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該村位於縣城西南約9公里處的伊、洛夾河灘區。全村共15個村民組，654戶，3550口人，耕地2000多畝。農業以種植小麥、水稻為
二里頭村過去，為了防止伊、洛河泛濫，房屋倒塌，居民多挖土築台，在土台上建房。因無統一規劃，街道彎曲狹窄，房基高低不齊，居住、行走有諸多不便。1981年，在縣計委等部門的幫助下，該村對街道、住宅進行了全面規劃，本著新建和改建相結合的原則，逐街逐片進行了新村建設。
街道，有東西大街1條，即偃（師）佃（莊）公路過境段，全長900米，寬22米，柏油路面；南北街12條，其長、寬不等，最長的170米，最短的90米，最寬的22米，最窄的5米，除一條為水泥路面外，余為土路。
1985年底，全村共有住宅754處，總面積83668平方米。其中，原有住宅4處，182平方米，居住人口21人，人均8.7平方米；新建住宅750處，83486平方米，居住人口3529人，人均23.7平方米。新建住宅，大部分面南，少數面東。每所住宅為一獨院，總長18米。前院臨街面建大門，後院為二層樓的住房。住房有磚混和磚木兩種結構。其進深均為6米，前檐2米，橫跨3.3米。間數多少，視人口多少而定，大體分為連底四間和連底六間兩種。院內一側為廚房、雞舍、豬圈、廁所，一側種植花草。整座住宅結構緊湊，布局合理，使用方便，居住舒適。
二裡頭村現有兩委幹部8名,其中總支委員5名,村委委員4名,交叉任職1名。該村黨支部、村委會堅持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較出色的完成上級各部門分配的各項任務，多次被鄉鎮評為模範黨支部和先進村，並獲得“示範村”的稱號。
該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上的具體做法是：一是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全村所有耕地實現節水灌溉，統一種植優質小麥。二是發展養殖業。該村現有養殖小區1個，專業戶20戶，畜禽圈養戶40戶，占農民比例6.2%。三是創造良好環境，大力支持發展私有企業，已形成私有企業涉及小麥良種培育、製藥、化工、油漆、機械、針織等。四是在主要街道設定垃圾堆放點，在該村北邊建立一個垃圾填埋場，每天定時清理垃圾。五是完成村莊規劃，對村道、街道進行統一綠化、美化。六是投資150萬元，打140米深井1眼，改善民眾飲水質量。七是投資26萬元，硬化長850米、寬4米村道。
古蹟
二里頭遺址位於偃師市翟鎮鎮二里頭村，被學術界公認為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里頭遺址對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設、王宮定製等重大問題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１８９９年甲骨文的發現和１９２８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必然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１９５９年夏，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考古探索的序幕。
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穫。１９７７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將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該遺址範圍為東西約２公里，南北１．５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自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２１世紀至公元前１６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稱為“二里頭文化”。
通過近半個世紀的持續發掘，在二里頭發現的主要遺蹟有：宮城遺址，位於二里頭遺址中東部，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寬近３００米，南北長３６０至３７０米，面積達１０．８萬平方米，四周有牆，牆寬２米，殘高０．１米至０．７５米。牆外有環城大路，寬１０余米至２０米。宮城內發現二組排列有序的宮殿建築群，分別以一號宮殿、二號宮殿為核心，並有明確的中軸線。一號宮殿基址面積達一萬平方米，正殿居基址中北部，四周有迴廊；正殿之南為庭院，過庭院為面闊八間的大門。近年發現的三號宮殿建築基址，早於一號宮殿基址百年左右，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墓葬，二里頭遺址內已清理髮掘墓葬有幾十座；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遺址。二里頭宮城距今已有３６００多年，這是迄今發現我國最早的宮城，可視為以後歷代宮城的祖源；二里頭發現的綠松石龍形器，長約７０厘米，頭寬１５厘米，身寬４厘米，由２０００余片綠松石組成，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這裡發現的雙輪車轍，證明距今３７００左右，我國已有了雙輪車；這裡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歷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８４１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聲稱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２１世紀至公元前１６世紀間，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探索到中華文明起源的脈絡，可以補寫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面積進一步擴大，考古碩果迭出。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第三任隊長、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博士，與前輩一樣摯愛考古事業，他用詩樣的語言說：考古發掘顯示，二里頭遺址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後世中國古代都城建設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頭遺址。我相信，二里頭的重大意義必將寫進孩子們的教科書——而歷史教科書上每增加一行字，就意味著幾代考古學家的心血。
和夏代有關，這裡還要提及的是：據有關資料記載，夏代第１４位國王孔甲的墓在三崤山，《括地誌》說，三崤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第１５位國王后皋的墓在雁翎關附近，即今陝縣東南，雁翎關西北山崗上，郭沫若在考察後曾給予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