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爾根·哈貝瑪斯

于爾根·哈貝瑪斯

于爾根哈貝馬斯(Habermas,Jügen)是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

基本信息

個人簡介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生於1929年,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1964―1983年任德國普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1983―1994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1994年退休。

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重要的理論社會學家、哲學家,在德國乃至歐洲、北美的哲學和社會學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他的著作很多,幾乎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被視為哲學界的一件大事。

主要著作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1962);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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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 (1963);

《知識與興趣》(1968);

《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3);

《交往行為理論》(1981);

《交往行為理論(補充與論證)》(1984);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1985);

《後形上學思維》(1988);

《在事實與規範之間》(1994)等等。

主要貢獻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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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爾根·哈貝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尤·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對行動理論的發展(《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機》),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

人物大事

1929年 生於杜塞多夫,曾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論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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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的矛盾》。

1961年 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

1994年 榮休。

1961年 獲大學教授資格,任教於海德堡大學。

1964~1971年 在法蘭克福大學講授哲學、社會學,並協助T.W.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

1971年 任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領導人。後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教授。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產生根源於人類的三種旨趣(利益),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

人物生平

1929年 6月18日,哈貝馬斯出生於德國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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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

1933年 希特勒上台時,他剛4歲。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納粹統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不過他對當時發生的一切並不了解。在清華的演講中,有人問及希特勒統治對他的影響時,他說當時在德國的所有人(無論是成年人,老人還是孩子)看來,一切都是正常的。

1945年 納粹投降,看過集中營的電影后,才知道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也許正是這種對孩提時代經歷的否定決定了他思想中極為濃重的批判意識。他在以往的一次回憶中說,“這場經歷對於我們這一 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哈貝馬斯一生不但對諸多先輩哲學家如黑格爾、馬克思、M·韋伯、海德格爾、阿爾多諾提出 了尖銳的批評,而且與當代著名的理論家伽達默爾、福柯、德希達、 布爾迪厄等人發生過激烈的論戰。

1949年 —1954年,哈貝馬斯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

1953年 的海德格爾事件對他觸動很大。這一年,海德格爾隻字未改地發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講稿《形上學導論》,闡述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 為納粹德國進行辯解。這使他認識到哲學和政治並不是兩個彼此隔絕的領域。

1955年 哈貝馬斯來到法蘭克福,進入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領導的社會研究所。正是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視引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

1964年 —1971年,哈貝馬斯擔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貝馬斯發表的許多政論性文章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思想和理論成為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精神力量。由於對聯邦德國當時形勢的認識分歧,他同學生“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決裂。他指責學生們脫離現實、理論立場上過於教條主義,認為 議會中的不民主現象只能採取說服或者啟蒙的形式解決,而不應該借用暴力。學生運動領導人則宣稱哈貝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於這種矛盾,哈貝馬斯於1971年離開法蘭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貝格,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

1983年,哈貝馬斯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思想經歷

前交往期(1959-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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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分析以及認識論的歷史重建。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種批判科學的概念。

交往期(1969-1981)

哈貝馬斯從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的建立。

後交往期(1982-1989)

這期間,哈貝馬斯主要致力於對現代性範疇的歷史清理和形上學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後現代主義和闡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轉向基礎上的“後形上學思想”,從縱向(思想史)和橫向(形上學批判)的角度,對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元論證。

反思期(1990-2000)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開始有意識地把交往行為理論向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推進,通過對自由主義政治要領以及社群主義政治要領的批判,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話語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式主義來重建民主制度。

主要思想

尤爾根·哈貝馬斯繼承和發展了康德哲學,為“啟蒙”進行了辯護, 稱現代性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論,對後現代主義思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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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貝馬斯在知識論上的一個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個認識都起源於興趣。他提出人類旨趣的三種類型: a.“經驗─分析的科學研究”包含技術的認知旨趣

b.“歷史-解釋學的科學研究”包含實踐的認知旨趣

c.具有批判傾向的科學(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認知旨趣和與之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個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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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三種規範模式:關於協商政治的概念 從康德到黑格爾 新的非瞭然性――福利國家的危機與烏托邦力量的窮竭 評論:2 黑格爾的現代性觀念 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方案 [論著選讀] 哈貝馬斯: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爭 論杜威的《確定性的尋求》 評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 道德認知內涵的譜系學考察(二) 道德認知內涵的譜系學考察(一) 論盧曼的系統理論對主體哲學遺產的接受 現代的時代意識及其自我確證的要求 超越民族國家?——論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問題* 《交往行為理論》選譯之一:合理性問題導論 社會科學中的意義理解問題 《交往行為理論》選譯之二:合理性概念的定義

人物影響

學界的影響

威爾比把哈貝馬斯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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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爾根·哈貝瑪斯

哈貝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現為: 1,首先是論戰性。哈貝馬斯進入學術領域後,便不斷向各種不同的思想路線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論爭。 2,其次是綜合性。哈貝馬斯是一位傑出的綜合大師,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 3,再者是體系性。哈貝馬斯十分重視自身理論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他逐步從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 4,最後還有實踐性。哈貝馬斯雖然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從1968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開始,哈貝馬斯在德國的政治實踐領域一直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社會的影響

哈貝馬斯特別提到了哲學家的三種社會角色,即“專家”、“治療師”和“公共知識分子”. 要解決技術性的問題,哲學知識似乎無濟於事。然而,當事關如何批判地評估不同專家意見的方法論問題時,或者當事關新技術運用的風險等方面的規範性問題時,人們就得聽聽哲學家的聲音,因為,這正是他們的專長。 自古以來,哲學還承擔著提供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慰藉的功能。在宗教解除了哲學的提供慰藉方面的任務之後,作為一種世俗的智慧,哲學是否還具有一種“治療” 的功能?哈貝馬斯認為,亞里斯多德所倡導的實踐哲學,即以探討善的生活為主題的倫理學,就旨在教導人們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哈貝馬斯指出,在現代的後形上學的思想條件下,倫理學的實踐功能必須有所轉換。“因為現代境況的首要特徵就是世界觀的合法的多元化,哲學家不能對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計畫的實質表示贊成或反對。”鑒於此,倫理學必須犧牲有關具體的善的生活的內容方面,而更加專注於諸如我是誰、我將成為誰等有關認同問題的更為形式的方面。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如果說哲學家還扮演著“治療師”的角色,那么,他的“治療”功能最多在於促使人們就認同問題達成一種合理的自我理解,鼓勵人們過一種自覺的生活。 哈貝馬斯認為,哲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比起作為專家和治療師對於現實更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市民社會中的公共領域是巨觀社會問題的共鳴板,公共知識分子主動地運用其專業能力,介入公共話語,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正是通過這樣的公共話語,現代社會達到了自我理解。哈貝馬斯認為,在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就處理某些問題而言,哲學家是更為合適的人選。所以,哲學對於診斷我們的時代,在促進現代社會的自我理解方面有特殊的貢獻。又如,由於作為“解釋者”的哲學既熟悉生活世界的語言,又熟悉專家文化的語言,所以,哲學家能夠很好地批判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傾向。還有,哈貝馬斯認為,哲學具有解決“正義”社會的基本問題的能力。哲學和民主具有共同的歷史起源,而且以某種方式相互依賴:“哲學對於憲法保護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有特殊的興趣,反過來,時常受到威脅的民主話語也需要這個合理性的公共守護者(指哲學- 引者)的警覺和干預。” 哲學家的這三種角色之間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哈貝馬斯對哲學家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似乎情有獨鍾。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是哈貝馬斯運思的顯著特色和一貫風格。從早期的對海德格爾事件的評論,對學生運動的批評,到80年代就如何對待納粹德國的歷史問題而積極介入“歷史學家的爭論”,一直到近來關於德國統一、歐洲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後民族國家的政治格局、人權問題、複製人、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911 事件的評論,哈貝馬斯,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積極地在公共領域中盡他的責任,貢獻他的思想。這種精神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在科索沃戰爭爆發後發表的《獸性和人性》一文,在中國的思想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近年來中國思想界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也使人們對公共領域的建構產生了某種理論上的自覺,哈貝馬斯的有關理論已成為一些學者觀照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本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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