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託項目。這部四卷本大書，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寫起，歷經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新中國建立後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政治風波，一直寫到2000年新世紀的鐘聲響起。全書立論宏富、資料詳實，詳略有致，文字洗鍊。自然，最大的看點還是作者參閱了大量他人無緣與面的內部資料：比如毛周等領導人的會談記錄、一些當事人的未刊日記或口述記錄。在許多重大事件、人物評價上，都有嶄新的突破。
坊間學者把這部書看作某種風向標：作為“官方學者”的“大佬”，作者寫了什麼，沒寫什麼；寫了的具體寫到哪一步，提法上評價上有什麼新的突破；濃墨重彩的是什麼，輕描淡寫的又是什麼……
可以說，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關於20世紀中國歷史的鴻篇巨著。它既是作者研究歷史50多年的總結之作、心血之作，也是近現代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大手筆、世紀之作。
作者簡介
金沖及教授，1930年12月生於上海，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中國近代史學者，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該領域內取得眾多開拓性成就。 先後當選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會長，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起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中國歷史學界繼郭沫若、劉大年之後獲此殊榮的第三人。 改革開放以來，多次參與黨的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等，其中《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分別獲得第一屆和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等等。
目錄
第一卷
引言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紀的前夜
中華民族步入二十世紀時，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中。甲午戰爭，是一場備受屈辱的悲劇，卻又是一個新的起點。戊戌維新運動推動的變法注定要失敗，但決不能因而抹殺它的思想啟蒙作用。不能因為義和團運動是愛國行動，就不指出那些消極落後、甚至愚昧荒唐的東西，正如不能因為它存在消極落後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一樣。
第二章 推倒君主專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海外有些學者對“清末新政”作了過高的評價，很難說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論戰，把許多人心裡隱藏著的根本問題：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專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人們常說改稱“民國”無非只是換了一塊招牌，但有沒有這塊招牌，它的區別不能小看。從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和思想解放的意義來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第三章 北洋軍閥統治的建立
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共和制度的傳統，民國的現狀又令人失望，為什麼會有那么多人起來捍衛共和制度呢？原因在於：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民心的趨向，是一種無形的卻又常常起著決定作用的力量；精於謀算的袁世凱，機關算盡，恰恰沒有把民眾是怎么想的放在眼裡。“督軍團”現象反映出中國舊的統治秩序已經亂套，無法再利用原來那套辦法來維持，只得採取這種粗暴的、更加不得人心的做法。
第四章 五四運動喚起的新覺醒
五四新文化運動怎么會發生？它是由人們對辛亥革命失敗原因的痛苦反思而來。舊的社會不改造，個人再努力，也是沒有前途可言的。把“改造社會”放在“個性解放”之上，表明人們對問題的認識已從表層向更深層次開掘。俄國十月革命為什麼會在中國先進分子中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原因在於，它正好給了人們正在苦苦思索的問題以一個全新的答案。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有幾個特點：一是用科學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問題；二是下決心到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大眾中去做民眾工作；三是要求建立嚴格的紀律以達到行動的一致。這樣的政黨在中國以往歷史上還不曾有過。最早提出並推動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第六章“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
對當時的國共兩黨來說，“合則兩利”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如果一定要說誰在這中間得到的更多，發展得更快，大約只能是國民黨而不是年輕的共產黨。中山艦事件的經過當然有偶然的因素，但蔣介石立刻採取這樣大的動作，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排除異己，顯然有著更深的背景和用心，不能簡單地只用偶然因素來解釋。大革命為什麼失敗？決定的因素是客觀的力量對比；應該說它的失敗很難完全避免。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幾年
新軍閥間的大規模內戰，代替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這是從一九二九年初到九一八事變前夜中國政治生活中左右全局的突出內容。南京政府建立後的最初幾年，雖有過一段很短時間相對穩定的統治，實際上已為它日後的失敗埋下了種子。
第八章 工農紅軍的苦鬥
當時放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路只有兩條：或者是拿起武器，進行武裝反抗；或者是遲疑猶豫，坐以待斃。南昌起義，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次武裝反抗。八七會議著重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上放棄獨立的政治立場，一味妥協退讓；參加這次會議的毛澤東在會上發言，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重要論斷。以後，在實踐的探索中，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