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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判事”只是唐初公文制度中的一個細節，但大唐之所以出現貞觀之治這樣千古傳頌的局面，由此可見一斑。其包含的政治智慧，至今值得人們研究借鑑。
唐承隋制，中書省負責起草詔書，中書省有六位中書舍人，起草詔書時，他們必須“各執所見，雜署其名”，然後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選定一種意見，加以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詔書，謂之“五花判事”。但這一制度到此並沒有完結，唐時朝廷實行三省制，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各有其責，形成制命、出命和行政三大治權分設、相互補充又相互制約的政制，再通過宰相會議決策使三省職責聯結貫通，共同向皇帝負責。一道政令在中書省形成之後，再轉門下省，由門下省的給事中、門下侍郎進行複審，如果沒有問題，則送皇帝審閱劃“可”，再交尚書省執行。若門下省反對此項詔書，即將原詔書批註送還，稱為“塗歸”，意即將原詔書塗改後送還中書省重擬之意。“塗歸”亦稱“封駁”、“封還”、“駁還”等，其意義略同。即使命令發出了，也可“執奏”，持而不行，重新奏議。
“五花判事”，唐以前即有先例，唐初沿襲了這一制度，但執行得不好。唐太宗發現，官員們由於偷懶、礙於情面，或從於壓力，對於一項政令往往不提不同意見，發現問題也不願駁正。於是，貞觀元年(627年)，他對黃門侍郎王珪說了這樣一段話：“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來，他又多次對侍臣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貞觀四年，他在與房玄齡等討論隋朝滅亡的教訓後，又一次下令在朝廷各部門倡導“執奏”之風：“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五花判事”就是這樣在唐太宗的大力推行下，得以確立、推廣並延伸。這一政制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據史書記載，“五花判事”認真實行後，“由是鮮有敗事”。
可惜就像貞觀之治一樣，“五花判事”自唐太宗之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人亡政息的規律，很快消失在歷史煙雲中了。這表明唐太宗確有其獨到之處。為政在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來制定和執行的，如果人們沒有好的風氣、習慣，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實行和堅持。唐太宗的高明之處，就是他找到了癥結所在，看到了官場的舊傳統、舊習慣以至官員待人處事的弱點，因而明確反對“盲從”、“曲從”和“阿從”，在一段時間裡樹立起了獨立思考、對事不對人、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風氣。“五花判事”這一制度一度綻放出曇花一現般的光彩和活力，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