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歐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美國作家。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1934年從布魯克林學院畢業後即從事文學創作。任《新共和》雜誌的戲劇評論員，隨後到紐約大學講授文學創作課。1942—1945年在美國陸軍服役，1951年以後長期居住在法國和瑞士。他的第一部劇作《埋葬死者》（1936）是用表現主義手法寫的以反戰為主題的進步戲劇作品。肖還成功地創作了《文雅的人》（1939），《兒子和士兵》（1944），《刺客》（1944）等劇本，同時在《紐約人》等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他的第一部小說《幼獅》（1948）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受稱讚的戰爭小說之一，雖然在結構上顯得有些粗糙，但由於作者嚴肅的現實主義手法和讚美人類進步力量偉大精神的主題，因而出版後頗為暢銷。其它作品有《煩惱的空氣》（1951），主要描寫麥卡錫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美國人的困境和矛盾。《露西·克勞恩》（1956），《另一個小鎮的兩個星期》（1960），《夏日的歌聲》（1965），《拜占庭的傍晚》（1973），《夜間工作》（1975），《山頂》（1979），《水上的麵包》（1981），《可以接收的損失》（1982）。其中1970年出版的《富人，窮人》及其續篇《乞丐，竊賊》（1977），被公認為肖最優秀的長篇小說，通過一家德國移民老少三代的遭遇，顯示了從4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矛盾。除了長篇小說外，肖還寫有大量的短篇小說，早年出版的集子有《歡迎到城裡來》（1941），《言不失信》（1946）和《混亂的信念》（1950），《達克街的愛》（1965），197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五十年》是肖自創作以來半個世紀裡最優秀的短篇總匯。
內容概要
在午後的陽光下，一艘白色的遊艇衝破地中海的波浪，緩緩地向前駛去。在船尾的欄桿前站著神情憂鬱的富商魯道夫，身旁是他的姐姐格麗卿。這個女人四十歲剛剛出頭，頎長的身材，亭亭玉立，一頭黑髮在吹向海面的微風中輕輕飄拂，烘托出一張閃閃發亮的蒼白臉龐。她現在已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姐弟倆呆呆地並立著，一句話也不說，甚至彼此都不看上一眼，他們是去給弟弟托馬斯送葬的。托馬斯從小混跡街頭，尋釁打架，長大以後終於改邪歸正，自食其力，後來為保護嫂子慘遭匪徒殺害。托馬斯的兒子威斯利年方16，早已在家庭和社會的磨難中成熟了。他和父親一樣好鬥，在學校里差不多和一半以上的學生打過架。他決心找到殺人兇手，為自己的父親報仇。但他壯志未酬自己卻先進了監獄。他在法國的一個酒吧間裡和人打起架來，差一點用啤酒瓶把一個人打死，還動手打了警察。警察只好把他硬抓起來。威斯利躺在監獄裡的一塊光禿禿的木板上，心裡反倒覺得有點寬慰，感到離自己的父親更近了一些。他現在冷靜下來了，思想上沒有一點負擔，什麼也不顧慮。多虧別人把他從那個英國人身上拉開，但願他沒把那個狗雜種打死。“如果那個狗雜種沒死，伯父總會把他從這裡弄出去，這個腰纏萬貫的小老頭”。威斯利想到這裡笑了，儘管一笑就感到疼痛。魯道夫找到他在昂萊布的律師朋友，打通關節，他們告訴他，案情相當嚴重———個啤酒瓶完全可以被解釋為危險的兇器——這樣一來，威斯利在幾周之內是不會輕易開釋的。幸運的是，那個英國人已經完全脫險，而且此人也不止一次觸犯過當地的法律，於是，警方從憐憫的角度出發，考慮到威斯利的年齡和最近的遭遇，僅限他在一周內離開法國。這樣，威斯利又回到紐約，由於不到繼承年齡而身無分文，只得靠打工度日，可是仍不忘替父報仇。他靠在《時代》周刊工作的一位姑娘艾麗斯的幫助，遍訪了父親舊日的朋友，情人和敵人，對父親有了更完整的認識。父親一貫剛毅正真的品質更堅定了他報仇的決心。於是，他斷然拒絕了魯道夫要他進航海學校的建議，也放棄了當電影明星發財致富的機會。在這之前，他曾臨時在格麗卿導演的片子裡任一個角色，居然十分成功。魯道夫家庭從來沒有人有過這種天才，雖說格麗卿在舞台上乾過幾天，可也沒有什麼成就。大家看了樣片上威斯利的表演，覺得非常驚奇。他身上具有的不只是一種特殊的才能，而是各方面的才能。在美國有一點是特別明顯的，一個人從哪裡啟航，到哪個港口靠岸，不是靠地圖安排。不管在哪裡都沒有可靠的家系圖，乾任何事情都得倚仗自己。後來，威斯利又來到法國，並設法打聽到了殺害父親的兇手是南斯拉夫人喬諾斯。他在策划行動時碰到了表兄比利。比利是格麗卿的兒子，從小就玩世不恭，胸無大志，最終因道德問題被學校開除。比利被迫應徵入伍，在布魯塞爾北約部隊的美軍總部服役。他在那兒愛上了一個德國姑娘莫妮卡，沒想到，莫妮卡是恐怖組織的成員。本來對生活就毫無熱情的比利這時認為從事恐怖活動或許可以表現自己的價值，使個人在整個卑鄙下流、殘酷無情的社會機器中，已不再是一顆無足輕重，隨時可以替換的齒輪了。他毫不遲疑地投入了恐怖組織。但當莫妮卡揭示他去放映他母親導演的影片的電影院安放炸彈時，他退卻了，他不忍傷害那些無辜的生命，遂去警察局報了案。結果，恐怖組織找上了他，在他駕駛的小汽車裡放置了定時炸彈，差點把他炸死。由於比利和威斯利經常生活在一起，他逐漸為威斯利堅韌不拔的復仇精神所感動，他決心幫助威斯利，並把他以前偷藏的一把無聲手槍借給威斯利·威斯利經過周密策劃，作好了報仇的一切準備。然而，比利在最後一刻越想越不妙。偷偷打電話把他們的計畫告訴了魯道夫。魯道夫深知問題嚴重，擔心威斯利貿然行事，釀成無法挽回的大錯。他火速趕到法國，找到那位律師朋友，不惜重金，要他僱傭一個殺手在威斯利動手之前，就幹掉那個南斯拉夫人。過去，魯道夫曾經在各種各樣的交易上握手成交，事成之後總要慶賀一番。這一次握手成交，以後可沒有慶賀的必要。幾天后，報上刊登了這樣一條訊息：“昨天夜間，維克斯港的碼頭上發現男屍一具，經警方驗證，系南斯拉夫人喬諾斯·丹諾維克，他的頭部被人擊中二槍。”警方認為這又是一次仇殺事件。
作品鑑賞
《乞丐·竊賊》雖然是《富人·窮人》的續集，自身卻是一個獨立完整的故事。它以魯道夫家第三代在生長過程中的種種遭遇，生動形象地反映出70年代美國社會危機的加深和青年人徬徨，迷惘的不安心情。如果說作者在《富人·窮人》中還以肯定的態度描寫了第二代人的追求，那么在《乞丐·竊賊》中則完全對他們的後輩失去了信心。這是更為痛苦的一代，他們一方面厭惡上一輩的放蕩和虛偽，一方面又不得不仰仗自己老子的主錢，因而始終陷入一種異已的矛盾中，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格麗卿的兒子比利。他對社會有自己的看法，但又無法解釋這個社會。他感到世上的一切都與自己格格不入，對自我的穩定性，可靠性和自身的價值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在舅舅魯道夫的幫助下，他被學校開除後，又投身軍隊，藉此逃避對社會的責任，不料，卻在一場荒唐的“戀愛”中卷進了西歐的一個恐怖組織。他並不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革命”口號，但為了創造與眾不同的“自我價值”，還是積極地參與了恐怖活動，後來，自己則差點被恐怖分子炸死。比利所走的道路是60年代許多美國青年都走過的一條消極道路，這裡，顯然作者對他是持否定態度的。在個人與自我日益異化，罪惡與死亡交替出現的今天，作者滿懷激情，不惜筆墨重點塑造的則是另一種人的形象，即小說中真正的主人公成斯利。威斯利從小生活在貧困中，惡劣的環境造就了他維驁不馴的性格。在那金錢至上的社會裡，他既不被強權所辱，又不為銅臭所污，無疑是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典範，渾身散發出一股清新、健康的氣息。儘管魯道夫千方百計地向他灌輸實用主義的價值觀，並為之安排了一條切實可行的發財致富道路，但被他一口回絕。無論面臨什麼樣的艱難險阻，他為父報仇的決心都不曾動搖。可以說，作者是把威斯利當成真正的美國精神的化身來加以表現的。可悲的是，正像威斯利的父親當初不得不靠他的富親戚過安定的日子一樣，威斯利本人在復仇過程中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依靠他有錢的伯父。魯道夫就如高懸在他頭上的太陽，甩也甩不掉，離也離不開。要是沒有魯道夫出面用錢打通關節，他或許要在法國監獄裡度過一半年華。尤其發人深醒的是在小說的結尾，當威斯利費盡心機，歷盡艱辛總算找到殺害父親的兇手，準備拼出性命完成自己的“英雄業績”時，魯道夫卻輕而易舉地用金錢買到殺手，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兇手除掉了。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威斯利再一次受到現實的嘲弄。這實際上等於宣告歐文·肖所讚賞的那種正直剛毅，永不衰退的美國精神的破產，同時點明了作品的主題。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的，只是資本家的財富。金錢猶如一張無形的大網，時時刻刻絆住窮人的手腳，所以正直人不得不象乞丐那樣靠富人的施捨過活，而富人總像竊賊一樣，卑劣地偷走了窮人的權力，意志和精神。這就是所謂“富裕社會”發生全面異化和精神危機的根源。在這樣的社會中生長的青年一代，生活上受到誘惑，心靈上受到腐蝕，眼看著長輩的醜惡放蕩，耳聽著長輩的道德說教，又怎么能不否定一切傳統的價值標準？無可奈何之餘，作者借威斯利的內心獨白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我父親不應該只燒掉一隻十字架，他應該放把火，把這整個該死的地方統統燒掉！”在藝術風格上，歐文·肖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象狄更斯那樣地創造了形形色色令人難忘的眾多人物，又象狄更斯那樣完美地處理情節。不管是在散發著臭氣的紐約的下等旅館，還是在風景宜人的法國海濱，歐文·肖的故事在時間和地點上安排得都是有著有落，妥妥實實。”在刻畫人物時，他又隨時間運用了意識流的手法，使人物的思想和行動緊密相聯。當然，小說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歐文·肖顯然對美國早期的勤奮、忠誠等價值觀念深懷眷戀，硬把它們塑造到魯道夫等人的性格里，給人一種勉強之感。
