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乾隆一朝是清代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國力強盛，號稱太平盛世。瓷器生產空前繁榮，官窯瓷器普遍精美，一是因為乾隆本人提倡，二是因為督陶官唐英的督造。唐英以內務府員外郎職到景德鎮督辦官窯30年，開創了中國陶瓷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他督造的瓷器，無論是工藝技巧還是裝飾藝術，都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清代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形容當時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幾於鬼斧神工”。
再次，該盤為標準的八寸盤，盤折沿口，淺弧腹，矮圈足，通體紋樣以淡描青花繪就，其發色青翠艷麗，濃淡有致。盤內外壁通繪纏枝菊花紋，折沿面繪6組牽牛花，其花朵或含苞，或綻放，風姿各異，氣質清新。盤心繪以菊花紋樣，委婉多姿、鮮活逼真、富有動感。足內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款識規範工整、橫平豎直、章法嚴謹、字型穩重，乾隆官窯款特徵明顯。
此盤造型秀雅，製作規整，胎體細膩，厚薄勻稱，從尚存的一點釉可以看出白釉瑩潤，青花發色濃淡相間，濃則鮮艷，淡而素雅。修胎講究，足根圓潤，為清代足際最規整的“泥鰍背”，充分體現了乾隆朝制瓷工藝的巔峰水準。
國禮尚瓷，自古就有
禮品是忠信、義理的象徵，是“禮貌”的物質具體化。《禮記》中說：“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所謂地財，是指本國土地的出產物，如稻粟谷黍、桑蠶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摶土冶陶。因為在封建社會裡，最高統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財的豐富，足已炫耀其領土的廣闊、物質的豐裕、國力的強盛。
早在唐代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揚海外”的外事主張，其用意就是要憑藉物揚海外的主張，力圖實現萬國來朝的政治目的，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設於地財”理念基礎。瓷器，便就成了歷代王朝物揚海外的首選品，並得到歷代天家貴胄的共識，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國禮尚瓷”的傳統觀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見羅剎國大使時就說過：“泱泱中華，物產王土，萬國來朝，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為之膛目，驚羨不已。”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宮廷用瓷和賞賚往往從民間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於三個方面：一是供皇帝宮廷的“御用”，包括賞賜給功臣勳爵：二是作為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回贈禮品；三是用於對外貿易的商品交換。
到明代設立了御窯廠制度後，宮廷用瓷和賞賚都由御窯廠專門燒制，不再從民間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鎮燒造的國家禮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歲無定樣”，而且是“參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備儲巧妙，於彩繪人物，山水、花鳥，各務極其勝”。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詔令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來贈送給覲朝賀喜的外國使團的，這也是為什麼南亞和中亞很多國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窯瓷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賜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貢制度是中國古代統治者處理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兩朝厲行海禁時期成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貢制度中，與朝貢國“奉表納貢”相對應的，是中國朝廷對朝貢國國王的冊封和賞賜。
朝貢貿易是朝貢制度的物質基礎。從經濟角度看，貢、賜之間，即是一種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關係。除此之外，朝貢貿易還包括朝貢制度下的互市在內，這才是朝貢貿易的主體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貢貿易政策，有貢才有市，非入貢不許互市。所以，朝貢國之所以朝貢，主要還是為了貿易，清廷對朝貢國的“賞賜”一直秉承“薄來厚往”的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雍正和乾隆兩朝，清廷對朝貢國的賞賜逐漸增加，並通過加賜、特賜這兩種方式，使“薄來厚往”的這一對外交往傳統原則得以體現。這是雍正、乾隆年間朝貢國數量及朝貢次數有所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欽定大清會典》記載，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賞賚瓷器的記錄。從乾隆朝開始，瓷器為主要回賜物，而又以乾隆朝為盛，嘉慶朝則大減，以後回賜物中就鮮有瓷器了。這與乾隆皇帝的自信與愛瓷，以及清代官窯瓷自乾隆之後逐步走向衰落有關。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現乾隆官窯瓷器的機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儘管乾隆朝賞賜給朝貢國不少官窯瓷器，但相對於數量龐大的外銷瓷來說，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載有幾十萬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過幾十件官窯器，經碰撞、擠壓和長期的海水腐蝕，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據此，可以推斷這件出水青花盤的珍稀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