞歷山德拉·瑪薩琳-穆拉汶斯基，則是芬蘭木材富商之女。 柯倫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結果。她的母親在和她父親相愛後，因門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親強迫嫁給一個工程師，生下三個兒女。十年後這對有情人重逢並懷上了柯倫泰，她母親決定和丈夫離婚。柯倫泰出生於她母親和前夫正式離婚之前。這有點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倫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爾斯泰設計的不同。柯倫泰父母的離經叛道並沒有以悲劇收場：她父親是軍官，這場婚姻並沒有妨礙他的晉升，象沃倫斯基遭遇的那樣，而柯倫泰母親也不象安娜那樣受歧視，而是仍然容光煥發地在彼得堡社交圈裡周鏇。生活的邏輯比老托爾斯泰安排的要平淡。
柯倫泰小名叫舒拉，她繼承了母親的反叛性格。二十歲前她愛上了一個叫柯倫泰的年輕軍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理由一是他窮，二是不如她聰明。他們甚至把女兒送到西歐去，想讓她忘掉那個軍官。家庭戰爭持續了兩年。1893年，舒拉勝利了，從家中搬了出去，從此用柯倫泰的姓。她父母給了她一個傭人和一些舊家具，預言有朝一日她會痛定思痛，後悔當初沒有聽話。
柯倫泰父母的預言沒過幾年就被驗證了，但卻是朝著另一個方向。柯倫泰的婚姻不過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種滿足，一旦婚姻成為現實，曾經為之奮鬥的自由就變成了枷鎖，反叛的對象也由父母轉移到丈夫。弗拉基米爾·柯倫泰是個軍事工程師，對所有抽象的東西都興趣索然，從來沒有耐心聽太太的幻想和思辯。於是柯倫泰開始寫作，處女作就是對維多利亞式道德－－即對男女採用雙重道德標準－－的反抗，說的是一個中年女人和一個比自己年輕得多的男子去西歐，當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
幻想的反叛很快就變成現實中的偷情。柯倫泰周圍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對她的創作才華表示讚嘆的異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亞的同事好上了。佐亞相貌平平，但卻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這段文字顯然是錯誤的，左亞不是男人名字，而是俄羅斯女性的名字，通常翻譯成卓婭，在亞歷山德拉的青年時代有兩位好友都叫左亞，其中一個是中尉軍官的妻子，另一位則是她的革命同志，她在國內時就住在革命的卓婭那裡，一直到20年代她被派到國外做外交官為止——觀瀾堂主8808注，參見《科倫泰夫人》傳記）
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覺得柯倫泰的小說一是太過分，二是太抽象，象論文而不象小說。於是他們鼓勵她寫作其他類型的作品，主要是社會和文化批評。這樣，柯倫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紀俄國激進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從文學創作或文化評論到社會批評，最後變成革命家。
和這些俄國知識分子一樣一樣，柯倫泰起先也是個自由主義者，但很快她就覺得這個主義“太淺薄，太消極，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觀念，而且是行動。於是她漸漸被彼得堡激進知識分子圈子裡的社會主義者所吸引，參加了他們的地下活動。1898年她決定離開俄國去蘇黎世大學，參加那裡的政治活動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她把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爭取自由，當時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國途中寫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會回到他身邊了。雖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後來一直沒有改掉柯倫泰這個姓。這個姓氏也將由於她而青史留名。
激進的女權主張
從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倫泰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社會民主黨人，又從其穩健的孟什維克一端最終轉到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在這些年間她發表了大量的宣傳革命、尤其是婦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最出名的女活動家（除了她就是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和列寧情人印涅莎）。她對婦女問題的基本看法來自恩格斯和奧古斯特·倍倍爾，認為婦女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產物，在這個社會裡女人被當作男人的財產。她們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婚姻，二是賣淫。前者充滿虛偽，後者則是毫無遮掩的買賣關係。二者不過是同一種奴役的不同表現罷了。只有摧毀資本主義社會，婦女才能獲得平等。但這種象一加一等於二的初級算術那樣簡單的解釋，顯然不能使柯倫泰這樣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滿足。柯倫泰在馬克思主義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現代女權主義相近的觀點。
她是俄國婦女中最早為婦女應該從兩性關係中和男人一樣獲得精神和生理滿足而大聲呼籲的。她所理想的“新婦女”是這樣一種類型，對於她們，和男人的關係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當她身上燃起激情時，她決不拒絕生活向她發出的燦爛的微笑，她決不虛偽地用女性美德的破爛外衣將自己包裹起來。不，她將緊抱她的所愛，雙雙外出幾個星期，在愛的杯盞中痛飲，無論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滿足。當愛的杯盞倒空後，她將毫無痛苦和遺憾地將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柯倫泰認為現代社會的男人和女人都比過去更孤獨，更需要異性的交流和關愛，但他們都不知道如何去愛。只有在將來的理想社會，人們才能學會真正的愛。在她那裡，兩性之愛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毫無疑問，愛將成為未來人類的宗教。”
1915年宣傳品1908年他被放逐出俄國，與其說是婦女工作，不如說她攻擊了沙皇俄國對待芬蘭的政策，她在國外繼續進行活動，1911年在巴黎領導了一次罷工，後來又在義大利波倫亞演講，1912年又在比利時的波林內奇的煤礦工人中進行工作。往後在1912年，柯倫泰夫人又在瑞典參加青年運動，1914年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在托洛斯基的領導下在斯堪的維亞為爭取和平而工作，1916年她被監禁，繼之獲釋以後，曾與1916年在美國旅行，就和平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進行講演，後來她拜訪了每一個有反戰的社會主義者舉行民眾大會的中立文明地區，唯有德國例外，在那裡她是一個公敵。
柯倫泰起先把實現這個未來社會的理想寄托在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身上，後來發現這個黨的妥協折衷性和黨的領導人身上濃厚的自由主義不合她的口味，於是轉向了布爾什維克。在海外期間，柯倫泰有過好幾個情人。經濟家馬斯洛夫是其中之一，他年長她五歲，已婚，有五個孩子。他吸引柯倫泰的是他的智力、學識和成熟。但柯倫泰漸漸發現他對自己的興趣僅僅是生理上的。她的另一個叫斯里亞普尼柯夫的情人則是不同的類型，他比柯倫泰小十多歲，究竟小多少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出身貧苦，父母都不信教，出身時沒有登記，只知道是1880年代中期。他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從小就受盡歧視，長大後又因參加工人運動而受盡迫害。但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出色活動家，強壯、鎮定、和善，和柯倫泰過去身邊的那些知識分子類型的男人相比，他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正是情人斯里亞普尼柯夫幫助柯倫泰最終轉向布爾什維克，也是他第一次帶柯倫泰去見列寧，時間是1916年十月。當斯里亞普尼柯夫問列寧是否可以帶柯倫泰來見他時，列寧說：“如果柯倫泰同志轉到我們這一邊來，我從心底里感到高興。”
列寧的女性盟友
柯倫泰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陣營後帶來了她的活力、幹勁和聲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列寧的盟友。二月革命前，柯倫泰在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遊說，宣傳列寧的變世界大戰為國內革命的主張。二月革命後，列寧回國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綱》，要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用蘇維埃取代臨時政府，為退出戰爭不惜和德國媾和。這個主張被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袖認為是異想天開。
1917年四月四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一部分孟什維克的代表在塔夫利宮（Tauride Palace）舉行會議，當列寧攤出他的方案時，他得到的不是討論和反駁，而是震驚。其他領導人沒有想到他們朝思暮想盼回國的最高領袖會提出這么一個完全不現實的方案。這時，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柯倫泰氣得滿臉通紅，走上講壇發表支持列寧的講話。
她後來說：“我當時太氣憤了，甚至一點都沒有通常在這種場面下講話時的緊張，雖然我看到下面那些惡意的眼光，聽到那些輕蔑的喧囂。在第一排坐著克魯普斯卡婭和印涅莎·阿曼德。她們朝我微笑，仿佛鼓勵我說下去。弗拉迪米爾·伊里奇（列寧）坐在講壇上，當我講完後，我走過去和他坐在了一起。”
然而，柯倫泰的支持在許多布爾什維克領袖那裡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們更加覺得列寧的主張是異想天開，因為它得到的僅僅是一個女流之輩狂熱的擁護。一個與會的孟什維克後來回憶說，柯倫泰的發言引起的只是竊笑和喧譁，會議馬上解散了，因為“任何嚴肅的討論都不可能了。”後來一個笑話說：“不管列寧嘰嘰咋咋說些什麼，只有柯倫泰在幫腔。”當柯倫泰再要發言時，人們會朝她嚷道：“列寧主義者，我們知道你要說什麼！下來吧下來吧！”
然而當列寧的主張終於被多數人接受的時候，柯倫泰的處境就不一樣了。1917年七月她成為布爾什維克的第一個女中央委員，在布爾什維克議會黨團中名列第五，排在列寧，格里哥里·葉夫謝也維奇·季諾維也夫、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之後。十月十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十二個成員表決以十比二通過了列寧（他本人躲在芬蘭）的武裝起義的提議，柯倫泰也對這個歷史性提案投了贊成票在那段時間裡柯倫泰東奔西走，到處發表演說，為布爾什維克爭取民眾。當時俄國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亂，彼得格勒就象一個喧鬧的政治集市，各種黨派都利用一切機會兜售自己的主張。誰的嗓門大，誰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說家，誰就占有優勢。作為一個女性演說家，柯倫泰的熱情和演說才能在很多場合下壓倒了她的男性對手。有個叫索羅金的社會革命黨人（後來成為著名的社會學家），在一次演說中敗給了柯倫泰，羞憤之餘寫下了這么一段話：“至於那個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熱情不過是她色情狂的一種滿足。雖然她有數不清的‘丈夫’，但柯倫泰－－起初是個將軍的老婆，然後是一打男人的情婦－－從未滿足過。她在尋找新的性虐待的對象。我希望她能成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學家分析的對象。她倒確實有可能提供他們一個罕見的案例。”
母親宮的麼折
十月革命後，柯倫泰被列寧任命為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她成了布爾什維克內閣中唯一的女性成員，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女性政府部長。這個職務使她覺得自己可以在婦女選舉和參政、婦幼保健和社會福利這些問題上發揮作用，這也是她革命前為之呼籲了多年的。
象布爾什維克的所有革命家一樣，柯倫泰也迷信政治權力和自己的超人智慧，覺得一切社會弊端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造成的，現在自己手中有權了，什麼社會改革都可以在一夜之間實現。過去遺留下來的制度和習慣是否有超越階級性的、普遍適用的那一方面；社會的黑暗面和弊端是否都由階級利益和政治統治所造成；作為職業革命家的自己除了有本事把舊制度打個稀巴爛外，是否對管理社會有最起碼的經驗和了解；以及少數知識分子覺得既完美又公正的、用政治權力推行的改革是否一定勝過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制度和慣例，所有這些是他們從不考慮的。
柯倫泰上任後一個重大的也是最具體的舉措是：宣布取消所有“資產階級”的婦幼保健和福利設施，把它們全部歸併到她這個部裡面。她在命令中說：這是為了在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氣氛中創造精神和身體都強健的新公民。
為了給這項改革樹立一個看得見的榜樣，她宣布建立一個免費的婦保醫院。這個醫院取名為母親宮，地址就利用一個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教會育嬰堂。這個鳩占鵲巢的決定受到了育嬰堂嬤嬤和護士的強烈反對：一百多年來這裡一直收養棄嬰，她們都以它的歷史和善舉為榮，現在布爾什維克憑什麼下一紙手令就要將她們掃地出門？但柯倫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結果這個歷史悠久的育嬰堂幾天后在一個晚上被大火夷為平地。在審問育嬰堂人員時，她們有的說這是對布爾什維克無法無天和反上帝的報應，有的說是進駐育嬰堂的士兵目無規定晚上抽菸引起了火災。儘管柯倫泰本能地覺得是育嬰堂的嬤嬤故意縱火，但最後因為實在找不到證據而作罷。
在一定意義上，夭折的母親宮是一個寓意深長的故事。即使人們假定布爾什維克的動機都象柯倫泰那樣善良，但他們狂熱的自信、對傳統盲目的破壞和對他人意願的無視，已經決定了他們社會實驗的災難性後果。
新的情人
十月革命不但給柯倫泰開闢了改造社會的天地，而且為她提供了選擇新情人的機會。這次是一個名叫帕維爾·葉菲莫維奇·德邊科（Dybenko，又譯作“戴本柯” ）的男人，是布爾什維克海軍人民委員，也相當於部長。這人是紅色艦隊的偶像，曾經把涅瓦河上的巡洋艦阿芙樂爾號從喀琅施塔得開到彼得堡，在1917年11月的革命時向臨時政府的總部冬宮開炮，第一屆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倫泰都緊挨著列寧。他更年輕，比柯倫泰小17歲，農民出身，身高肩寬，鬍鬚濃密，革命前是個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領導的水兵是布爾什維克最有組織的武裝。柯倫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德邊科所在的海軍營地演說時和他相識並墮入情網的。 和柯倫泰的前一個情人斯里亞普尼科夫一樣，他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無產階級。
兩個部長的婚姻他吸引柯倫泰的是“熱情，堅定，有魄力”，是“水兵的靈魂”。柯倫泰自和丈夫分手後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絕任何情人結婚的請求。但這次德邊科不乾，他要和柯倫泰成為布爾什維克婚姻法頒布後的第一對新人。柯倫泰過去的情人聽到後紛紛吵嚷起來，但他們的醋意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柯倫泰這個名字已經成了婦女獨立的旗幟，“難道你現在要為了他而收起這面旗幟嗎？”可是德邊科取得了勝利，因為他說如果柯倫泰不願意和自己結婚，就是看不起他的農民出身。1918年一月他們正式結婚。
柯倫泰的這次婚姻不但在俄國，而且在歐美也成了新聞：兩個革命家結了婚，一個是大知識分子，一個是大字識不了一筐的水兵，女方差不多可以做男方的母親，而且這個女的一直把獨身視為婦女自由的前提。
德邊科與柯倫泰當布爾什維克的社會革命使得世界眼花繚亂時，柯倫泰的婚姻成了一個花邊新聞。美國紐約晚郵報駐莫斯科的記者寫道：“我們一覺醒來，被多才多藝的柯倫泰和一個水兵結婚的訊息驚呆了。”法國駐俄國軍事代表團（當時俄國還未退出大戰，協約國在俄國有代表團）的團長說：“自從創世紀以來頭一次，人們看到兩個政府部長結了婚。”
布爾什維克的同僚們雖然嘴上沒有公開嘲笑這對新人，但他們很多人暗地裡都把這個婚姻看作是柯倫泰的任性放縱，一味追求感情和性慾的滿足。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男人和比自己年輕得多、家庭背景也差得多的女性結婚是可以接受的，反過來就成了笑柄。史達林當時就取笑過柯倫泰的婚姻。史達林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最粗魯和藐視婦女的。1922年當他和列寧夫人爭吵時，曾經在電話中對她破口大罵，克魯普斯卡婭自己不敢告訴病中的列寧，但又咽不下這口氣，於是告訴了列甫·波里索維奇·加米涅夫，後者再婉轉地告訴列寧。列寧立刻寫下了一紙便條，要史達林向自己老婆道歉，否則和他斷交。史達林只好照辦。
值得一提的是，史達林自己十月革命後不久，和一個同志的女兒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先同居再結婚，當時女方只有16歲，比他小20多歲。史達林這樣的婚姻在雙方的年齡和社會地位上同樣不相稱，然而不但沒有人覺得奇怪，更沒有人說三道四，仿佛這是天經地義的。問題還在於：要是剛剛頒布的蘇維埃婚姻法（規定合法婚姻的年齡是18歲）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話，史達林這個政府部長應該下獄。
柯倫泰的這次婚姻使得她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陷入一種微妙的孤立：沒有人公開批評她，但人人都覺得應該和這個女人保持一點距離。人們嘴上不說，但心裡都懷疑這樣的婚姻能維持多久。當時有個傳說：柯倫泰婚後放下工作和德邊科跑到克里米亞去度蜜月，政府其他部長到列寧那裡去告狀。列寧說：應該罰他們五年之內不許離婚。這個故事雖然沒有根據，但另一件類似的事情倒是真的，它也成了柯倫泰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革命不再浪漫
1921年的柯倫泰1918年春，當布爾什維克為布列斯特條約而分歧時，柯倫泰沒有站在列寧一邊。她認為德國的條件過於苟刻，如果接受無異於背叛革命。
當時德邊科在彼得格勒前線率領水兵和德軍作戰，他沒有陸戰經驗，但卻一意孤行，拒絕莫斯科派來的軍事特派員（前白軍將領）的指揮，當總部命令他服從特派員時，他大怒之下離開前線回到了彼得格勒，結果以擅離職守的罪名被帶到莫斯科，關進了克里姆林宮的監獄。柯倫泰聞訊立刻去給丈夫送飯，並四處奔走為他說情。她認為丈夫沒錯，是列寧和其他人對德邊科和她乘機報復。德邊科手下的水兵也發生了騷動。
最終列寧同意將德邊科假釋出獄，但必須時刻報告行蹤。不久人們發現這對夫婦失蹤了，社會福利部的工作人員不知道他們的部長到哪裡去了。過了幾天他們在彼得格勒露了面，柯倫泰說他們倆太疲勞了，想休幾天假。不用說，這對夫婦的目無法紀在政府中引起了騷動，最後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沒有受到理應得到的懲罰，但柯倫泰辭去了人民委員的職務。這次風波標誌著革命作為一個浪漫的階段，在她已經成了過去。
柯倫泰辭職後，1922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政治打擊。她參加了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主張實現革命前工人自治的諾言，反對日益強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集權和黨機構的官僚化，要求黨內不同意見和派別活動可以合法存在。當這個派別被壓制時，他們在國外出版了《工人反對派》的宣言。
1922年已經不是1917或1918年，列寧已經不能容許這種性質的黨內不同聲音了，他把這種活動看成是在瓦解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戰鬥組織，他警告說：“當這種性質的退卻發生在真正的軍隊中時，機關槍就會在前面架起來了。如果有組織的退卻變成混亂的潰退，槍手就會立刻接到開火的命令。”布爾什維克中央組成了以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和捷爾任斯基等為成員的調查小組整理柯倫泰等人的材料，柯倫泰曾經是孟什維克的歷史也成了罪名之一。柯倫泰發揮了她在十月革命之前為布爾什維克演說的熱情和才能為自己辯護，說如果當過孟什維克也是罪名，那黨內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清除出去。最後，這個派別中的兩個加入布爾什維克較晚的人被清除出黨，柯倫泰等倖存了下來。
當柯倫泰好不容易逃過了被開除出黨的厄運，前往克里米亞的敖德薩尋夫時（德邊科當時駐紮在那裡），她發現丈夫已經有了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情人，他們到了分手的時候了。使柯倫泰痛心的並不僅僅是德邊科的薄情，而且還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因為現在自己不再是布爾什維克的女鬥士，而是一個眾所側目的人物。她在給德邊科的信中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的關係幫助了你，使得你的路變得好走多了。現在，帕弗爾，你成長起來了，變得強壯了，我為你感到驕傲，但我們的關係也成了你路上的障礙。”
1922年夏，柯倫泰寫信給黨總書記史達林，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不久，她被派往挪威擔任貿易代表，作為一個前政府部長，這是變相的流放。從此她永遠離開了布爾什維克權力的中心。她對革命已經不再有浪漫的幻想和樂觀的期待，有的只是旁觀和困惑，並從政治轉回到文學去。
女權先鋒
1923年的蘇俄正是大亂甫定 ，人心思春的時候，一個短篇小說忽然引起了上自列寧、下到青年團員的注意。它的題目是《三代人的愛》，主人公是一個叫熱尼婭的年輕姑娘，她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甚至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但她那旺盛的情慾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於是她便不分對象地和男人睡覺，甚至和繼父上床。 當她懷孕後，為了革命她準備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崗位上去。熱尼婭把自己的苦惱傾訴給一個比自己年長的女布爾什維克聽，想從她那裡得到指導。這個女布爾什維克聽了也十分茫然。她固然不贊成熱尼婭的亂交，但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這個姑娘擺正投身革命和滿足感情需要的關係。革命顛覆了一切，包括男女之間專一而持久的愛情。
但渴了總要有杯水喝，沒有愛情的性慾也可以在革命中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對熱尼婭既憐憫又同情。這篇小說之所以引起街談巷議，不但因為熱尼婭的感情苦悶和性放縱所象徵的“杯水主義”是對“革命解放了婦女”這一神話的質疑，而且因為那個無法回答熱尼婭人生難題的女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就是小說作者、布爾什維克政府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山德拉·柯倫泰。
但象柯倫泰這樣的人，只要還有說話的機會，就注定不會默默無聞。很快她就再度引起了爭議。她發表了一些文章，對被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出正面評價，甚至說阿赫瑪托娃對婦女在工作和愛情（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也就是獨立和依附）之間的矛盾有真正的理解，她的作品應該被新婦女看作一種指南。然後就是那篇以熱尼婭為主人公的小說。柯倫泰想說的是投身革命的婦女無法在革命中找到個人愛情，對性要求只能採用杯水主義的態度。
但不幸的是，柯倫泰的這篇小說受到了雙重曲解。熱尼婭的無可奈何被很多人解讀成肆意為之，柯倫泰對這個人物的同情也被視為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欣賞。對革命的質疑於是成了變態的女權主義，先鋒得走了調的婦女解放。這種生活方式當然是有人喜歡有人憤怒，“杯水主義”一詞於是不脛而走，隨著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介紹傳到了西方和中國。其實，柯倫泰是最強調性愛應該以真正的感情交流為基礎的，婦女的獨立和解放離不開真正的性愛。如果婦女沒有得到男子真正的尊重和關愛，家庭制度在她看來就是變相的奴役。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柯倫泰的被誤解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革命會使得人們把這樣一個文學形象誤讀到“主義”的高度？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舊制度，包括生活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列寧看來，沒有抽象的道德，只有階級的道德。
過去繼承下來的規範和習慣都是虛偽的，男女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以階級關係為基礎，而家庭制度的本質是為了維護私有財產。“和舊的一切徹底決裂”是列寧的名言。既然如此，當在這場革命中出現熱尼婭這樣一個在性道德上“和舊的一切徹底決裂”的形象時，人們誤以為她是布爾什維克的青年榜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現實生活中，布爾什維克革命使得相當一部分青年有了性自由的藉口。20年代初，很多青年革命者用“資產階級道德”指責那些不願和自己上床的異性。由於避孕措施的缺乏，很多象熱尼婭這樣的女青年都在糊裡糊塗中懷孕，然後去墮胎，而她們的男伴卻什麼責任都不用承擔。
實際上，《三代人的愛》只是柯倫泰一系列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其他小說中，人們還看到革命後婦女仍然失業，貧窮，很多人靠賣淫為生，男人仍然把她們當作物品去占有。她有一篇題為《姐妹》的小說，寫的是布爾什維克官員召妓的故事。她把這位官員的妻子和他找的妓女比作是姐妹，意為她們雖然表面上有區別，實際上都是男性的奴隸。
這些故事決不是捏造，因為當時只有政府官員和紅軍士兵才有穩定的食品和生活物資的配給，因此也只有他們才召得起妓女。愛瑪·戈德曼（美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1920年來到她心目中婦女被解放了的蘇俄－－要知道法律上蘇俄婦女是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包括選舉權的獲得－－她同樣被婦女仍然在賣淫、而且嫖客是蘇維埃官員和士兵的醜惡現實所震驚。
柯倫泰的這些小說很快就受到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官員的批判。她被加上了“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的罪名。“柯倫泰同志用極大的熱情向著共產主義揚帆遠航，但推動她這隻船的風帆是性問題”，“她一直是個小資產階級”，“她是個吞下了一大堆女權主義垃圾的共產主義者”，“她怎么能夠在這么長一段時間裡不但被當作俄國、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領袖呢？”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和托洛茨基夫人娜塔利婭·謝多娃(Natalia Sedova)此刻也要和她劃清界限了，她們通過紐約時報對柯倫泰展開批判，在西方消毒，為俄羅斯共產主義正名，抹掉柯倫泰潑在蘇俄新婦女形象上的污水。
柯倫泰這時明白自己走得夠遠了，她的這些作品是最危險的踩線。她選擇了繼續留在布爾什維克的陣營。革命已經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政權這個嬰兒不管多么醜陋，總是她自己的。這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和熱情投入一個政治運動的人和那些只從理性和政治觀點出發選擇黨派的人的區別。
1922年以後，她不再公開發表關於女權問題的獨立見解，除了在1926年修改婚姻法時提供過一些意見外，她只專心於自己外交官的工作。感謝1920年代早期布爾什維克內部殘存的寬容，只要不發展到派別活動，議論和意見的出格，其後果取決於當事人在黨內的地位和各方面的關係。不管怎么說，柯倫泰曾經是布爾什維克最活躍的女領導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和政府部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西方婦女運動中都是某種象徵。布爾什維克仍然需要她，把她象一個大號花瓶似地放在對外展示的櫥窗里，作為蘇維埃婦女和男子平權的象徵。這也許是柯倫泰度過個人政治危機的關鍵。
外交生涯
當蘇聯政府1923年5月指派柯倫泰擔任駐挪威公使和貿易代表的時候，這一任命在全世界女權運動鬥士中引起了極大的熱情，但也僅此而已，柯倫泰作為一個革命家和女權主義者的生命在20年代中期之前就基本結束了，此後她和蘇聯普通的外交官僚沒有什麼區別。
同挪威建交
當時的挪威政府在法律上還沒有正式承認蘇聯政府，對世界第一個赤色政權進行外交封鎖的烏雲還沒有完全驅散。然而，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額卻在悄悄地增長，柯倫泰通過自己的努力，為兩國關係正常化悄悄地工作著。1923 年柯倫泰開始為蘇、挪建交而奔忙，首先去拜會挪威的著名政治家弗里特約夫· 南森和羅阿德· 阿蒙森，這兩位政治家無論對議會和外交界， 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南森已經明確地發表了同情蘇聯，希望挪、蘇建立外交關係的意見，而阿蒙森還有些猶豫，他不主張在西方大國與蘇聯建交之前，過於向蘇聯流露這種傾向。柯倫泰把爭取的重點著眼在阿蒙森身上。“ 我想，關於斯匹次卑爾根群島的歸屬，可能會在挪、蘇建交中形成障礙。” 阿蒙森對來訪的柯倫泰坦率地談了自己的擔憂。斯匹次卑爾根群島靠近北極，荒蕪狹小，早在沙俄時期就在歸屬問題上形成一個歷史懸案。柯倫泰花了很長時間，查閱了中、外地質、歷史方面的記載。發現無論是英國、德國或挪威的文獻資料上，都記載了最早的史實： 俄國航海家首次登上該群島，俄國地質學家最先到該島從事資源調查。她引經據典地把這些情況介紹給阿蒙森，然後輕鬆地說：“ 阿蒙森先生，我希望您能從挪、蘇兩國根本的、長遠而共同的利益出發，為兩國關係正常化作出您的努力。這並不妨礙今後斯皮茨卑爾根問題的解決，相反，斯皮茨伯根問題會更加友好和公正地得到解決。”柯倫泰的見解無懈可擊，兩國關係正常化對解決問題有好處，阿蒙森想了想，心悅誠服地點點頭。突然，無線電廣播裡傳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蘇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列寧逝世的訊息。頓時，柯倫泰像遭到電擊一樣，臉色蒼白地愣住了。柯倫泰記不清她是怎樣離開阿蒙森府邸的。一連幾天，她神情憂鬱，悲痛欲絕。意外的打擊，幾乎使她差點垮掉。由於列寧的逝世，挪威政府已經準備承認蘇俄的決定，又被擱置起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告訴柯倫泰，蘇英建交近在眼前。柯倫泰重新振作起來。她曾利用蘇英將很快建交的信息，來證明資產階級在挪威的宣傳誇大其詞，她要趁熱打鐵。柯倫泰將英國即將承認蘇聯的訊息，先以非官方的形式透露給奧斯陸的新聞媒介。
柯倫泰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挪威議會和政府中同情蘇聯的人士，他們紛紛發表措辭激昂的講話，尤其是弗里特約夫·南森和羅阿德·阿蒙森，就政府在對蘇聯關係上反應遲鈍提出了質問。於是，挪威外交部長很快召見了柯倫泰。1924 年1 月，英國政府宣布承認蘇聯政府，2 月15日，挪威政府宣布承認蘇聯政府，首相貝爾格（Abraham Berge）和柯倫泰簽署了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檔案。一年之後，柯倫泰又代表蘇聯政府，同挪威簽訂了確認蘇聯商務代表處的地位，承認代表處享有治外法權的條約。柯倫泰至此總算鬆了一口氣。
與商人鬥智
一次，她和挪威商人談判購買挪威鯡魚。挪威商人要價高，她出價低。挪威商人深諳貿易談判的訣竅：賣方喊價高得出人意料，買方往往不得不水漲船高地調整出價，再和賣方討價還價。柯倫泰懂得這一點"生意經"，只肯以低價成交，因為在談判不致破裂的情況下，往往會有很好的收穫。她堅持出價要低，讓步要慢的原則，以取得挪威商人討價還價的餘地。買賣雙方在激烈的爭辯中，都企圖削弱對方的信心，談判終於陷入僵局。後來柯倫泰說："好吧，我同意你們提出的價格，如果我的政府不批准這個價格，我願意用自己的工資來支付差額。但是，這自然要分期支付，可能要支付一輩子。" 挪威商人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一個談判對手，等他們明白過來，便一致同意將鯡魚的價格降低到最低標準。
墨西哥插曲
1926年，當她被調任墨西哥公使時，美國國務院說她是一個革命者而拒絕她過境，墨西哥政府對她也不怎么禮貌，根據卡爾斯·比爾斯的說法，在她還沒有到之前就出現一陣關於她以往愛情生活和大量巴黎式衣服珠寶的艷聞，珠寶中還有些說是偷來的皇室珠寶。至少關於衣服珠寶的傳說後來被證實為純屬子虛烏有，因為比爾斯見到她所穿的不同服飾的衣服從沒有超過兩三件，一般都是黑色的，而且從不帶珠寶，那時她是一個五十歲左右，保養的很好的婦女，又樸素有極為動人，她和墨西哥的一切階級都廝混的很好，但她那高傲的態度卻是她受到了極為不良的影響，當她受到墨西哥政府許多刺耳的閒話以後，就在一年之後，被調到挪威去了，在她為友人舉行的臨別集會上，警察攻入了蘇聯領事館，帶走了她的全部客人，後來的解釋是聽到了歌唱，以為是一次不合法的宗教集會，關於這次侮辱和破壞國際法的行為，柯倫泰夫人並沒有得到道歉，臨別時甚至連一般的習慣告別都沒有舉行。
北冰洋事件
克拉辛號
義大利號1927 年6 月重返挪威，復任蘇聯駐挪威大使。1928 年5 月23 日，義大利的“ 義大利號” 飛艇，載著包括飛艇設計人翁貝托·諾比萊（Umberto Nobile）等16 名飛行員到北極探險。5 月25 日飛艇發回電報： 到達北極，拋下義大利國旗和羅馬教皇十字章，向斯匹次卑爾根群島飛航。這是飛艇最後的電訊，從此再也沒有回音……全世界的報刊都在呼喊：“ 諾比萊探險隊在何處?”“ 16 名飛行員的下落在哪裡?”挪威政府派出了幾艘船前往出事地域搜尋，英國、法國、美國、瑞典和芬蘭紛紛派出輪船和飛機，但毫無結果。更令世界輿論震驚的是： 6 月中旬，挪威民族英雄阿蒙森在兩個法國人陪同下，駕駛“ 拉塔姆號” 飛機尋找遇難者時，也失蹤了。訊息傳來，挪威舉國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蘇聯政府出於國際主義道義，派出兩艘破冰船和船載飛機前往救援。尤其是蘇聯“ 克拉辛號”(Krasin) 破冰船把一切船隻拋在後面，冒著隨時有滅頂之災的危險，向北極縱深冰川艱難地前進。
柯倫泰關心著這次國際救援的訊息，幾乎天天看報收聽廣播。她終於被挪威幾家仇視蘇聯的報紙激怒了,憤然地把報紙摔在地上。報紙上是這樣喧譁的： “ 布爾什維克讓自己人去送死，僅僅是為了裝飾門面而缺乏誠意。” 蘇聯人沒有技術，沒有經驗，只有布爾什維克的自信。北極容忍不下布爾什維克……”7 月中旬，蘇聯“ 克拉辛號” 破冰船在北極浮冰上，救出了還活著的“ 義大利號” 飛艇探險隊隊員。訊息傳來，全世界輿論一片譁然，紛紛讚揚英勇的蘇聯人和見義勇為的蘇聯政府，敵視蘇聯的報紙立即變成啞巴了。看到大使館工作人員激動、歡呼的場面，柯倫泰也興奮得流下眼淚。歡迎會上，柯倫泰面對一百多名“ 克拉辛號” 船員，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禮，並且深情地對同志們說： “ 你們的英勇行為幫了蘇聯駐外代表的大忙，尤其幫了我們駐挪威大使館的大忙。”
挪威的省長斯梅德斯魯德和市長米得爾頓，邀請全體蘇聯船員到市內參加盛大的歡迎宴會，並在陽台上請柯倫泰率領全體船員接受市民們的歡呼。柯倫泰被從歐洲各國來的記者包圍了，記者們紛紛請柯倫泰發表講話。第二天，歐洲各國報紙在顯著的地位上發表了世界第一位女大使的講話，有的標題直接寫著，“ ‘ 克拉辛號’帶回來蘇聯外交”。
此時，挪威首都奧斯陸正在舉行國際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一批流亡國外並對新政權充滿仇恨的舊俄國歷史學家，在會上向蘇聯政府派來的歷史學家波克洛夫斯基展開了政治上的攻擊。在整個大會過程中，波克洛夫斯基都很孤立。柯倫泰冷靜而清晰地對自己的學者說： “ 在這次大會上，反動勢力攻擊我們‘ 科學垮掉了’，‘ 科學服從於政治’。您用‘ 克拉辛號’ 船的事例，好好想一想： 蘇聯的科學敢與已開發國家較量，在北冰洋上已經較量過了，蘇聯人救義大利號上的義大利人難道是為了政治? 如今義大利政府還是蘇聯的政敵呀！ ”這一席話，使波克洛夫斯基茅塞頓開。在國際歷史學會的發言中，他按照柯倫泰的辦法，充分運用“ 克拉辛號” 在挪威的影響，反擊了仇恨蘇聯的勢力,獲得了熱烈的掌聲。
駐瑞典大使
1930年，柯倫泰擔任蘇聯駐瑞典公使，這個國家在18年前還曾監禁過她，宣布永遠驅逐她，當國王古斯塔夫五世會見她時，顯然沒能記住這一點，國王請女大使做在右邊的椅子上，問道：”夫人，希望用什麼語言交談。”時，柯倫泰表明可以用陛下喜歡的語言交談，國王驚訝的說：“連瑞典語也行嘛”“陛下，我瑞典語不如挪威語說的好，我希望我能很快掌握好瑞典語。”那么，我們用法語交談把“國王顯然十分喜歡這位使者，當第二天早上，報紙翻出18年前的驅逐令時，老國王馬上籤字撤銷了這一法令。
逃脫大清洗
如果說她餘下的人生中還有值得人關心的事情的話，那就是她竟然逃過了30年代大清洗的劫難而壽終正寢。這是一個奇蹟：史達林放過了這個歷史上有無數把柄的、自己曾經嘲笑過的女人。
作為十月革命中列寧的忠實盟友，柯倫泰對史達林當時“反”列寧的表現可以說了如指掌，包括史達林作為黨報主編，和加米涅夫一起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發表批評性評論的事。當然她早就學會了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敘述歷史，強調和忽略、必要時甚至捏造某些情節。她1927年對十月革命前黨內各領袖對武裝起義的態度的描寫就和1937年的版本不同，在後者中史達林成了列寧唯一最熱情的支持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叛徒，而托洛茨基“這個未來蓋世太保的間諜”居心險惡地企圖推延起義的時間。
當然，在1937年，任何聯共歷史都必須如此敘述，但柯倫泰是當時除了史達林以外唯一倖存的十月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和革命後第一屆政府的部長，因此她的說法就具有了證詞的性質。
柯倫泰在布爾什維克中的兩個情人－－斯里亞皮尼柯夫和德邊科－－都是大清洗的犧牲品。前者曾經和她一樣是“工人反對派”的成員，1935年被捕，兩年後死於獄中。後者和她離婚後仕途順利，1937年甚至還是審判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軍事法庭的成員，但數月後自己也被投入獄中，次年被處決。
新聖女公墓塑像柯倫泰雖然逃過了劫難，但很多時候那種提心弔膽的煎熬卻也是生不如死。就在這段時間裡，她兩次奉召回國述職（當時她在瑞典當大使），每一次她都做好了回不來的準備，給自己的友人阿達·尼爾森留下了遺書。其中有一封這樣說：“親愛的、親愛的阿達，我的朋友。請代我好好保管這些筆記、日記和其他個人材料，直到1947年（就是說，如果我不幸成為犧牲品的話）。我要求你，在我死後十年，把這些材料交給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它們將會在合適的時候在蘇聯出版。”
柯倫泰沒有想到，在史達林的天平上，保留她這個蘇維埃政權的花瓶，還是重於在死刑名單上增加一個叛徒和間諜。可以想像，當每一次柯倫泰從莫斯科平安無事地回到斯德哥爾摩時，她都會加倍珍惜這莫名其妙的生還所帶給自己的每一天。
到了今天不知明天的時候，婦女解放、兩性真正的愛和新婦女等等理想，恐怕早就成了恍若隔世的囈語了。連生存權都沒有保障的時候，其他一切人權確實都是空話。
停戰談判
柯倫泰夫人的工作雖然沒有大肆宣揚，但卻和1940年的芬蘭——俄國契約大有關係，從哪個時候起，她的活動就成為報紙上經常推測的目標，1943年6月，有一則電訊說她正在從事一項蘇德停戰談判，柯倫泰夫人當然否認了進行任何這樣的談判，並且通知瑞典首都訊息靈通人士和外交和政界人物，這一訊息無疑是已經過時的愚人節玩笑。但10月份她被提升為大使時，和芬蘭的停戰談判的已經是不容懷疑的事了，作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外交老手，她通過瑞典最大的工商業巨頭瓦倫堡家族成功的拆散了芬蘭和德國的同盟，使她母親的國家芬蘭和她的祖國簽訂了停協定。昨晚這一切之後，她回到了莫斯科。死於七年之後的1952年3月9日。死後被埋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
作品影響
蘇聯女作家、政治活動家柯倫泰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卻因她寫革命的戀愛道德與題材的小說譯介到中國而名噪一時，成為蘇聯性文學的代表。
柯倫泰作品封面她的作品以表現性解放為主題，她本人對待性關係也持自由的觀點，是“一杯水主義”的倡導者，因而在蘇聯受到正統批評界的攻擊，1927年以後，她的小說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書在蘇聯成為禁書以後，在中國卻大行其道，流行一時。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譯了她的中篇小說《三代的愛》和《姊妹》，合編為《戀愛之路》，由作新書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書又有溫生民譯本《戀愛之道》。她的長篇小說《赤戀》1929年也由溫生民譯出，同年楊騷又從日譯本重譯，到1934年經過立先重新編譯，還出了節譯本。周起應（周揚）也曾翻譯過她的《偉大的戀愛》，1930年由水沫書店出版，同年李蘭也翻譯了這一作品，並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戀愛》合編出版。至此，柯倫泰以“戀愛之路”為題名的三部曲《赤戀》、《三代的戀愛》、《姊妹》全部出齊。
最能代表柯倫泰婦女觀的是《赤戀》。主人公華茜麗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為了革命勝利和社會的幸福，不惜犧牲個人的幸福，與丈夫分居兩地，又因過度勞累而損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卻在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墮落為一個貪污腐化分子，並與另一女人有染。當華茜麗莎去探望丈夫，發現了這一切以後，面對丈夫請求她留下來的苦苦哀求，還有自己已經懷孕，最重要的是對於丈夫仍割捨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後，終於聽從了她正從事的“共同住宅”事業和她要為之獻身的工人們的召喚，決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生下孩子，經過猶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獨立自主，為人類為社會盡職盡責的婦女解放之路。柯倫泰通過華茜麗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對於女性的價值觀，即戀愛婚姻家庭的領域只是“私事”，判斷一個人的真價，在今天，不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所可評定，而該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對於國家社會的有用性以判斷的”。華茜麗莎正是懷有“戀愛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這種觀念打動了中國的譯者，溫生民在他翻譯的《赤戀》譯序中說：“戀愛不過是有閒的老爺，太太，小姐們製造出來的神秘的名辭”，我們是被壓迫者，哪有機會、時間和精力去戀愛，“我們還有比‘戀愛’更重大的任務啊！”“我們要享受美滿的‘戀愛’，我們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變革社會的工作－－－才可能。”“赤戀便是暗示這種‘戀愛之道’的有意義的小說。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本書的一切主張，可是，華茜麗莎從兩性關係的囚籠超脫出來，勇敢地對著現實做一位社會人這一點卻是值得讚賞的。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把它翻成中文，並不是為了本書已有十餘國譯本的虛譽才動手譯的。”
柯倫泰最驚世駭俗的小說是《三代人的愛》 。這篇不長的小說敘述了祖母、母親、女兒三代人的不同戀愛觀。這三代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不同時代的社會活動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滿足於安穩的聯隊長夫人的生活，與“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開始了她創立巡迴圖書館啟蒙民眾的事業。但她的戀愛觀僅是以戀愛的權利否定婚姻的義務，在性的道德上，嚴格得與道學者一樣。所以，當她後來發現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儘管帶著女兒離家出走，卻仍然決意一生為他保守貞潔。母親最初和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同居，但因當時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師M的家裡做家庭教師。他們之間儘管政治主張完全不同，卻萌發了熱烈的愛情。但這並未影響她對流徙中的丈夫的愛情，她陷入同時戀愛兩個異性的矛盾之中。母親與祖母的不同在於，祖母認為愛是唯一的，二者必擇其一；而母親則聽憑感情和機運的驅使，即使和M生下一個女兒之後，也不時在兩個情人之間周轉同居，她認為自己處於“和常人一樣地能夠理解感情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人間”。後來，她又聽憑相互之間感情的消弭，而與兩個戀人先後分手，與比她年輕很多的廖勃柯夫結婚。就是這樣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兒對待愛情和性的態度。大革命後因住宅不足，她與女兒，和丈夫同住了一個房間。但不久，她就發現女兒懷了孕，女兒卻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還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兒不承認對自己母親造成了傷害，因為她並不愛母親的丈夫，甚至從沒有戀愛過。女兒還振振有辭地宣布，“戀愛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這種一切時間都被奪去了的革命時代”，“我們偶然碰到，兩個人感到幸福的時候，我們就尊重了這個時間”，“這是誰都沒有責任的”。那么，“這種事件究竟怎樣解釋才好呢？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許的淫蕩呢？還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從新興階級的任務中所產生的見解－－－就是新道德？”這個問題正是母親和作者留給我們去思考的。
柯倫泰的《戀愛之路》三部曲，還有《新俄大學生日記》、《右邊的月亮》等，當時被統稱為“蘇聯的性文學”，這些作品在當時的確是引起了“吃驚”和“混亂”。夏衍譯《戀愛之路》中收入了林房雄作、默之譯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這篇文章的觀點就認為柯倫泰夫人在“三代的戀愛”中所想指示的並不是“過渡期的淫蕩”，“實是有著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階級中的新道德”。這種認識在當時恐怕是起到了不好的影響，成為反蘇聯宣傳。所以，夏衍後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說明應該如何正確地理解這些小說所反映的現象。他強調，柯倫泰所描寫的“只是革命過程中間的少數前衛分子適合於當時客觀條件而遂行著的非常態的性的行動，而決不是表明著新興普洛塔利亞階級對於性愛問題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時性的“過渡性的事實”，而不是整個社會的傾向，並用列寧對於性愛問題的觀點批駁了這種杯水主義的行為和理論。（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性文學“問題》，《文藝講座》第1冊，神州國光社1930年4月）當時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和柯倫泰的《戀愛之路》被稱為“兩本現代青年男女的必讀書”（《兩本現代青年男女的必讀書》，《開明》第2卷第8期）。
戀愛問題和性問題本來就是當時“最盛的”話題，更何況柯倫泰的作品是以蘇聯新女性為主人公，其過激的性觀念和行為不僅讓正人君子震驚，即使在生活和思想上都享有著相當自由的最進步的女性也“全然吃驚了”。柯倫泰本人認為她的動機是“把大戰後文明國所現出的兩性關係的變化，來試作新的性的關係的心理的研究的”（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戀愛之路》，第89頁），所以她反映的未必是蘇俄特有的，而是“世界底的事象”。出於她對於女性評價標準應從家庭的義務轉移到社會的義務的一貫主張，所以她特彆強調不要從“家庭道德”來否定她的人物，而要從她們對於自己的階級、國家和人類全體的貢獻來“奉獻著充分的尊敬”（柯倫泰夫人著，楊騷譯：《赤戀·序》，上海北新書局印行，1929年，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